提要：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苏联炸死。苏联杀张的动机就是报仇，报中东铁路被张作霖管制之仇，报苏联大使馆被张作霖侵入之仇！张作霖死后一年，张学良完全接管中东铁路，斯大林以此为借口，于1929年侵略我东北，数万中国人被苏联屠杀。
1.苏联的敌人张作霖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今辽宁省海城市)人，乳名老疙瘩。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投身绿林，势力壮大，清政府无力征剿，就将其招安。张作霖协助清廷剿灭杜立三等土匪势力，后又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逐步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号称“东北王”，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
苏联仇视奉张由来已久，盖因张作霖（1875-1928）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助日驱俄（他为日本的战马服务）。1917年十月政变后，失败的沙俄白卫军大约有30万人逃到我东北，他们得到了张作霖的庇护。张作霖不但支持白卫军的“反苏复国”行动，还把白卫军成建制地收编到奉军中。因此，张作霖成为“契卡”要除掉的目标就不奇怪了。
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1924年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中东铁路将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但是，随着直系被赶出北京政府，苏联政府开始把张作霖当作它侵略中国的主要敌人。从1925年起，苏联独吞了中东铁路全部赢利。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要收回中东铁路，东北军甚至阻拦列车，抢夺货物。
2.苏联策划反奉战争
1925年5月，苏联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决定在北京成立以其驻华公使加拉罕为主席的领导中心，并在广州、冯玉祥部、岳维峻部建立三个军事小组，开展对中国内政的全面干涉，酝酿内乱。1925年5月初，第一批苏联教官组就到了张家口，在国民军第一军工作。一个月后，另一组顾问被派到国民军第二军工作。鉴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将要与奉系军阀展开决战，苏联政府甚至特别派遣了战绩卓越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叶戈罗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以便就近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1925年9月23、28日，俄共（布）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国民一军价值3486596卢布的军火，飞机10架；国民二军价值701789卢布军火，飞机10架；国民三军3082795卢布的军火；另调拨价值74.1万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温施利赫特和博尔特诺夫斯基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绝密）》，转引自《吴廷康》，P233注1）。总数800多万卢布的军火，可见斯大林为搞乱中国的决心有多大，甚至给了如此之多毒气弹！
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国民军得到了苏联的步枪55857支，子弹约5800万发，大炮48，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配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l8门以及药品等等。(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第10页)。根据冯玉祥1926年8月15日在莫斯科所立的借据，苏联在两年中援助冯玉祥的军火有：步枪31500支，子弹5100万发，机枪227挺，炮60门，炮弹5.8万发，军刀5000把，飞机10架。同月，苏联还决定拨给冯玉祥铁甲机车8辆，汽油3750普特，飞机油750普特。1926年1]月24日，国民联军总参谋长鹿钟麟率参观团离华赴苏访问。斯大林接见鹿钟麟，并答应向国民联军“援助10万银元之军费”(鹿钟麟：《访苏见闻》)。他还答应为冯玉祥提供“5万人的军事装备，但后来他又决定全力以赴，提供了比这个数量多8倍的装备”(毛以享:《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02页)。
1925年7月，吴廷康带来中国的《俄共（布）顶层会议第68号记录》里，就有“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张作霖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指令。为更有效地在中国制造战乱，加拉罕亲自策划了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军事暴动，李大钊奉旨做了很好的工作，才有郭松龄的反戈。二虎相争，苏联得利。
为了乘势打垮亲日反苏的张作霖，苏联外交人员四出活动。苏联代表秘密与江浙军阀孙传芳等进行接洽，承诺为其提供军火。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攻占上海，11月7日占徐州，奉军退守山东。1925年10月22日斯大林亲笔签批：“拨给孙传芳100万发德国造子弹，条件是，孙允许其辖区内的工人运动合法化，并对拨予子弹之事严格保密，决不可牵涉到苏联政府。”其目的显然是帮助中共通过工人运动来掌控上海等地。10月26日又签署命令催督该批子弹“尽速调运”。
1925年，郭松龄夫妇到日本参观军事，闻张作霖正在日本采购兵器，要与国民革命军开战，郭松龄不满，遂决定联络冯玉祥共同反奉。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奉，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便与冯玉祥频繁联系。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也察觉出郭有异心，遂急电郭回奉听候命令。郭于是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得了苏俄毒气弹的冯玉祥与郭松龄及张作霖另一部将李景林结成“三角联盟”，并于11月20日签订密约。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把不赞成反奉的30多军官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当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11月23日，7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消灭苏联敌人的血战就此打响了。12月6日黎明，郭军攻占锦州，7日兵锋直指沈阳。15 日，日内阁决定增兵满州，还给张作霖提供贷款、军火和情报。2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名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民众》书，号召“全中国人，任何阶级的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参加这次反奉反日的运动，以保全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民族自由”。26日开始，共党发动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群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日反张作霖。12月22日，郭军发起总攻击；但被奉军与日军联合击败。25日，郭松龄夫妇被杀害。
三，苏联斩首张作霖失败
此时，因为苏联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1926年1月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一度拘捕苏联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苏军则向满洲里集结，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3日内放人。后经日本调停，张作霖释放了他。1926年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等16人联名通电全国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对抗北伐。奉军的实力达到空前的地步，仅东北国防军就有18个师之多（最多时编制达20个师，后缩为14个师），拥有全国首屈一指的海空军实力。1926年7月，张作霖在北京会见了吴佩孚，与其讨论了共同对付共产运动问题。同时，张作霖还向吴佩孚提出了将中东铁路管理权交给他来管理的要求。尽管苏联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但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实际上还是落入了张作霖之手。在张作霖拒绝妥协的情况下，苏联于1926年8月命令军事情报局采取暗杀行动。在苏联人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当时，苏军情报局将暗杀张作霖的任务交给了特工萨尔嫩和布拉科夫。根据暗杀计划，萨尔嫩将在张作霖官邸大宅内埋设地雷。有消息说，9月底，在张作霖官邸将举办一次音乐会。届时，萨尔嫩应安排乐队人员将地雷偷偷带来，将其埋设在张作霖居住的大宅院，并将地雷定时。布拉科夫主要负责护送地雷过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边境火车站与萨尔嫩派来的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接头，准备移交地雷。但是，他们的行踪早已处在张作霖特工人员的监视之下。车站巡警立即对布拉科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并发现了地雷。于是，布拉科夫、梅德维杰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声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杀张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国的苏联侨民策划的。在苏军情报局暗杀张作霖的第一次行动失败后，张作霖开始与莫斯科疏远，并采取了许多敌视苏联的行动。
1926年张作霖主政北京时，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1927年1月，张作霖开始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进行搔扰。1927年3月1日，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苏联货轮“纪念列宁号”，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鲍罗廷娜，并企图强迫鲍罗廷娜说服丈夫鲍罗廷签订南北停战协定。4月6日，搜查了苏联驻北京领事馆，逮捕了15名苏籍人员、60名中G成员。张作霖亲自下令杀害了李大钊等19名G党，其余41人判了徒刑；并指责苏联大使加拉罕收买学生、制造动乱，将其驱逐出境。4月10日，苏联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随后，苏联顾问团撤离中国。6月25日，张作霖致电蒋介石，希望与其签订一份“共同反共”协定。
四，斯大林炸死张作霖
斯大林认为，张作霖的所作所为已严重损害了苏联，命令苏军尽快暗杀张作霖。为了把暗杀视线转向日本政府，苏联政府命令萨尔嫩领导的东北三省特工小组做好这项工作。暗杀小组的4名苏联特工，早就以不同身份潜入中国。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是曾参加过第一次暗杀行动的、富有对华情报工作经验的萨尔嫩，拉脱维亚人，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的处长，1926年被派到中国，以军事顾问身份为掩护，实际是驻中国特工站的站长，从事间谍工作。具体执行人是有“冷面杀手”之称的埃廷贡、兵器专家维纳罗夫以及维纳罗夫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
1928年春，暗杀行动小组成员陆续从莫斯科、北京、沈阳等地聚集到哈尔滨，后转移到沈阳，住在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内。爆炸张作霖的专列是首选预案。人员前期任务分工是：维纳罗夫准备爆炸装置，埃廷贡负责地点、线路的选择，萨尔嫩负责找协作的亚裔特工。
埃廷贡，名纳乌姆，1899年出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一手拉扯大的。1918年12月，苏联红军解放了埃廷贡的家乡。1919年9月，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组织。返回故乡后，埃廷贡被选派到当地布尔什维克党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小组”。在“特别行动小组”工作一段时间后，埃廷贡又被选进了“契卡”。第二年，就当上了当地“契卡”局的副局长。1923年，埃廷贡被调到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东方部工作，随后又被派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所属的军事科学院，从事间谍业务学习。1925年年底，作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ИНО”派出的特工、埃廷贡首次来到中国。
维纳罗夫于1896年2月24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工人家庭。1921年，维纳罗夫在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捕，1922年从狱中逃出，进入苏联境内。1922年底，经共产国际“秘密国际联络处”头目皮亚特尼茨基的举荐，维纳罗夫被招募到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向境外调配武器，武装那里的特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1924年，维纳罗夫接受特工与谍报专业学习，次年4月，受命秘密潜回保加利亚，并与战友一道，成功地暗杀了正在索菲亚大教堂做祷告的保加利亚皇帝。1926年元月，应苏联红军军事情报局中国站负责人萨尔嫩的请求，具有丰富的兵器及暗杀经验的维纳罗夫被总部派到中国，协助萨尔嫩工作。与维纳罗夫同时到达中国的，还有他的妻子、军事情报局密码报务员列别捷娃。在执行“清除”张作霖的任务中，许多绝密电报的收发都由她完成。
乌索夫在《苏联特工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一书中记述道：1928春，由从北京来的拉脱维亚人萨尔嫩、保加利亚人维纳罗夫和从莫斯科来的年轻特工埃廷贡等人齐聚哈尔滨，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以商人为掩护身份，在俄国人列昂尼特.维加德卡开办的罐头食品厂落脚食宿。该小组的密码报务员为与丈夫维纳罗夫一同从北京赶来的女特工加丽娜.列别捷娃，她的掩护身份为“哈尔滨远东银行”职员。后来，这个特别小组的所有成员一下子从哈尔滨消失了。
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考虑到张作霖经常乘火车回奉天的习惯特点，特别行动小组决定把“清除”行动锁定在沈阳，采取中途起爆的方式。炸弹由兵器专家维纳罗夫备制，而地点、线路选择则由埃廷贡负责。萨尔嫩负责挑选亚裔特工，做协助及外围工作。潜入沈阳后，他们聚集到苏联驻奉天领事馆“安乐窝”小楼，举行了秘密的宣誓仪式。其誓词全文为：我十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党和祖国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使自己万分激动。作为党和祖国的儿子，我甘愿牺牲自己，也绝不会暴露秘密，出卖组织。我以自己的生命做保证，宣誓：我要求远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忠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忠于伟大的苏联人民(见《克格勃档案》第一卷)。
宣誓仪式结束后，他们向莫斯科总部发去密电：一切准备就绪，可随时实施“清除”行动。莫斯科总部领导人明白：萨尔嫩与埃廷贡等人正在等待暗杀张作霖的最佳时机。于是，他们命令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的行踪，以配合萨尔嫩等人的行动。不久，报务员列别捷娃收到来自莫斯科的密电，上面写道：“由于北伐军步步紧逼，张作霖正准备撤出北京，返回老家沈阳，并拟实施‘满洲独立密约计划’”（《克格勃档案》第一卷）。
萨尔嫩对列别捷娃命令道：“请总部说出张作霖返沈的具体日期及所乘的具体交通工具。”5月30日夜，莫斯科总部发来密电：“张作霖拟在6月3日从北京站出发，所乘交通工具是火车。你们要缜密行事”。在该密电中，莫斯科总部再次提醒：在实施“清除”行动时，一定要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日本人或南方的蒋介石集团身上，最好能引导到日本人身上；已指示在华的相关媒体，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关于这一点，戈尔巴基迪与普罗霍罗夫在《克格勃下达暗杀令》一书中有如下的解释：“之所以选择萨尔嫩再次领导这次‘清除’行动，是因为他在满洲地区发展了多名中、俄及其他亚裔的特工人员。这样，在日管区实施行动时，由于有这些人的化装参与，就可成功地把们的视线引到日本人的身上。”
按照莫斯科总部的要求，特别小组紧张而有序地工作起来。维纳罗夫负责准备炸药。在很短时期内，他就备妥了120公斤黄色炸药。为便于携带和隐藏，他把这120公斤炸药分解成40个小袋，每个小袋仅重3公斤。小袋的外面标上了“洋灰粉”或“涂料粉”的字样。兵器专家出身的特工，干起这种事来，可谓得心应手。埃廷贡负责选择行动的地点和线路。经过几天的化装踩点，他最终选择了京奉列车必经之路的京奉路（即京沈线）与南满路（即长大线）交叉处的老道口。其优点是：1）它距皇姑屯车站很近，而且还有一个便于隐蔽放置炸药的三洞桥，由于两侧的路基凸凹不平，更便于摇控引爆并迅速撤退；2）最关键的是，该地段处于日本人管辖区，但平时又不太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就很容易把爆炸嫌疑引到日本人身上；3）老道口两侧属于居民区，居住人员成分复杂，便于实施人乔装进出。
为了确保“清除”行动万无一失，莫斯科于6月2日、3日又连续发出电报，把有关情况作了更细致的介绍。6月2日晚间，萨尔嫩又收到一份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将于6月3日凌晨（时间待定）从北京站出发，走京奉路，约在6月4日凌晨（时间待定）到达奉天新站。该列车共22节车厢，张所乘坐的车厢为第10节，其明显标志为蓝色的花车。接到该密电后，萨尔嫩下令维纳罗夫再次逐个检查40小袋炸药的质量与外包装；埃廷贡与精心挑选出来的亚裔特工则充分休息，以保持充足的体力。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6月3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各阁员及侍从武官等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分乘4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凌晨1时30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深夜，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亮。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同张作霖一起同车返奉的有随行人员、卫队、六太太、三子张学曾、好友莫德惠等，以及两名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町野武马。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张作霖出关的这一天，卸任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为人所注意。
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列车启动。几分钟后，远在奉天的萨尔嫩收到了如下内容的密电：确认此前密电内容，并告：“张作霖所乘之列车已于6月3日凌晨2时30分整从北京站发车，预计将于6月4日凌晨3时30分抵达奉天新站。”收到该密电后，苏联特工紧张起来。埃廷贡带着两名亚裔特工，于3日子夜前将维纳罗夫准备好的40袋炸药秘密地摆放到老道口三孔桥下，然后在夜色掩护下躲藏到10米外的路基下伪装起来，只等几个小时后京奉线列车开过时，按动手中的引爆器。按照埃廷贡事后的说法，当时他已做好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准备，如果炸车不成功，他也会挺身冲向张作霖。
6月4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时，奉天站的官员张景惠、刘尚清等都到车站来迎候。而张作霖的家人及留守的文武官员则在奉天新车站敬候。离开皇姑屯车站时，已是凌晨5时20分，这比密电中预测的时间大约晚了两个小时。由于在山海关停车延长了时间，张作霖专列到达皇姑屯那座三孔铁路桥的时间，比莫斯科的预测晚了两个小时。但是，锲而不舍的特工小组没有改变计划，坚持等列车到来而果断下手。5时30分，张作霖乘坐的那节特征明显的蓝色花车里，有张作霖本人，还有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保卫处长温守善，以及正从前节车厢里走过来的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春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于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几节车厢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当时就死了，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3丈远；当时没死，内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他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当人们把浑身是血的张作霖抬进大帅府时，他已奄奄一息，之后，胡乱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便气绝身亡了，享年55岁。此时是6月4日上午9时30分。
事后统计，这个由苏联特工一手策划、埃廷贡亲自实施的“皇姑屯炸车事件”，共炸死53人。除张作霖外，还有随车的亲属、文武官员。另外，爆炸还使同车厢的保卫处长温守善、卫队团长于恩贵及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等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成功地“清除”张作霖后，苏联鼓动中外媒体，利用中国人对日本人尤其是对关东军的积怨，推波助澜，把“凶手”的帽子戴到了案发地管辖人——南满铁路段监护人日本关东军头上。退一万步说，即使日军要秘密清除张作霖，有必要在日本人的管区内公然实施震惊中外的爆炸方式吗？与张作霖同车被炸的还有日本高级顾问嵯峨诚也，有必要杀自己人吗？徐州的郭泉至今都在污蔑“张作霖之死是由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擅自行事”。
在世人一片斥责日本的痛骂声中，莫斯科总部悄悄地把真正的凶手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调回国内，并企图永远封锁其中的内幕。几年后，当“皇姑屯爆炸案”的实施者已经被确认为日本人后，苏联党政高层又秘密地重奖了自己的特工英雄。
萨尔嫩因“忠实地完成了极特殊的使命”，而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并破天荒地得到一块足赤金表；埃廷贡则因“极特殊的贡献”，而被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奖章——“列宁勋章”；维纳罗夫因参与“共产国际特殊使命”，而被以后的保加利亚政府授予“社会主义劳动勋章”。
虽然苏联最高当局一再告诫不得吐露任何有关消息，但若干年后，当这些功勋特工退休后，就不愿保持沉默了，他们会有所暗示地谈论一下自己过去辉煌的功绩。比如，埃廷贡在1975年写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的亲笔信中说：1925年底，在受命去中国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去境外执行特殊任务），我被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部长特里利瑟尔同志领到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办公室。在那里，捷尔任斯基同志向我宣布了派自己到中国执行特殊使命的决定。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赠言道：“去做一切对革命有利的事情吧！”当时，我就表示：“为了捷尔任斯基的赠言，我甘愿到那里去，献出自己的生命。”事实是：为了苏党与苏维埃政权利益的需要，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见《俄罗斯对外情报录纲要》）。
五，斯大林让日奸成为替罪羊
“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后，东京极为震惊。当他们听说案发地属于关东军所属的南满铁路管辖区后，便急令日本关东军速去现场调查，并尽快公布调查结果。6月4日上午8时，日中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共同调查。下面是中方交涉署科长关庚泽呈交给其署长高清和的现场调查报告：张作霖专列共20辆。被炸车厢在中部，即第9-12辆。第9辆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枕木所毁，后部尤重，车身向北倾斜，后左轨道脱轨。车厢内发现男尸一具，查明系参谋长于国翰的车夫。第10辆大包车，是张作霖、吴俊升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在这里又发现焦尸一具，查明系山海公司饭厅仆役。第11辆是饭车，破坏最重，所有机轮都已损坏，又遭火焚。车前北方侧有女尸一具。第12车厢为睡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上述情况证明：凶犯们操纵爆炸时间，十分准确地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关于勘验桥洞被炸情况：轰落铁桥一座、副桥两座，南北两侧护桥石垛都被崩毁。现场证明是用炸药爆破的，从破坏力估量，绝不是用手投掷所可办到的。装置炸药地点，在石质桥座上方或铁桥桥脚与桥座连接处，引爆使用电流。
6月4日上午10点30分，日本陆军部发表“皇姑屯事件”声明，以示清白。6月12日，日本陆军部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该报告除公布以上内容相同的调查结果外，质疑爆炸系国民军便衣队所为，并称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7月1日，以田中义一为首的内阁做出决议：日本人与暗杀张作霖无关。但因发案地属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管辖地段，所以关东军负有守备责任，因此对相关人员给予了行政处分。如，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大郎被编入预备役，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与满洲守备队司令官水野竹三被撤职思过，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被停职反省。对他们的处分文件上写道：“这只是关东军在警备上的一种疏忽。”随后，田中首相以“张氏案调查，关东军幸告无罪”为结论，上奏日本天皇（见岛田俊彦、关宽治《满洲事变》）。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勋爵李顿为首的专案组专程来华，调查“皇姑屯事件”。但数月后，竟一无所获。李顿的结论是：“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无法判明。惨案内幕仍在雾里中。”
1937年6月3日，张作霖去世9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为张作霖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他们将其灵柩在奉天举行“慰灵祭”后，由奉天开出一列专车，直达石山车站。参加人员除众多的日本军队官兵外，还有僧道、喇嘛等人。送葬行列摆了有一里地长，其中挽联、花圈、万民伞、万民旗等仪仗齐全。由奉天陪送的僧侣鼓乐，以及由锦州迎接的僧侣鼓乐合在一起，待灵柩起行时，一齐吹打起来，场面甚是壮观。
最具戏剧性的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政界要人冈田启介揭发，“皇姑屯事件”系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佐所为，河本大佐作了《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其实，这也是苏联人导演的一出戏。冈田、河本二人都是苏联情报机构收买的情报人员。该供词实际上是由河本大作的恩师冈田启介精心策划完成的。
被解密的苏联军情档案有这样一段叙述：有充分证据证明，首次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语出惊人地招供：“皇姑屯事件”系日本关东军河本大作等人所为的冈田启介，已在去东京作证之前，就被苏联国家安全部（即克格勃前身）所招募。其实，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藏身在东京的苏共特工佐尔格发展成苏联秘密情人员（《苏联军事情报局：组织与人员》）。1946年1月19日，当时的“东京盟军最高统帅总部”发布了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由于该法庭声称，将会再次审理由前国联李顿勋爵为首的专案组判为悬案的“皇姑屯爆炸案”，这就引起了苏联的担心。
为防止该案件的调查追查到真凶——苏联特工身上，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主动出击，让已风光不在的关东军残兵败将作伪证，承担炸死张作霖的责任。1946年初，冈田启介收到了一份来自莫斯科总部的密电：请在日本关东军存活的人员中，寻找心理和精神状态良好的弟子或属下，把我们的对对方生命有益的合作意图说清，使之同意：该案件系自己势力所为。具体人员由您来物色。需要指出的是，您不仅需要物色好“坦白者”，而且要为其准备令人信服的坦白材料。坦白材料必须明白无误地说明：该爆炸案是由自己领导并组织实施的。该“坦白者”及所准备公布的“坦白材料”，必须经НКВД（即苏联军情外委会）审核批准后，方能启用实施。我们的目的，是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请相信，在我相关人员的努力之下，该次审理将不会偏差。只要合作人员永不反悔，我们除履行我们的义务外，还会永远关照他的命运（见B.莫洛佳科夫主编《东京审判之秘闻实录》）。
接到莫斯科的密电后，经过一段周密的思考与调查，冈田启介选定了自己任海陆军大臣时举荐到日本关东军任上校参谋的弟子——河本大作。他通过秘密渠道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而此时正躲藏在中国华北地区且走投无路的河本大作，见到因此能受到强大的苏联军情机关的保护，不仅能保命，且还能得到永久关照，就同意了冈田启介提出的与苏方合作的建议。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
但是，面对冈田启介的举报与河本大作的招供，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专家们虽然做了深入研究与调查，还是认为他们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且由于没有佐证，所以决定不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这样，“皇姑屯爆炸案”仍为悬案。那位被举报而且已经“招供”的河本大作本人因不受法律制裁，而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视为无罪人员。这一结果也正合苏共“只追求过程、不追求结果”的长期隐瞒“皇姑屯事件”真相的目的。
1940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认参与了暗杀张作霖行动，并称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指使关东军暗杀张作霖。1990年代初，俄罗斯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史实材料。
六.斯大林侵略东北
1928年6月4日，斯大林炸死张作霖。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秘密召开，苏共常委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民国初获统一。
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秘密会议，张景惠遂派军警前往搜查，果然查获众多中方人员和苏俄干涉中国内政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正在里面开会的39名CCP员。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
6月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6月22-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7月10日，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人局长职务，并解除苏籍高级职员59人的职务，搜查俄人用作间谍活动的职工联合会、国营贸易局等机构，逮捕苏联人200余名；根据1919、1920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中方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许多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从而打击了苏俄深入中国的侵略势力。
1929年7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7月17日，苏联宣布与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停止与中国的铁路交通；并警告中国当局，中东路如不恢复原状，中国将有莫大危险，战争至此已不可避免。
1929年7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各国共党要不畏牺牲，起来保卫苏联。斯大林要求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中共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他们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192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满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指示信要求，共产党员赞美苏联，诋毁民国政府，以“启发群众的觉悟”。陈独秀反对当时中共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中共开除党籍。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后，在通江的石墙上从右至左横排楷书阴刻“武装拥护苏联！”
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调集8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又在西伯利亚召10万人入伍，还从俄内地派来7000秘密警察。苏军在东线使用空军进行空袭，东线轰炸了绥芬河、穆棱两车站，西线的苏联远东红军进攻满洲里及扎贲诺尔，抢去机车，轰击车站。7月20日，苏联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海城号、宜兴号两艘轮船。7月28日，苏军步兵1个团、铁甲车3辆、炮4门，到18里小站，割断通满洲里电线，勒令中国军警撤退。
8月8日，苏军百余名携大炮两门、机枪三挺，在鸥浦县街南门外与中国陆军交战，互有伤亡。8月9日，苏军40余人在距萝北县三十里之古站设卡两道。遮断交通，掳劫行人。同日苏军300余名及军舰两艘占据距同江90里之胡家柈厂。8月11日，密山县当壁镇烧商东源茂，请来民团40名，连同所雇“护勇”共有枪80余支。当晚与苏联骑兵400余名交战，被苏军打败，赶出商号。8月12日，北兆兴镇三间房、绥滨中兴镇、李家油坊等处被苏军两千余人分头占领。苏军四十余人乘小船八只到乌云县柳河屯登陆，打死保卫团多人，返回彼岸。8月13日，苏方用大炮攻击鸥浦县城，14日早县城失守，文书档案被焚毁。8月14日，扎兰诺尔煤矿苏联职工破坏矿内设备，鼓动罢工，并在河水暴涨时挖开土坎、淹灌煤沟。8月14日，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
1929年8月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派兵6万增防国境。苏军炮轰东宁，激战一夜未曾攻入，次日黎明苏军撤退。8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8月19日，苏军攻陷绥滨县城。9月19日，俄军炮毁我吉林绥滨城。10月11日，苏联特别远东军对同江一线的东北军发动猛烈进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东北军松花江舰队被击溃。10月2日，苏军步兵千余人向满洲里进攻，双方战斗激烈。10月10日，贝加尔方面苏军3万人向中国东北边界进发。10月12日，爆发了著名的三江口中苏海战，同江县城失守。此战役中国海军江防军全军覆没。10月30日上午，苏军战机飞抵富锦上空，向东北军进行轰炸，击沉了中国松花江舰队的残余舰船。11月17日，苏俄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猛袭扎兰诺尔。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17旅7000余官兵在激战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第等全部阵亡。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随后，苏军对满洲里城区展开决定性的进攻，旅长梁忠甲以下8000余人被俘。11月17日，苏军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同时，还开始了在东线绥芬河-密山一线作战。当天傍晚，苏军占领密山，18日太平镇失守。在消灭了密山东北军的军事设施后，苏军撤回了苏境。但占据着海拉尔的苏军不撤，以保持对东北当局的高压态势。
此次中苏边境战争历时40余天，苏军大获全胜，俘获和杀伤东北军近2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摧毁了松花江舰队以及同江、富锦、满洲里、扎赉诺尔、海拉尔等地东北军的营房、堡垒、通讯设施等各种军事目标。美、英、法等国见中国军队败北，立即出面调停。1929年12月22日，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了《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对此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这是一项超越了东北军代表权限的谈判。南京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蒋介石本人也不同意。杨天石说，宋霭龄曾经劝蒋介石，让他承认了这个协定，以便苏联能把蒋经国送回中国，但蒋介石没有答应。
苏联并没有按照《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撤出东北，而是在重新获得了铁路权益后强占了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这一占就是79年。1929年以前黑瞎子岛上（350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450平方公里，大小跟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相近，约为香港的1/3，或12个澳门）驻有张学良的军队。张学良所部三艘军舰全被苏海军击沉，占领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三个岛屿，并将岛上的居民用绳索绑到轮船上送回南岸。目前，不但俄人在该岛建有一万多间别墅，还建有从俄国城市伯力（俄称哈巴罗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该岛的浮桥。2004年中俄以协议方式使双方各得到黑瞎子岛领土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半个黑瞎子岛正式由俄罗斯归还中国。
1929年斯大林对中国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苏联剥夺了中国在图们江上的航行权，封闭了中国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与外界的运输不得不依赖运力已达极限的铁路和遥远的大连港和营口港，这对两省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中东路事件，对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民国政府知道以当时的军力，同时对抗入侵蒙古的苏联和意图入侵满洲的日本，是暂时无法办到的。苏联势力的扩张使日本关东军更加急迫的想在满洲采取行动，而东北军的迅速溃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实情，也坚定了关东军在东北采取行动的信心，两年后（1931年）， 日本便发动“九一八事变”。
[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6-28 18:4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