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在遵纪守法上是否“双标”。在现实生活中，不知你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员酒驾或者违章驾驶都会被严肃处理，但是遇到领导或者熟人的车违章驾驶，一般打个招呼就可放行。究此类现象的本质，就是执法者怕得罪人，违规者权力任性。古人有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由于这样那样的牵扯，很多基层执法不敢严、不想严，这其实伤害的是群众的感情、助长的是不正之风、降低的是政府公信力。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才有什么样的队伍。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内的“关键少数”，理应率先垂范，作出表率，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心正、身正、言正、行正。
二问——在加强自身建设中是否“双标”。“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我党一直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无论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都是我党在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提升战斗力的重要举措。党员领导干部作为“领头羊”，要想从根本上践行为民服务的宗旨、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把学习作为终身“必修课”，既向书本学，更要向实践学、向群众学，自觉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基层一线去锤炼作风、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绝不能搞双重标准，只要求下级学、他人学，而忽视自己学，更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足以开展日常工作，无需再学。
三问——在履职担当面前是否“双标”。“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尤需主动担当、勇挑重担。对于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急难险重的任务，领导干部自己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不能只当“指挥官”，让他人去冲锋陷阵，自己当“缩头乌龟”；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民生问题不能“挑活儿”，只选择好处理、见效快或者上级容易看得到的问题，而对那些“疑难杂症”采取推诿逃避的态度，不做深入研究处理；对于触及自身、他人利益的事情，要敢于刀刃向内，一视同仁，做到“一碗水端平”，该动的“奶酪”就得动，不能畏手畏脚，欺软怕硬，选择性处理，杜绝人前人后不一样、对己对人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发生。
“食”在中国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么“色”，即“性”呢？在人之欲望上，饮食、男女，从来是相提并论的。何况对人的心理而言，性比食有着更大的刺激力和神秘性。性的快感比食更剧烈，性欲驱策的行动也比食更疯狂。食欲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性欲的功能则是种的繁衍、香火之不断，因而后者在初民的眼中必是神秘而令其敬畏的。性在人类和民族的语言中必然打上或明或暗的种种痕迹。咒词中性的使用是无人不知的。不过我们以为，那些貌似中性、文雅的用语中的性的痕迹或许更可说明性的烙印无所不在。
且从一场小争论说起。
文学家王蒙在其杂文“再话语词”（《读书》，1990，9）中考证起一些北京土话的语源。他说：“棒，疑来自法语的bon。50年前， 我小时候，人们最喜说‘真棒’、‘倍儿棒’之类”。（其实今天这些俗语也仍然流行）。
不久，王蒙的这番考究引来了石鹏飞的别具眼光的议论（“我说棒”，《读书》，1990，12）：
王蒙先生提出了研究“棒”字词源的一个角度。不过，我以为， “棒”字之有“好”意，恐怕乃生殖崇拜之遗。
“棒”即“棍”。“棍者”，男根也。故俗称无妻之男为“光棍”。“棒”亦是男根。譬如印度上古文献《百道梵书》就称男根为“酥油金刚杵”。杵，棒也。《说文》段注引《多辞》： “断木为杵”，可证。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有一匪首叫“许大马棒”，不知与此有否关系，有心人可以考证。
“棒”既为男根，故其越雄强则丈夫气越重，丈夫气越重自然越好。这样，“棒”字便引申为“顶呱呱”，其中道理不难明白。
带有性色彩的词或字渐渐“雅驯”起来，例子甚多，除“棒” 字之外，时下常有见诸报端的。
未几，石氏的议论便遭戎椿年君的反击：石鹏飞以为“棒”字恐怕“乃生殖崇拜之遗”，提出了辞源问题，讲的是语言科学。科学就要有证据。试问，说“棒即棍， 棍者，男根也”有何证据？曲波小说中的“许大马棒”是土匪头的诨名，非男根也。
我们对于吃不透的字词勤查辞书也许有些好处。《广韵》、《说文》、《广雅释器》，以及通常使用的字（词）典注释，合而观之， 其义甚明，词之源起，亦无涉于男根。
……引用弗洛伊徳学说，更须慎重。（《也说棒》，《读书》，1991，5）
我们以为石鹏飞的观点是一种颇富启发性的假说，但也还只是假说。它在逻辑上远不周密，为什么“棒”一定是男根呢？棍与“许大马棒”都不能帮助解释棒与男根的关系，因为棍与大马棒本身是否意为男根尚有待论证。
以笔者对东北文化（《林海雪原》之背景）不足道的一点积累（笔者曾在东北生活8年），倒可为这一假说提供一点佐证。东北俗话中有“马子”这样一个贬义的称呼，指暗娼或不正经的女子。笔者长期不解为什么要称之为“马子”。一次与一位“老关东”闲聊天问及其根源，才知“马子”指“任人骑”，因此成了此类角色的称呼。可见“马子”是相当粗鲁直率的借喻，这倒正与东北俗文化的基调合拍。“马子”既是这种含义，“大马棒”意为男根在逻辑上便畅通无阻了。
但是，语源学寻找的是“事实真理”，推理并不等于事实。况且即使“马棒”真的指男根，从“马棒”向“棒”的推论，还缺乏证据。
尽管我们还不认为这种假说已经成立，但更不能赞同戎氏的发难。如果说石君还未能证实这一假说，那么戎氏也不能证伪这一假说。“许大马棒”当然是土匪诨名，但文化的复杂性就在其意蕴。如果辞书可以解释一切俗语以至雅语的出处，一部语源学可以收场了。不错，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不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它绝不失为认识人性，特别是认识远古人思维的一种卓见。而远古文化的最大遗迹，与其说在残存的庙宇和出土的文化中，不如说在语言中。只是因为演变、传讹和时间的封尘，性对语言的很多直接的造就，已令今人难辨初衷了。“棒”与“男根”的关系尚非定论，只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古代性崇拜在语言和文化中打下的痕迹却是不容置疑的。越是深入考究就越是发现，这些痕迹是如此深广，尽管其间的关系已经模糊。
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祖”字使人感到的是至长、至尊。但常人岂能想到，在古人造字时“祖”曾经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郭沫若最先考证出甲骨文中的祖（且）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郭沫若，1931：10）另一种意见认为“祖”字不是源于“且”，而是“俎”，不是男根。何新则根据上海博物馆中所藏甲骨文中的祖字“ ”，指出：“此字形实绝像人揖拜于‘且’——即阳具之形。”（何新，1986：132）
无独有偶。腓尼基人称男具为“亚色”，而他们对上帝的称呼是同一发音。埃及的太阳神也呈阳具形状。（卡纳，1988；魏勒，1988）
除了语言，性崇拜在人类的造型艺术上也打下了深深的印记。饶有趣味的是同语言一样，有些痕迹也在变形与弱化中模糊难辨，只有专家指出后，人们才豁然醒悟。
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芒福德（L. Mumford)说：（远古时代）日常活动都围绕着两大问题：食和性；一个是生命的维继，另一个是生命的繁衍。直到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之后，村庄的仪典形式上还供奉着巨大的阴茎和阴户造型。其后，这类造象转化为纪念性形式流传给城市，不仅见诸方尖碑、纪念柱、宝塔、穹顶厅堂这类隐晦形式，还表现为一些完全祼露的形式。（芒福德，1989：9）
据希腊作家琉善记载：叙利亚有所庄严的庙宇，庙中有两具伟岸绝伦的生殖器造型。上面刻有这样的字句：“巴克科斯（即酒神狄俄尼索斯）挺举伟器，崇敬他的岳母朱诺（罗马神后，大神朱庇特之妻）。”两具造型高约170英尺。传说这是巴比仑皇后茜美兰为供奉其母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