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孝敬父母的仁爱与普世价值的博爱不冲突！这是错的！仁爱是小圈子的小爱，博爱是无圈子的大爱。6月16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王康5月27日因癌症辞世，在弥留之际受洗为基督徒。“王康的后半生以兴灭国、继绝学为使命，以东方正统文化价值与西方优良传统的合璧、孔子与耶稣握手为旨归，希望打造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文明基石。”中国人把血缘至上的仁爱混为契约至上的博爱，让孔子与耶稣并驾齐驱，这是中国永远原始、永远专制的根源，这是王康没弄清楚的！杨小凯比王康先进得多，杨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军师，是远远低于耶稣的的，孔子“要讨好国王拿钱……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哲学家孔夫子是没有的。”爱对人来说不是生来就有的：人原本是自私的、嫉妒的、脾气暴躁的，在小孩子身上可看到这些。爱是人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后才拥有的能力。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洞悉了自身的缺陷和悲剧意味，博爱才会油然而生。人生的最高幸福，自由民主法治，都是由博爱而来。博爱是救人之道、救家之道，更是救世之道、救国之道。所以，必须懂得仁爱与博爱的区别。
一，平等的博爱高于差等的仁爱
基督教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这个人，确定了个人尊严，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有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是由于被造而平等。所以，要无差别地爱每一个人，“爱人如已”，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样，基督教的博爱就是一视同仁的爱，没有特殊，没有特权，是一种人人平等的友爱之情。
仁爱是差等之爱，从爱自己的亲人而扩展开爱邻人、乡人、自己所认识的人乃至所有的人，制造一种“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容易产生功利的裙带关系，所以，导至国人总是喜欢讲血缘、讲地域、讲立场等这种感性的东西，以爱的名义捆绑他人而成了伪爱。
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思想，践踏了人性。基督教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从来没有人人平等的理念。许多人到今天都没有人人平等的独立意思，只有养狗的奴才依附意识。奴才要敬主子的爹娘，主子却可奴役奴才的爹娘。连儒家最推崇的敬老都如此趋炎附势、等级分明，儒家还能有什么真正的美德？儒家的仁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施舍，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先通过特权“优越感”获得高高在上的感觉，再通过施舍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 是特权。古“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两字成的。因为“仁”字的左边是一个“人”字，右边是一个 “上”字，所以，“仁”字的本义，就是“上人”（统治者、王）的行为（西周金文中，上面短横下面长横，不读“二”字，读“上”字；长短相同的两横，才能读 “二”字；也可以理解为是“上人”在强奸或者诱奸“下人”，当受指责时，他辩护道“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上人”的行为都被赞扬为“仁”。所谓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表达了对做上等人的强烈追求。
“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广大的奴隶，是镇压的对象。公元前500年，鲁国国君姬来与齐国国君姜杵臼会谈时，孔子以礼仪专家身份，被任命为鲁国傧相。会见之后举行的娱乐活动中，齐国演出莱部落（山东平度）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轻松喜剧：“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再引经据典，认为演员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就立即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孔丘这次凌厉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国际冲突，反而使齐国国君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大为恐惧，就把从前侵占鲁国坟水以北一带土地还给了鲁国。
二，无条件的博爱高于有条件的仁爱
当法利赛派的律法师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这是最大最重要的诫命。其次就是‘爱人如爱己’。这两条诫命是全部律法和众先知的话的总纲”（马太22：38-40）。耶稣的教导表明：上帝的正义和“爱人如爱己”的博爱才是基督教的最高价值观，正义是总纲，博爱是总纲的实践和具体化。
耶稣基督的博爱，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首先爱那个最悲惨的、那个最不可爱的人（参见雨果《悲惨世界》）。《圣经》强调对穷人和卑贱者的关心和爱，关于安息日，安息年的许多条例都是为穷人着想的。《路加福音》说：“当你摆好一顿午餐或晚餐，不要去请你的朋友、兄弟、亲戚和富有的邻人，以免他们也请你，回报你。你摆设筵席，是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上帝要人们帮弱者：“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闲着手，不帮你穷乏的弟兄”。其人道主义要求是：“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上帝还要求以色列人：“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论语记载，宰予发现，孔子既提倡“居丧”应有三年之长，但又鼓吹“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岂不矛盾？因而建议丧期当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孔子听后，不好正面回答，遂痛骂宰予不“仁”：“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强调的是对等的爱：父母抱你三年，你守丧父母三年。很显然，这是一种有条件的“仁爱”，不是无条件的博爱。
儒家的“百善孝为先”就是一种有条件的仁爱。有子说：“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孝弟为仁之本”的意思是说：子女尽“孝”是“仁爱”的根本，也就是说：父母“仁爱子女”是为了今后享受子女的“孝”的利息，这样，仁爱就成了有条件的爱，即孝敬父母者才会被父母仁爱。“仁”的本意是精心养育子女，“孝”的本意是尽心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是动物的本能或者目的，也就是说，“仁爱子女”是无条件的爱，由此生出博爱来。儒家把孝作为仁的根本，是对人类无条件爱的本质的反动。这就为长者提出过分要求提供了借口。《孝经》鼓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个人身体的所有权属于父母所有，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生杀予夺之权属于家长，子女无任何人权，连动物都不如。儒家把爱父母放在首位，妻子、子女没有父母重要，为了父母可以牺牲老婆或牺牲子女。二十四孝里的“埋儿尽孝”，天灾人祸时期的“易子而食”，说明仁爱就是一种原始的病毒文化。把博爱、仁爱混为一谈，就是把文明与病毒混为一谈。
在儒教的灌输下，中国人信仰的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的恨。凡事都要讲原因，讲条件，讲对等，讲等价交换，充满了唯物主义的市侩气；没有帮助陌生人的习惯，对熟人或许会帮助一把，这帮助就成了放债，等待下一次这个熟人加倍奉还。即使对于上级或者皇帝，效忠也是形式，实质上要求“知遇之恩”，所谓“君使臣以礼（礼数——物质待遇），臣事君以忠”（忠心耿耿）。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是弱者的交换论，君主把他当土块（刍狗）一样扔掉了，他才把君主视为敌人，随时准备逃跑，是一种弱者的假平等。中国这种文化无法产生职业道德，任何一个职工都可以老板对我不好来偷懒、偷技术，只有等价交换的游士原则（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居乱邦不入）。
“仁”是血缘之爱，这种爱在动物身上也有，甚至比人更强烈。庄子说“虎狼，仁也”，其意谓仁是生物本能，虎狼也有。老子庄子要人伪装求生像乌龟一样地生存！将人混为动物，正是“天人合一”的卑鄙目的。母爱子是母的本能，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子必须爱母的理由。在西方，父母养育孩子是义务，儿女无养父母的义务，父母可以自己积累资金以及社会保障机制来解决养老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统治者都提倡“孝”，因为古代中国官方把养老的负担一古脑地推给子女，并定得死死的。这就是朝廷把孝抬到至高无上的奥秘。儒家反复强调子女须无条件的爱父母，直至献出自己生命，如哪吒剔肉还父母，割股肉做父母的药引子，公然鼓吹吃人肉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病毒价值观最有利于帝王榨取民脂民膏了。可见人类的母爱一旦儒家化，还不如母鸡高尚。儒家以乌鸦反哺的例子证明：仁爱就是自然界生物的本能！鸡鸭猪狗都有自然的血缘亲情，孔子却当做最伟大的发现，捧为国人生存最高纲领！生育，在动物都是不必言明的自然本能，孟轲当做大智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紧箍咒般一再提醒！儒生们口口声声斥责这个为小人，那个为小人，其实这是恶人先告状。真正的小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三，非血缘的正义博爱高于讲血缘的帮派仁爱
为了强调“亲亲为大”的孝道重要性，孔子要求儿子无条件地维护血缘父亲的伟光正形象（这就是假大空的光宗耀祖），父亲犯罪要包庇；父亲死了要“无改于父之道”；才是孝子。孔子不谴责“攘羊”行为，还说包庇父亲盗窃的儿子正直。这就充分说明：孔子毁灭了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德，陷入了“朋比为奸”帮派小圈子的病毒文化，没有正义。在孔子的眼中，君王与父母是一个道理，既然要求子为父隐，那臣就要为君隐；由此推广开去，就有了师徒相隐、同学相隐、同事相隐，那就成了毫无公平正义的黑社会。若父亲是个坏蛋，做儿子只能包庇并继承其衣钵；这样一来，东方社会就只会越来越坏。
或曰：孔子也要儿子委婉地向父母提意见。问题是：在“亲亲相隐”的前提下，内部提意见岂能改变坏蛋家长？孝道的重点是孝顺，若父母不接受子女的意见，必须按照父母的规定办！这样的社会就难以摆脱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
博爱是一种超功利的信仰，不是指爱自己、爱父母的行为！如果从自爱或者爱父母出发来理解爱，那不是博爱，那是儒家文化的仁爱或孝道，就是小圈子的等差之爱！博爱是信仰上帝、信仰正义的产物，是一种一视同仁的普世逻辑意识，由此产生一种博爱人类、不分敌我的精神！这种不分敌我、遍爱人类的精神就是博爱精神。博爱是正义之爱，真正的正义必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六亲不认，不论男女老少、贵贱尊卑、智愚贫富、人种肤色。正义女神只有蒙上眼睛，无视纷争者的身份，才能不立场先行，不让亲疏来决定自己的判断。
基督教主张由疏而亲、由远而近地爱，这与人的自然情感相反的。耶稣当众否定了他的母亲和他弟兄。他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马太12：46—50）。“我要使儿子疏远他的父亲，女儿疏远她的母亲，并使媳妇疏远她的翁姑，而去亲近他們的仇人。那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人，決不是我的信徒”。“我要你们爱你的邻人。邻人不是你的孩子、父母和妻子，不是你的亲戚及家族成员，不是你的邻居、同乡、同学。邻人是你碰巧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正处在匮乏中的人。”耶稣的博爱是非血缘的、无差别的爱。耶稣认为肉体的共通性远劣于精神的共通性，他离开自己的家庭而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一个新家，一个不是靠血缘关系而是靠精神纽带结起来的家。他一有机会就要求粉丝们也切断他们的血缘联系：“如果有人来我这里而不厌恶他的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甚至他自己的生命，那他就不可能成为我的门徒。”“你们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亲，你们只有一个父亲，就是天父”（马太11-23）。这里的“我”就是非血缘的父亲，是非功利的正义，是更高层次的爱，由此生出人道关怀，这就是国际人权公约中的博爱精神，也是神爱世人的內涵。
四，有人权的博爱高于无人权的仁爱
博爱是基督教的产物。没有耶稣，就不可能有博爱，也不可能产生人权价值观！这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强调“人是被上帝所造”才平等的原因！耶稣说：“爱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就是保护少数，就是博爱，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正是“爱你的敌人”的观念才有保护每个人（包括敌人）的人权原则，从而为民主制度奠定了心理基础，催生了符合民主精神的法制，保障了个体差异与自由。所以，人人平等的博爱必然是自由的，而言论自由恰恰是自由社会的标志！
而儒家的仁爱，恰恰是以扼杀言论自由（“思不出其位，非礼勿言”）为前提的。中国的皇帝可以禁止妄议，要求臣民绝对顺从，否则，诛你九族。因此，中国人追求的是苟“活”——好死不如赖活、长生不老，这就需要善于应付、投机取巧。社会不许纷争、不许出风头；因为出头的椽子先乱。这样，中国几乎不存在个人的独立思想。独立思想就是对真理、真相的不懈追求。我们知道：真正的中庸就是数轴上的“0”，就是正负之间的中点。这需要精确的数理思维来把握，而孔子的“中庸”就是老奸巨猾，见风使舵，假仁假义。所以，如果你追求真的话，你就被大众视为偏激了，被视为另类而遭扼杀。这就是中国永久停滞的原因。
基督教的博爱导致了个人独立。韦伯指出：传统的基督教虽有超越价值，有利于普遍主义的形成，但由于个人必须通过教会与上帝沟通，个人的意志不具有独立地位，不可能形成个人主义。新教摒弃牧师的权力和权威，代之以“每个信仰者都是牧师”的口号，新教徒将他理解的上帝作为他内在的权威，由此演变为灵魂的自决权和个人的神圣性。这样，个人意志就具有了独立性与神圣性，产生了个人主义思想。
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任何他人或集体都不得剥夺其权利。个人的幸福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团体的目的，团体是为个人提供服务的手段。基督教文化里，主流社会信仰“人人灵魂平等”，所以才会有一人一票的选举、男女平权、富人不可侵犯穷人的基本权利等现代文明规范；人民信仰理性和不滥杀，所以在面对重大危机时，社会才可能坚持依靠选票、而不是暴力来决定谁该上台；人民信仰“不可贪图别人的一切所有”，所以社会才尊重个人财产权，市场经济才能高效运行，穷人才不会想着抢掠富人，阶级之间才和平相处；人民信仰“不可做伪证”，所以司法体系才可公正，社会讨论才可能真实、理性，等等。
非基督教社会，人民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太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需要外力帮助，才能产生和维持民主。日本、韩国和台湾之所以拥有较成功的民主，是由于基督教的美国深入介入这些地区的结果。如果没有美国，这三个地区都不可能维持民主。如果美国势力完全撤出，中国会在短时间内消灭台湾的民主，北朝鲜也会消灭南韩的民主。如果没有美军驻守日本，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可能快速抬头而压倒民主主义，日本有可能回到二战之前的样子。因为：东亚把忠于国家和领袖看成最高原则，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消灭了独立的个人。
没有博爱的社会就必然践踏人权。汉朝的法律规定：父母有权卖儿卖女，大老婆有权卖小老婆。在古华人家庭，老婆分大小，儿子讲嫡庶，重男又轻女，家里人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的，绝无平等和公平正义。贵族之家杀个奴仆杀个小老婆，就像踩死蚂蚁一般，无人问津。张家山汉简中的《告律》规定：“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衡山王太子刘爽举报其父刘赐的谋反，“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不管父亲多大的罪，儿子举报父亲就是死罪。
践踏人权的社会必然是轻视人，不把人当人。华人把父亲说成天，把老婆说成衣服，把兄弟说成手足，就是没有把人当人。婆婆压迫媳妇、丈夫压迫妻子、老子压迫儿子、当官的压迫百姓。中国不仅是文人相轻，而是人人相轻。如北京人轻视外地人，城里人轻视农村人，有钱人轻视穷人，开车的轻视走路的，走路的轻视扫路的，吃饭的轻视做饭的……中国只有仇恨、屠杀和独裁。这样，必然是：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天下负我狗！回教、道教、儒教都鼓吹屠杀敌人，斩草除根。没有基督教的“爱你敌人”的思想，你就是实践亿万年“仁爱”也不可能产生博爱思想和博爱精神的民主！人们总是用孝道来原谅、美化邪恶的行为——为母亲偷盗橘子是美德，为母报仇而滥杀的扣扣也是“英雄”！这样，“仁爱”孝道就把为非作歹的行为高尚化了！
所以，我们必须博爱的眼光来看世界！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是：人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鸟兽、他人等）；人可以越过一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地方。
那么，西方如何实践这种文明高尚的博爱的？基督教通过救赎，通过善行。圣经的爱要在基督徒的行动中体现：向人行善，不求得偿，甘愿吃亏；受刺激时要忍耐、赦免、温柔与谦卑……耶稣临死前为门徒洗脚，韩国的教师在开学典礼上为学生洗脚，都是在践行这种无条件的博爱。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派）的上帝要求他的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的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完整的体系”就是人所共知的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即把过去个别的善行转化为规范化的制度建设。19世纪西北欧国家的福利立法和宪法的修正几乎都是由新教徒（包括大量的议员、律师和资本家）直接推动的。这促成了普及教育、福利社会、人类一体的最高理想。人权外交、生态环保，都发源于基督的博爱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