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仰决定制度
中国人一直过着井底之蛙的夜郎自大的生活，直到鸦片战争失败后才开始承认欧美文明先进。首批去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深受儒释道无神论信仰的影响，没有一人能真正领会到：上帝信仰的圣经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核心。相反，把西方反叛上帝的糟粕“进化论”当作西方强盛的根由，由严复等人引进的《天演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野兽生存的病毒法则，一时间风靡了中国。所以，中国近代的变革，全然没有学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更不懂得“爱人如己”的博爱情操。更未能接受每个人都有罪性、都当自觉悔改，都当自觉按照上帝绝对正义标准，不断悔过更新的理念。
1.人类社会的金字塔顶层的差异——上帝与活神。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大体上是一个自下而上逐渐收拢的金字塔结构。对于有神论的社会来说，金字塔的尖顶不在人间，而在天国，尖顶指向上帝。所以，欧洲最庄严辉煌的建筑就是教堂。世界驰名的就有米兰主教座堂、巴黎圣母院和科隆大教堂等。这些教堂的主要材料是石材。石块、石柱和石梁硕大沉重，一座教堂的完成常常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足以证明欧洲人对神的敬畏。在神的面前，人都是渺小的，普通的。因此他们容易在神的护佑下平等相处，人人都渴望生来就有的人权。这样，西方社会的金字塔顶层就不是一个单独的权力，而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通常是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的权力在平行的层面上相互监督和制衡。这种权力结构符合人性的特点，它在遇到苦难、彷徨无助时，会得到上帝的引导，社会发展顺畅。
无神论的社会金字塔顶是一个具体的活人，他的权力在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中国的朝代都靠武力拼杀建立，或靠军权谋篡。因此古代中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胜王败寇，没有理由或律条可依。新朝开始后，胜利者有无上的权力，自命为真龙天子。龙是中国人崇拜的张牙舞爪的神兽，人们对龙的慑服转而对皇帝的畏惧和崇敬。不同的敬畏对象形成了东西方信仰的分水岭。欧美国家信奉的是神；而东方国家则把领导人当作神。对无神论来说，本来就没有上帝，社会最高的权力只能由人来单独掌握，故金字塔的顶端是一个叫张三或者李四的活人。他是绝对的权威，他有时把自己称作“龙”、“天子”或“太阳”一类的东西，假以神名，用来证明自己就是神。因此，无神论的社会金字塔尖顶在人世间，这一点乃是它同有神论社会结构的最本质差别。
2.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本质差别，决定了不同社会结构的性质，从而衍生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无神论来说，人就是神，所以坐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人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需要监督，也没有制衡的平行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叫领导一切的极权体制。有神论的金字塔顶是神，不是人，故人间权力在社会中是分配和相互制衡的局面。这种权力结构叫权力分立和官员轮替的民主共和制。
洛克论证了天赋人权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府形式，他的论据是圣经中上帝。他认为：宪法秩序以普世宗教基督教为基础是美好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就是清教徒反天主教政府的革命，1688年妥协为以英国国教（天主教变种）为国教，这就是光荣革命。许多民主国家把宪法视为神的意志的体现，这样，才能较好地约束掌权者。譬如：1874年实施的瑞士联邦宪法开头云：谨以全能上帝的名义，制订联邦宪法。1900年实施的澳大利亚宪法开头云：诚惶诚恐地依赖仁慈、全能上帝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塔马斯尼亚人民，一致同意……1982年加拿大宪法云：鉴于加拿大是根据承认上帝至尊和法治的各项原则建立的。爱尔兰宪法前言规定：“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为一切权利的来源，为世人和国家一切行动的归宿亦即我们的最终目的”。1975年希腊共和国宪法开头云：希腊第五次修改宪法议会以神圣的不可分的三一真神［即上帝——引者着］的名义制订本宪法！阿根廷国家宪法序言云：在一切理智和正义的源泉——上帝的庇佑下，制定并颁布阿根廷国家宪法。
众所周知：西方的领导人，不管是总统、总理、抑或参议员，他们和民众一样，都是普通人，甚至还会感染冠状病毒。而古华夏的领导人则是人上人的“活神”。他们是天生的主宰者。出门前呼后拥，进门仆从伺候。他们可以修改法律，可以践踏民意，可以让子孙继承。他们控制舆论，依靠军警五毛管制和洗脑百姓。他们世世代代可以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国最华丽的建筑是皇家的宫殿、行宫、还有陵园。皇帝们宁死也不愿失去江山，不愿意放弃恣意享乐的天堂。而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靠选举产生，他们除了职务特别，没有比公民高贵之处。他们的职务不能传给子孙。他们必须遵守和常人一样的法律。媒体可以随时跟他们争论。总统犯法，还会被弹劾；文明社会的权力被关进了笼子，中国人民被病毒统治者关进了“猪圈”式的笼子而老死不相往来。民主制度被华夏独裁者视为仇敌。权贵们信誓旦旦地强调“不走邪路”。他们把自由世界的民主说成邪路。人家邪在哪里？歪在何方？他们对民主共和居然恨得那么切齿，不共戴天。还把人家骂成“亡我之心不死”。因为：民主共和的兴起之日，就是特权制度灭亡之时。他们岂肯坐以待毙，必然四面出击，消灭民主文明，这就是中共投毒搞垮西方的原因。
3.“原罪”意识走向“分权均衡”，无“原罪”意识走向“垄断极权”。
基督教认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原罪”。圣经里的“罪”是指人违抗上帝的旨意，妄想僭越上帝的地位以行不义之事。“罪性”是指人自立为王、自命为生命之主、自我崇拜和将别人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的一种状况。基督徒和普通人的唯一区别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并且决意认罪悔改、顺应上帝的旨意。对罪性的承认，意味着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不可垄断真理，不可装神弄鬼以“伟光正”哄人，不可随意剥夺他人的权利。原罪说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生而有罪的，都是有私欲的，都不可能是至善的；那么，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都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同时每个人也有防范他人侵犯自己权利的必要。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天主教徒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认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1887年4月5日他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里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当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时候是如此，而当他们掌握了权力行使权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对权力必然败坏的认识，才导致了民主法治的自由体制在各国纷纷建立和完善。
人皆有罪肯定了“性本恶”：人不可靠，权力在人手中很容易“泛滥成灾”；这就意味着必须用民主制度来制衡权力。权力必须由不同的人分开掌握，以便互相监督、互相制衡；这就是民主制度中权力分配与制衡的本源。对有神论来说，人不是神，都有原罪，都不完美，没有谁能够以当然的资格去掌握权力，必须经过多数人的票决，才能被授权。授权之后，由于掌权者的原罪性和不完美，必须要以分权的方法加以制衡，并对权力运用的过程实行监督，这就是民主制度。
相反，如果以为无神的酋长超凡至圣、全知全能、大公无私，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因而用不着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其结果必然高度集权、独断专行、贪污腐化，国家真的成了“利维坦”，权力走向异化，侵犯公民权利并破坏社会自由。这是好的出发点导致坏的结果。
专制的核心是无法无天、不敬畏上帝。专制奠基在上尊下卑、上智下愚、不容异己、狭隘自负的野蛮心灵上。“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立法权，他的私欲就会上升为法律；“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司法权，他会判决世界都归他所有；“罪人”若是拥有绝对的行政权，他就会把全世界踩在脚下，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的“性本善”观念，否认人生而具有罪性，推崇圣人清官迷信，强化上尊下卑的等级森严。华夏法律是用来管制老百姓，帝王立法目的当然为了世袭江山万万年。可见，没有“原罪”，便没有民主。1992年1月美国副总统奎尔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有人类灵性上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个人、党派及其‘主义’之上的信仰作为文化的、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每文观察在此强调。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说，人的道德观念秩序，靠教育、靠知识、靠宣传、靠训斥，都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只能靠漫长的基督信仰传统熏陶。人是按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造的，人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尊重“人权”的最根本来源。基督教的十字架的精神是对专制主义的釜底抽薪，它要铲除专制主义的心灵之根——骄傲、自我中心、自大狂。一个人，要想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整个人类要想走出迷途，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帝的道。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中了无神论的毒，始终不改其反基督教的立场。王T强大谈民主宪政，时刻不忘反基督教。他是以反基督教为纲，本质上是假民主。当刘邦项羽反对秦始皇暴政时，能说他们民主吗？如今的各路反王们都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里依然是刘邦项羽，他们否定上帝之道对人的约束，其最终的结局必然会以专制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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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6-12 21:1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