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肖洛霍夫生在中国（文：红花草）
1949年以后的中国没有出现官方承认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而言，其产生的伤痛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在国家几代最高领导人都发出号召，把繁荣文化作为顺天应命的标志而不遗余力要求文学工作者拿出传世之作时。的确，尽管作品如汗牛充栋不计其数，真正拿得出的著作却还是凤毛麟角，未能折桂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明证。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找些客观原因。例如决定诺奖得主的评委戴有色眼镜看中国作家的作品，例如以西方人为主的评委们不懂中文的深奥隽永，等等。但是从主观上而言，或许是因为中国的作家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拉斯之剑而缩手缩脚，难以产生灵感难以洋洋洒洒的放开手去写。这就像一位天才的舞蹈家被锁链捆住了手脚，即便想施展技能也难上加难。“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写13年”等等，就像一把把铁锁锁住了心，锁住了手。
我常在想，如果肖洛霍夫生在中国，他会怎样？
肖洛霍夫的最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家花了14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巨著，共4部8卷，于1940年全部出齐。小说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到1922年俄国国内战争结束的历史性转折为背景，以1917年的十月革命引起顿河地区哥萨克社会急剧深刻的变化为题材，着重写了顿河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哥萨克发动叛乱及其被平定的经过。小说以其主题的重要性、囊括现实的广度和揭示生活过程的深度以及多方面综合运用语言描写手段的卓越技巧，被公认为是一部史诗性长篇小说，一部既磅礴壮观又细腻委婉、扣人心弦的悲剧史诗。
这是对《静静的顿河》的正面肯定。如果用中国文艺界曾经有的变色眼镜去看这部小说，就会发现存在许多问题。以小说中作为正面形象而且是无可争辩的主人公葛利高里形象的塑造举例。这位在顿河河畔长大的的年轻人爱上了有夫之妇邻居阿斯塔霍夫的妻子阿克西妮娅，他俩的狂恋很快地传遍整个部落。其父为了遏止这种行为，便替他娶了一位富农之女娜塔莉亚为妻，而贤淑的娜塔莉亚，也受到全家人的喜爱。但是，葛利高里已完全沉迷于阿克西妮娅的热情，他无法满足于娜塔莉亚，而重回到畸恋中。其父在盛怒中与儿子起了冲突，葛利高里便不顾一切偕阿克西妮娅私奔。不久，葛利高里即被征召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他在前线出生入死时，在后方的阿克西妮娅却在少主人的诱惑下，开始移情别恋，陷入缠绵的热恋之中。受伤返乡、得知此事的葛利高里，在愤怒之余便回到顿河岸的父亲家里。后来，俄国发生大革命，哥萨克们都离开部队，回到自己的家乡，只有葛利高里却加入红军，担任连长，与白军作战，但又再度受伤返回乡下。内战风暴逐渐逼近顿河沿岸，哥萨克认为红军和革命动摇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在白匪的蛊惑下反叛，葛利高里加入叛军。自此起，顿河即陷入持续展开的血腥战斗中。战后，在倾废的村庄中，他与阿克西妮娅重逢，两人也再度绸缪在一起。不久，他以叛军师长的身分，率军与红军对抗。此时已怀身孕的娜塔莉亚，得知丈夫的心又回到阿克西妮娅身上时，企图堕胎，却失败而死亡。后来，红军的势力如排山倒海般很快地控制了整条顿河，身为叛军的葛利高里只好带着阿克西妮娅，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逃亡，但逃至海边的时候，他决定为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还债。内心同情红军和革命的他在战斗中杀死了不少红军战士。最后，当葛利高里由叛军退伍，回到在逃难途中因患伤寒而返回鞑靼村的阿克西妮娅身边时，却因他以前曾有反革命行为，而传出要逮捕他的风声，至此，他不得不逃亡加入匪徒组织，再度与红军对抗。可是此时的匪徒们已军纪散漫，在无可忍受之余，他决定带阿克西妮娅离开，寻找属于两人的新天地。他俩想趁着暗夜，骑马逃走，不料被红军发现，阿克西妮娅被子弹击中，失去生命。此时的葛利高里也丧失了活下去的希望，他辗转流落各地，最后，终于身心疲惫地回到顿河岸的家。父母、兄嫂、妻女，均已去世，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年幼的儿子而已。
就是由于塑造了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角色，创造了这样一部饱受非议的小说，在1940年获得了当年设立的斯大林文学奖。尽管当时的主管意识形态的法捷耶夫不看好这部作品，而是推荐以斯大林为主角的阿•托尔斯泰创作的小说《粮食》。
斯大林认真地看了评选会上的发言，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最后他拍板决定：给《静静的顿河》颁奖，而且是金奖一等奖！
其实斯大林对《静静的顿河》里塑造的葛利高里的人物形象并不满意。从政治上说，他一会儿投奔红军，一会儿归顺白匪。从生活上说，他与阿克西尼娅的关系也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允许的。斯大林曾经向肖洛霍夫问到葛利高里的命运：“他什么时候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对此，肖洛霍夫回答：“我很想劝说葛利高里，可是他无论如何不想入党。”
肖洛霍夫的文友为他辩解，他们说，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在开始陷入迷途，他会在小说的后面给葛利高里觉醒的机会。他们要求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入党，这是苏联主流意识的一致呼声。
可是，肖洛霍夫坚持了底线。以后，他曾经就这个问题说了这样一段话：“作家哪怕在细小的地方说了假话，他就会失去读者的信任。这就是说，读者会想：‘他在大的方面也会撒谎’。”
肖洛霍夫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苏联。
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一句“利用小说反党”就可以置他于死地。不要说伟大领袖的旨意，即便是文艺旗手的意见，对样板戏的修改也是必须一丝不苟句句照办。吴晗是听了伟大领袖的指示写出了《海瑞罢官》剧本的。一旦政治需要，这部曾经为顶层肯定的戏竟又成了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因为“海瑞也是国防部长”。
清朝的文字狱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一句“清风不识字，为何乱翻书”使得几百人丢了性命。1949年以来，多多少少的文人就是因为文字之误被下放，被判刑，被杀头。如果肖洛霍夫生在中国，他也活不到1965年。那一年，因为《静静的顿河》等描写顿河流域的作品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66年，据说中国的老舍也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是，那一年他为了抗议对自己的人身污辱而投河自尽。即使他能够最后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只是水中云月。因为诺贝尔奖只颁发给还在人世者。
2012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