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毛泽东第一个被打击的对手

刘安恭(1899-1929) ，四川永川（今重庆永川）人；其父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领群众推翻永川县满清政府，被推选任第一届民选县长；幼时随父迁居成都，受过中等教育；1918年前后考取官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22年后与旅德的章伯钧等结识，曾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党员，与朱德结识。

 

刘安恭1924年前后回国到成都，应川军将领杨森之聘任其军部参谋，同时任成都电话局局长。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要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这时，朱德1926年5月回国参加北伐，7月赴四川万县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朱德再次与刘安恭相聚，分外高兴，他们又在一起进行党的工作了。

 

9月5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中共重庆党组织，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刘安恭同朱德等人参与了这场斗争。之后，他利用自己搞兵运的有利条件，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因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迅即潜往武汉。没过多久，朱德也离开杨森部队去了武汉。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培训革命军事干部。4月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刘安恭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初与刘伯承等赴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初结业回国到上海，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携带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

 

刘安恭于4月3日到达瑞金红四军军部后，协助红四军研究确定争取江西的具体行动计划。5月红四军重新恢复军委，他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随即他公开反对毛泽东军事独裁，以至于毛的前委书书记被朱德的老乡陈毅取代。毛认为，整个反毛活动的黑后台是四川人朱德。因为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召开罗福嶂会议，毛在会议上成功地取消了红四军军委，将其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了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就独揽了红四军的所有党政军领导权，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引起了朱德、陈毅等人的不满，朱德隐忍未发。

 

从此，朱德成了毛泽东首要打击目标。当然毛泽东是先出掉朱德的心腹。刘安恭在1929年10月21日对敌作战中，中弹牺牲了。这使人想起刘志丹也是被开黑枪打死。刘安恭一死，毛泽东松了一口气。接着1929年底，毛泽东成了红四军第一号，绝对了控制了军队，因而他就把朱德曾经下属李文林当成了杀戮目标，冠冕堂皇的罪名是AB团，以此镇住朱德的人。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共，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教官，系朱德的下属。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朱德的第9军担任军事教官。起义失败后，11月，回吉安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1928年9月，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四团）。李文林等人率领红二、四团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进行游击战，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李文林被杀死的情节跌宕起伏，与毛泽东杀死刘少奇情节一样地曲折、残忍。最后，毛泽东像慈禧在自己死前毒死光绪一样，毒死了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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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帮的兴起
刘安恭(1899-1929) ，四川永川（今重庆永川）人；其父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领群众推翻永川县满清政府，被推选任第一届民选县长；幼时随父迁居成都，受过中等教育；1918年前后考取官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22年后与旅德的章伯钧等结识，曾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党员，与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结识。刘安恭1924年回到成都，应川军将领杨森之聘任其军部参谋，同时任四川省邮政局长。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要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
朱德1926年5月回国参加北伐，朱德与杨森同系四川籍，曾在蔡锷之护国军中共过事，有一定旧谊，7月受北伐军委派，回四川争取杨森支持北伐。杨欢迎朱德任其军中党代表。朱德再次与刘安恭相聚，分外高兴，他们又在一起为共党工作了。大学生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在李大钊的指挥下制造了“3.18暴乱”，因共党身份和叛乱嫌疑已经彻底暴露，不能在北京中法大学安身，通过与杨森有私交的北京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介绍，8 月25 日来到杨森司令部工作。陈毅见了朱德、刘安恭，三人积极策划夺取军权活动。
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嘉禾”号等轮船，在长江云阳、涪陵流域，横冲直撞，多次撞沉民船和杨森部队的船只，淹死数人，沉没银元数十万元。杨森听取了朱德等人的建议，命部队扣下了英“万通”、“万县”两艘轮船。可是，英方拒不认错，反而要求赔偿扣留两轮船的损失费200万元。当无理要求遭到杨森的拒绝后，9月5日派军舰“柯克”、“威警”号武力劫船，并炮击万县的南津街、李家花园、万县中学，还发射燃烧弹，造成大火。杨森即与朱德、陈毅一道指挥部队将英舰击伤。中共重庆党组织，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
之后，他们利用自己搞兵运的有利条件，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因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迅即潜往武汉。没过多久，朱德陈毅也被杨森赶走了。陈毅被杨森驱逐后，秘密到达重庆协助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总指挥。泸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被刘湘悬赏5 万元巨款追缉，他通过了层层关卡，九死一生，终于脱险，经西安于1927 年7 月中旬到达武汉，向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汇报了泸顺起义经过。此时中共在策划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选定刘伯承当自己的参谋长。陈毅早在1927年 4月1日就逃出重庆前往武汉，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委书记，公开身份为校部的准尉文书。
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培训共党军事干部，4月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 年8 月1 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发动了南昌起义，刘安恭参加了南昌起义，陈毅还在武汉。8 月4 日，陈毅到达九江，当夜就出发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8 月6 日晚才在抚州城里赶上起义军，刘伯承力荐陈毅任要职，8 月10 日周恩来安排陈毅到25 师73 团担任指导员（相当于团政委）。南昌起义失败后，1928年初刘安恭与刘伯承等赴苏联学习军事。注意：刘伯承于1957年被打倒！
2．烧杀掠抢的共匪
1927年10 月4 日，南昌起义军久战不利，乃撤出了广东三河坝地区，2 万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朱德身边2000 余人。1927年11月底，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残军只有八、九百人，他们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范石生给朱部以许多物质援助，朱部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随后，朱德收留了广州暴动的叛匪，队伍壮大了。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在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下，进了宜章县城，受到以县长为首的官吏绅商的盛情欢迎。就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共军扣留了全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民团长官，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的武器很快被所收缴，县长杨孝斌等吃了“刀子”。1 月13 日，在宜章北门广场召开了几千人的祝捷大会，共党血旗第一次高高飘扬。朱德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由陈毅担任师党代表，由王尔琢担任师参谋长。1 月31日共军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五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烧——李慎之说：“秋收起义后，红军在湘南有过‘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曾志在《艰难的岁月》书中说，朱德率领部队打到了宜章，组织上让曾志去与之取得联系，路遇国民党保安队，她险些丧命。湘南暴动轰轰烈烈，曾志从一个不为人知的教员家眷，一下成为抛头露面的风云人物；她头上裹着红头巾，背枝红缨枪，去打土豪、分田地，人称“红姑娘”。“我经常带领一批农民自卫军去抄地主豪绅的家，分掉他们的浮财。”“最为可笑的是，有一回，我路过城门楼，突然觉得这庞然大物太可恨。红军攻城时，国民党部队就倚仗这门楼阻挡革命军进城，这样的地方应该毁掉它。于是，一阵热血冲动，我一人抱来一堆干草跑上城楼，把二楼给点着了”。朱德总司令看见她这一革命行动，居然慈祥地笑了。
1928年2 月4 日傍晚，朱、陈率主力开进郴州。中共郴县县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工农革命军入城的活动。3月，国军会攻湘南。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至耒阳一线400多里长的沿途两侧各5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省巡视员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后，群众强烈反对。特委一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两侧各5里，一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压力，强令推行。许多干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旁焚烧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风传，造成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中共郴县县委想说服群众收拾家什搬迁至县城五里外，烧掉房子，群众多数对此不能忍受。
1928年3月12日，县委通知在郴州城里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打算说服群众执行焚烧决定，以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天，到会者格外多，平日空旷的场地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于上午10时开始。县委书记夏明震讲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攻不得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台下立即叫喊：“烧房子就不行！”“反水啦！反水啦！”“烧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一人冲上台，一刀砍死了21岁的夏明震。与其说夏明震死在敌人刀下，毋宁说他死在“左”的政策下更为贴切，没有“焦土战略”的出台，就不会有刀下屈死的夏明震。于是，混乱的人群刀枪棍棒齐上，县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多人被杀。全场顿时形成一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当场死伤200多人。接着，人们一路呼啸而去，凡是系了红带子的无一生还，人们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驻地。
事已至此，中共县、区党组织及苏维埃的负责人只能组织未受煽动的农军、赤卫队及工人进行武装反击。郴州城内又开展了红带子和白带子的血战。
夜晚，教导队抓住了一个领头破口大骂共党的农民，时任特委秘书、县委秘书长的曾志拿起梭镖朝他的肚子扎去，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杀人。骂人就可以被任意屠杀，是彻底的非法，真是无法无天的共匪！中共的党性首先是革命性、斗争性──共党一诞生就是为了搞阶级斗争和灭绝人性。所以，共党的党性可以使人变得禽兽不如。曾志自小知书识礼，加入共党后就成了有党性无人性的野兽。曾志写道：“我拿起梭镖朝他肚子扎去……又要了把大刀连砍几刀……还死不了；用脚一踢，他倒在地上……再用梭镖在他肚子、屁股上乱扎，只听他发出呼呼喘气声和哼哼呻吟声”（曾志：《我在共产党内七十年》）。
曾志逃走了，很快找到了湘南特委负责人周鲁同志，把实行“焦土政策”、开会动员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向他作了汇报。她强烈要求，快派队伍打回郴州去！朱德当即作出决定，派陈毅率一营军队伙同赤卫队一起攻打已被“反叛民众”占据的彬州。第二天一早，女匪曾志又杀回来了，但见：共产党人尸横遍野，夏明震胸前被刺了三四刀面朝苍天。于是，共匪们见人就杀。血战数日，被屠杀民众多达两千，房屋被彻底烧光，老百姓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后来在上井冈山的大潮中，郴县有6000人，这是湘南地区上井冈山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3月17日，共军重新组建了共匪郴州县委，陈毅任代理书记，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承认烧房子是错误的，对参加叛乱的农民群众既往不咎。

3. 毛泽东借整党清除异己
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毛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失败，毛决定进军井冈山，9月29日逃到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三湾，此时毛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只剩下七八百人了，10月1日毛将队伍干脆改成团的建制，全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毛认为中共在1927年的失败原因之一即是“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所以要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党委，班设党小组，并在连以上派党代表，全军归“前委”统一领导，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通过联络、改造当地的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并与土匪妹贺子珍同居，逐渐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自1929年起，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从1931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此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1928年4月28 日，朱德的队伍上了井冈山。两支部队的领导人连日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中的共产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委员会（简称四军军委），毛泽东为书记。5月4日，全体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并兼第十师师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并兼军委书记和第十一师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
当时毛的队伍只有1000人，加上袁文才、王佐部各300人， 才1600人；朱德的队伍有2000多人，还有湘南农民8000多人。毛一看朱德的人马这么多，这朱德恐怕是要取代我的晁盖？不行，得削弱朱德的实力。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给中央的信中抱怨：“岂有此理的（湘南）各县县委和县政府，带领了一大批农民一起跑来，现有一万人在这里。”此时，人多心杂。毛因此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经中共湖南省委同意，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正式确定“军队帮助地方党发展”的方针，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第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接任。井冈山地区方圆五百余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粮食仅够群众自用。当时因为生活困难，湘南农民军也不愿意长住，毛同意农军回湘南。朱德以后回忆说：“5 月间曾经把3 个团送回湘南。一方面是想恢复湘南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吃饭困难，结果，送回湘南给打垮了。十二师就是这样垮了的。”
但是井冈山还是养不活这么多军队。1928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分别写信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指示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须随军出发”，派杨开明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致军委信中指示“出发湘南的四军军委应取消”，另成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和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前委书记由毛泽东同志担任，前委常委为毛泽东、朱德、龚楚，并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
毛泽东要保存实力，不愿意离开井冈山外出打仗。6 月下旬，赣敌5 个团对井冈山发动第四次“进剿”。于是，7月中旬，朱德带着28、29两个团去攻打湖南，实施“围魏救赵”之计。7月15日当部队到达酃县沔渡时，陈毅在沔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因毛泽东在永新并反对红军去湘南，会议决定按照湖南省委指示取消红四军军委，改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改选陈毅为书记。7月24日晨，朱德率部进攻郴州。朱德后来回忆说：“在郴州的范石生部队，我不想去袭击。有人批评我是讲‘个人交情’。实际是他与红军的确有交情。……我们给范石生部队一个袭击，在军事上说，这一次是胜利了。白天他们约一团人正在出操，结果一打就垮了。”赶进城去，抢劫了无数财物。天擦黑时，范石生部反攻，此时尚有不少物资来不及处理，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转移。当部队终于在资兴旧县的布田村集结完毕，29团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肖克的一个连了。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在攻郴州时就按兵不战被发现有企图叛变的迹象，到8 月中旬更显动摇。陈毅等主张将其枪毙，朱德不同意。随后袁崇全叛变，拉走了部分队伍，8 月25 日还打死了团长王尔琢。后来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称之为“八月失败”。
8月23日，在桂东县城，毛泽东率领第31团同朱德、陈毅率领的第28团会合。8 月24 日，在桂东县城召开营以上干部参加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回井冈山，取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军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
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毛未出席的情况下，将毛选入中央委员。“六大”后，匪党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推行干部工农化，将知识分子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从根本上质疑知识分子干部的忠诚度。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中虽然承认了毛统领湘赣边界红军与地方党的最高权威，却认为湘赣边界“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要求毛注意在红军“成份上尽可能增加工农和贫农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必须“彻底地改造各级党部及指导机关，多提拔积极的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分子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
杨开明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2个月后，1928年9月因患病由谭震林代理特委书记。杨开明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杨）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9月26日，毛、朱、陈率红四军返回井冈山。毛泽东（因为谭震林是完全的毛派）立即发动了湘赣边界的以清除“投机分子”为目标的中共党史上最早的一次整党运动，它将整党与肃反相结合、以党内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为清洗对象。据记载，清洗对象除了叛变、投降国民党外，主要为知识分子党员：“凡是农民党员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须上级批准）”。“凡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对犯错误的党员有几种处分：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故此4. 毛泽东夺朱德的权
1928年11月2 日，中共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的“六月来信”到达湘赣边界，其决定是：中央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而且指示特委与军委统辖于前委，毛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敌委员会是苏区最高权力机构；而且还要求取消红四军的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体制，包含了分散作为红四军总党代表毛泽东权力的意思。11月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六月来信”，成立了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样，就确立了军事专政的体制。以后，毛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苏区的一切，打杀异己。
1929年初杨开明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毛泽东的“书记独裁”问题，所谓“群众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显然是指只认识毛泽东而不认识党。中共中央对毛颇为不满，却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反对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的意见。
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彭虽然只带来了800人，但每天要吃饭，更加重了朱、毛的负担。冬季来临，井冈山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1929年1月14日，朱、毛率红四军撤离井冈山，决定开辟新的根据地。
红军在粤赣闽边界是左冲右突，国民党部队穷追不舍；红军一路上受到强大敌人的围堵追击，损失惨重。在颠沛流离战争的险境中，毛却发动了针对朱德的权力斗争。因为朱德为人宽厚、作风民主，得到红四军（红一方面军前身）多数干部的同情和支持。
当时，中共对红四军进行领导的有三个机构：湖南省委前委即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前两个均是毛泽东任书记，后一个先后由陈毅、朱德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红四军召开罗福嶂会议，毛成功地取消了红四军军委，将其改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了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就独揽了红四军的所有党政军领导权，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引起了朱德、陈毅等人的不满，朱德一时忍了下来。
为了解决毛和朱德之间的矛盾，掌握中共中央军委权力的周恩来在1929年2月7日以中央的名义发了一个指示“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转入游击战，朱、毛离开红军速来中央，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
那时的一天早晨，国军攻到朱、毛宿舍，朱、毛、陈侥幸逃走。曾志和伍若兰一直跟着穿黄呢大衣的朱德跑；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朱德把黄大衣扔了，曾志和伍若兰跑散了；一周后的1929年2月12日，伍若兰的头被悬在赣州城头示众。狼狈不堪的朱毛红军投奔到物质充足的东固山。东固位于江西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处，在吉安、永丰、吉水、兴国、泰和5县交界处，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因此成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共，曾在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春，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教官，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朱德的第9军担任军事教官。起义失败后，11月回吉安组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1928年9月，第7、9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红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治委员。后来他们又组建了江西红军独立第四团（红四团）。李文林等人率领红二、四团在赣西和赣南交界各县进行游击战，开创了“东固革命根据地”。1929年2月22日，李文林亲率一连队伍，从兴国的莲塘赶到永丰龙冈，接应朱毛与红四军。这里的人们挑着整猪整羊慰劳远道而来的朱、毛红军，并凑集了成担成担的棉花给他们御寒。300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后来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说：“后到了宁都，发现有两团红军，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他所用的“发现”二字，正可表达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到达东固后的惊喜之情。陈毅当时还写了一首诗，盛赞道：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粟裕有言：“这块(东固)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2 月25 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入瑞金境内。毛泽东在1929年4月给湘赣边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 毛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高度评价了李文林，并把东固根据地与井冈山、赣东北及湘鄂西等根据地相提并论，称之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如果你知道这段历史，谁会想到李文林会被毛泽东杀死，因为他曾经是朱德的下属。
1929年3月，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毛的运气来了。尽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国民党内讧不断，有的政敌对蒋介石政府开战，追击毛的队伍被调去打政敌，放过了毛。1929年3月14日，毛得以轻松地拿下了闽西首府汀州。毛大打了一番“土豪”，丰富了库藏。他告诉上海的中共中央：“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守城的郭凤鸣旅长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后杀掉。尸体倒挂在一棵板栗树上，旁边站着毛，手指着尸体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郭的尸体被抬着游街示众。作为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国民党市政府被一把火夷为平地。毛把指挥部设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梁画栋的楼房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4 月1 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刘安恭1929年初从苏联学习结业回国到达上海，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携带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二月来信”）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刘安恭于4月3日到达瑞金红四军军部后，协助红四军研究确定争取江西的具体行动计划。毛收到“二月来信”后，立即举行前委扩大会讨论，多数人不同意“二月来信”的决定。4月5日毛泽东即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回信中央，拒不交出指挥权，称2月7日来信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黑社会元规则——书记高于党代会的票决
刘安恭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的特派员，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遂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13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度繁忙，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在罗福嶂会议上已撤销的中共红四军军委，指定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可是，刘安恭在他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擅自作出一条决定：毛泽东主持的前委只许讨论红四军行动，不许过问军队其他事务。这就激发了四军内部关于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
1929年5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在永定的湖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刘安恭等人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并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求恢复正式军委。
林彪那时20出头，是个孤傲不羁的人。他有3个特点吸引了毛：一是军事才能。林彪从小喜欢军事，后来上黄埔军校，在军旅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军事战略，在战场上屡显锋芒。二是他不守纪律。他没在苏联受过训，没在严格的共党纪律里熏陶过。部队的人都知道，林手脚不干净，常私自留下缴获品，像金戒指等，还染过淋病。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几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伤，让林凌驾于纪律之上。作为交换，在毛需要时，林总是十分配合。林彪等人认为，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战斗，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
毛认为，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党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中，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毛把军队民主化要求污蔑为“农民”的“自由散漫”；刘支持“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 “自上而下的家长制”，却被毛泽东污蔑为“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很显然，毛是想通过党系统来管理他辖区的一切，从而实现其个人独裁。
无法再对中共中央隐瞒了，6月1日，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他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既然有理由，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写的信中不向中央报告呢？毛自知理亏，想把这事遮掩过去，把这段话埋在有14条小标题的洋洋长文的第10条中间，算是报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觉。报告其他部分充满甜言蜜语：“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鸦片）。“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
6月8日，红四军在上杭白砂的严家祠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人未到，但信已由快马送给毛泽东。林在信中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尚未开，林彪的来信让毛泽东感到宽慰。毛泽东的“军委应该撤销，集中权力于前委”的主张遭到刘安恭的极力反对。刘安恭说：“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也就是说，朱、毛不能共存于军中，必须赶走一个。
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同时亦做出反驳，指责毛泽东“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是要“以党代政”。毛后来自己多次说：“我很孤立，只有28团的林彪支持我。”除了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坚决支持毛泽东之外，大部分干部并不站在其一边。毛于是以退为进，称病辞职。毛表示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前委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陈毅劝毛泽东不要辞职，建议撤销刘安恭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职务；经过举手表决，以36 票对5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军委是取消了，可党内争论的各种问题仍没有解决。毛泽东执意不肯收回辞职请求，陈毅只好代理前委书记。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统一思想，消除分歧。
6月14日，《前委通讯》第三期将《毛泽东复林彪同志信》和《朱德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一起发表，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毛的信7600字，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从此，朱德成了毛泽东首先要打击的竞争对手。当然毛泽东得先除掉朱德的左右手。
6 月20 日、21 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并通过了“七大”工作报告。6 月22 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为调和朱、毛间的矛盾，陈毅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根据大家发言意见，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随即选举前委书记，选举结果一半对一半，陈毅立即声明，他投毛泽东的一票弃权。陈毅当选前委书记，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
毛非常不满，因为他的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的，象他后来指定华国锋做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一样（可见，中共从来就没有过党内民主，是地地道道的黑帮），岂能被党代会民主罢免，民主选举显然有违“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可见，“独裁高于民主、集中高于民主、领袖高于党代会的票决”是中共黑社会的最高规则即元规则。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他的对手也早有准备：他们在会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缴了械。毛马上开始打迂回战，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离开了红四军军部，由龙岩动身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江华后来回忆说：“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闽西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打下来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是毛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准备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的打算是利用这次大会建立新特委，用计谋把跟他前来的亲信安插到关键职位上。毛没有任命权，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到7月10日，50多名闽西代表聚集蛟洋，会议按通知第二天开幕。但第二天没有开幕。据会后闽西共产党人向中央的报告：毛叫他们去“从事各项调查”，“费去一礼拜之久”。终于开幕了，毛又用这个那个理由，使“会场上耗费时间太多”，“自10日起至29日止，延长20天之久”。毛在拖时间，以使代表们在“选举新特委”这项议程前不得不离开。果然，会还在不痛不痒地开着，国民党打来了，“大会不能继续下去，遂在29日闭幕了”，“会无结果而闭会”。代表们前脚刚走，毛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听话的邓子恢仍然居首，毛带来的人，一个当特委秘书长，一个当组织科长负责干部，一个控制地方部队。这几个人像毛一样是湖南人，都不会说当地话。当闽西共产党人发现毛把他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非常愤怒，当时就对中央说大会是“极大失败”，第二年一有机会时又起来反抗，引起了毛泽东在闽西的一场血腥清洗。代表们想要他们的上级福建省委派人来给他们做主，可是，蹊跷的是：“交通被捕，报告失落，致省委无人前来指导”。这种怪事不止一次发生，未来也将反复出现：关键时刻，联络会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断掉。
一旦抓住闽西根据地，毛便着手跟朱德捣乱。7月29日，朱德和陈毅前往上杭蛟洋召开前委会议，毛泽东与会。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7月底，国军开始三省“会剿”，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8月2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6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的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召开了红四军第8次党代会，希望在会上同毛握手言和，命郭化若起草信函邀请毛泽东与会，但是毛拒不参加，并复信严厉批评朱、陈等人，提出：“我生平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不打倒陈毅主义，我决不回来”。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党代会会议在三天之后不了了之。
4．党魁领导一切的独裁体制的确立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四军“七大”情况。8月27日，李立三向中央政治局扼要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于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些代表们透过周恩来发号施令。周没有做头号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没有制定纲领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给他发命令。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陈毅的报告指出：很多人说毛“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对朱德也有些批评，但只是这样一些问题：“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时不自觉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周恩来立即撤销了二月来信，并说毛“绝对不是家长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军委也是对的：“用不着再组织军委”，毛应当官复原职；刘安恭批评毛，错了；刘被召回上海埃批评。刘安恭9月21日率部参加攻打上杭城，他指挥二纵队勇猛突入城内，是役全歼国民党省防军2000余人；10月下旬奉命随军出击广东东江地区，21日身负重伤，不久牺牲。这使人想起刘志丹也是被开黑枪打死。刘安恭一死，毛泽东松了一口气。
9月28日，政治局通过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破坏党的纪律，党却给他撑腰，这是什么原因？说到底，正是毛的权力欲使斯大林对他另眼相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以中共的区区几千人要夺权，没有不惜一切的炙热的权力欲是无法成功的。那时正值“中东路”事件，中国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苏联人手里的，横跨中国东北1500多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跟它沿线的土地当时是外国在中国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为恼怒，组成了一支“特别远东军”，一度曾入侵到东北境内125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着“占领哈尔滨、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里应外合，在中国内地给蒋介石政府制造麻烦。周恩来写给朱毛红军的关于毛的信，一开头就讲中东路问题，要朱毛红军发展游击区域，扩大红军，“准备武装保护苏联”。10月9日，斯大林在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毛泽东活动的地区”称之为发展游击战、帮助解决中东路问题的重要地区，斯大林没提朱德。莫斯科支持毛还有个原因。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是托洛茨基（Leon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在中国有一小群狂热追随者，正在争取陈独秀的支持。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壮大“托派”的声势，担心跟陈有老关系的毛会跟陈走。这一系列的考虑使莫斯科决定为毛撑腰。苏联的媒体此时醒目地宣传毛，《真理报》（Pravda）在“中东路”事件关键的几个月里报导毛不下4次，称他为“领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头上的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享此殊荣，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
陈毅于10月1日急匆匆离开上海，4日到香港，6日过汕头，22日赶到广东蕉岭县的松源，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陈毅不折不扣地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包括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向他承认错误。”朱德表示：“同意。”
陈毅三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既汇报中央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口头指示，并写上：“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两层的小楼，天井里长着一株热带风情的棕榈。他每天享用营养丰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炖汤，外带一只母鸡。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毛收到信后，却没有即刻回到朱毛红军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个多月，给朱德施加压力。11月26日，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队去恭迎毛，毛立即表示回前委工作。毛在陈毅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前委。
毛马上给上海写信。周恩来如释重负，称毛“来信很积极”，“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明确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称陈独秀为“反对革命的分子”，提议“普遍地宣传”反陈。他主持作出反对托洛茨基的决议案。部队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装保卫苏联”。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既满足了莫斯科希望团结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队的声望为自己服务。朱德被压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发脾气。俄罗斯档案记载1931年2月，朱德对军事指挥官们发作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没有伸出一根指头管管毛。
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会议，即“古田会议”。主持会议的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毛做政治报告，朱德做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全盘接受了毛的建军主张。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朱毛之争至此结束。
毛怕官兵反对他，耍了个小花招。在古田毛提议通过一项决议：“不枪毙逃兵。”这使他大得人心。谁知几个月后古田会议的决议发表，这一条失踪了。毛坐稳了位子，这条决议也就束之高阁，逃兵仍然被枪毙。毛利用提出这条决议带来的好感，使其他决议获得通过，扫除他与绝对权力之间的障碍。一是职业军人的权威。朱德是职业军人，而毛不是，于是毛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以破除这一权威。二是选举，对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选掉的。他谴责这为“极端民主化”，取消了选举。三是毛喜欢搞特殊。在井冈山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讽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粮上山：“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毛发明了“绝对平均主义”这顶帽子，来压制这种声音。自古田会议起，特权在中共党内成为理所当然。
毛泽东在此次斗争中取胜后，其“党领导一切”的独裁思想成为整个红军乃至其后所有中共军队的建军纲领，确立了党魁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看领袖脸色（指示）说话的虚伪民主，从此，毛泽东成了中央红军唯一的领袖。这就是“中国特色”，毛泽东本人后来一语道破，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P28）。秦始皇象征了他的“中国特色”，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却偏偏在这四个字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毛后来充分复活了中国专制帝王的统治手段，包括特务制度（如明代的东、西厂）、文字狱等。
1930年1月离开古田的时候，刚满36岁的毛泽东志得意满，在马背上哼成一首词。“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的写照。“今日向何方？”他问道。他已计划好了答案：这就是去打李文林并彻底控制江西的地方红军。因而李文林曾经是朱德的下属。李文林被杀死的情节跌宕起伏，与毛泽东杀死刘少奇情节一样地曲折、残忍。他想杀人立威，以此镇住朱德的人。毛用流血手段解决党内纷争，其目的就是要做江西苏区的大独裁者——列宁。

陈毅的爱妻跳井自杀
1968 年10 月，陈毅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说：在中央苏区时，整我是AB 团的团长，整了3年多。从这段话里可以断定，从1930-1932年，毛泽东就想消灭陈毅。只是陈毅命大。肖菊英是江西信丰人，1930 年初夏由县高小毕业后进红军干校学习，然后被分配在红22军司令部担任秘书。10 月下旬，军长陈毅率红22军到达泰和县城，他和肖菊英就在那里举行了婚礼。1931年1月，陈毅调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他对江西苏区内肃出那么多AB 团给惊呆了，反对凭刑讯逼出的口供捕人，并释放许多名“嫌疑者”。这可触怒了李韶九。
李韶九有心要把他也打成AB团，多次从侧面进行威吓，“你是AB 团，只有自首才有出路，我写情报告了毛书记。”以致陈毅一度颇为紧张。后来，在一次战斗之前，毛泽东把打土豪得来用作军费的一些金子交陈毅保管（欲擒故纵之计）。陈毅想到，毛泽东同志这样信任我，我就不怕李韶九了。李冷笑着说：“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有匹好马、好枪了！”陈毅闻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马、好枪，谁敢来！”但李韶九品质极坏，且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陈也不得不加以提防。当时的赣西南特委驻在兴国县城刘氏宗祠大院，1931年7、8月间的一天，陈毅接到了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他感觉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临行时特意对年轻的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我还没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萧菊英噙着泪，目送丈夫带着好枪、骑着好马远去。会上陈毅没有被抓，当他踏上归途时，遭遇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了。他只好与警卫员徒步绕道而归。晚上8时，他匆匆赶回。他在漆黑的夜幕找寻妻子的身影，在凄冷的晚风中呼唤妻子的名字。他没有想到深爱着他的妻子见爱人6时未归，以为他已被打为AB团，竟跳井徇情。陈毅悲痛欲绝，搂着爱妻冰冷的尸体痛哭不已。埋葬妻子当天的夜晚，在空荡荡的房中，陈毅触景生情，摸去脸上的泪水，挥笔愤书，吟诗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
谁说而今人何在，依稀门角见玉姿。
检点遗篇几首诗，几回读罢几回痴。
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正当送葬归来夜，泉台幽幽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体味死者高。
艰难困苦几人负，失友中年泪更滔。
1931年底，周恩来由上海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沿途着手纠正闽西肃反错误。到达瑞金后，采取措施纠正肃AB团“扩大化”错误，使滥捕滥杀有所收敛。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做出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对肃AB团的“扩大化”进行了严厉批评，暂时扭转了风头。1932年春，周恩来把对闽西肃反惨祸负有直接责任的邓发调至瑞金，担任权力极大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1月25日苏区中央局还专门对李韶九进行了通报处罚，认为他“在肃反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决定给予他“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这显然是为了平息苏区中共干部中的恐慌和不满情绪。
1944年春陈毅到延安，与毛泽东十年不见了，老战友间畅谈终夜。毛泽东偶然问起李韶九，陈毅说：1935年被我毙了。毛问为什么，陈毅回答：他害死我老婆。1949年后李韶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0年代，毛轻描淡写地承认了“错误”，却找了李立三、王明，尤其是李韶九当了替罪羊。他对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说：“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两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肃反审查搞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轻信口供。在处理问题上，扩大化，简单化，错杀了自己人”；是“李韶九搞的，搞得一塌胡涂。”

朱德被毒死
朱德曾是一位被毛泽东担心的人物。当朱德带着正规军到井冈山时，老毛惹不起，就让朱德当了司令，自己当政委。1929年红四军中的“朱毛之争”是因为朱德要实行民主制，毛泽东要实行集权制。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1927年冬朱德首创，但1929年底毛掌权后，欺负朱是个老好人，把它收到自己的集子里就算是他的发明了。到延安后，朱德基本上是挂名的兼职，以明哲保身的方式混日子。
朱德一直被视为“老右”。1956年2月他率中共代表团列席苏共20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的会议，但很快获悉了基本情况，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认为应该表态反对，但朱德则对邓小平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必要管”，实际朱德并不是不管，而是借机反过来管，打电报回北京，表示：苏共已经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共也应拥护苏共决策，也应反个人迷信。毛本人正担心有朝一日后人会效法赫鲁晓夫打倒自己，所以毛是坚决反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毛看了朱德的电报十分震怒，生气地说“朱德糊涂，朱德和赫鲁晓夫都靠不住”。进而说朱德是“老右派”、“个人的品质有问题”，从此再也不让他出国。这是朱德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那里被这样骂后，再一次被骂，只是毛泽东并不敢当面骂而已。朱德1950年代末期就提出了中国的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思想的科学性、民主性比邓小平先进得多。
丁抒曾描述到，在大跃进中“另一位副主席朱德，人称朱总司令，也处于类似的‘不能说话’的境地中。一位四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朱德将手搭在他肩上，为难地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些尖板眼！’‘这不是你的事！’朱德不高兴了：‘太太平平地过你的日子，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没法子想了吗？’‘好自为之吧。’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庐山会议上朱德说过“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吃饭不要钱那一套，行不通嘛”一类的发言，也成了批判的靶子。毛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张闻天、李锐是右派，朱德也是右派（彭程、王芳《庐山.1959年》）。徐向前回忆说：“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同志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忍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198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59年10月毛将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检讨批转给全国县团级党委，显然是要打击其威信。1960年3 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仪陇与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饭”，“难过得许久说不出话来”。在大灾荒期间，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对国内的灾情忧心如焚。尽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层，“对中央内部的事情却知道甚少，他也不打听”。
朱德批斗会。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人的一切职务。5月24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发到县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它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80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既然彭、陆、罗、杨都已揪了出来，还有谁是毛泽东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为了不成为被打击的靶子，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陈伯达在狱中回忆说：“到1965年12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得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抛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忠心。
刘少奇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更具悲剧性。刘的干将薄一波把朱德种兰花污蔑成政治问题。邓小平5月31日急忙赶到《人民日报》改组领导班子。刘和邓小平一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四清”运动时，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左的。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牺牲别人去填饱毛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文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独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文革期间，毛泽东将朱德定位为“中国头号大军阀”，曾被红卫兵揪斗。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勤部党委扩大会上诬陷朱德“从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他还说，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邱的这个讲话，作为文件下发后，影响极广。可是朱德的威望仍然依旧。毛遂保下了朱德，称“对朱总司令还是要保”，“朱毛，朱毛，我就是猪耳朵上的一根毛”，但朱德却处于“不能乱说乱动”的境地。
中国3巨头周朱毛皆去世于1976年里，这有点不寻常。宋江心想，我服毒后将不久于人世，岂能留李逵在世界上乱来坏我的名声。毛泽东是《水浒》专家，他一直到死都在研究《水浒》。他非常赞同宋江的心思；那时老毛心想，我死岂能让朱德周恩来活着？让他们俩个坏我的好事，他们俩必须先死。所以，周1月8、朱7月6，毛9月9分别死去。周恩来得癌症后，是毛泽东不同意手术治疗，故意拖延了几年，等到75年开刀时，已回天无术了。最后，毛泽东像慈禧在自己死前毒死光绪一样，毒死了朱德！
在1976年毛泽东生病奄奄一息的的时候，年逾90的朱德身体仍然健康。朱德在会议上对江青说：就是主席死了，也轮不到你；还有我呢。过了不久，6月，朱德获口头通知，于某日下午二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澳大利亚总理。朱德习惯地提前到达，下午二时便在会场等候。天气炎热，空调却没开，这对朱德倒没什么，因为当时他家中也没安空调。后来空调开了，时间过了很久，外宾却总等不来。去问，说是时间改了，改成四时半（事后去查，日程一开始就是定为四时半，从未有二时半之说）。朱德只好老老实实地等下去，可是空调越来越冷，整整受冻近两个小时。朱当晚发病拉肚子，病情重到不得不去301医院时，医院却无法从中央保健局调来病历──两日前病历被人调走。临床医生在没有病历情况下，依常规开了药，朱则病情日重，终于十数日后去世。当日的那位临床医生，后来突然死亡，──那是后话。其实朱德是被毒杀的，死后全身焦黑，典型的中剧毒。
皮定钧中将因窥测到此中奥秘被暗杀。以毛为首的的朱德治丧委员会规定，在举行朱德的追悼会时，谁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遗容。参加追悼会的领导、生前战友、亲朋好友均遵守这条“铁律”，只有二个人不遵守“纪律”。一位是从朝鲜专程赶来奔丧的金日成，另一位便是福州军区司令皮定钧中将。皮定钧天不怕地不怕，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揭开朱德身上覆盖的党旗，在腥红的党旗下，朱德面容发黑，裸露的双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钧心中有了数，次日不声不响带了秘书、警卫和陪送的8341部队的警卫乘专机返回福州。飞临福建上空时，座机撞向漳浦县境内的灶山，机上人员无一生还。皮定钧遇难那天天气晴朗，灶山仅高400公尺，正常飞行不会撞山。事件发生后漳州军分区派出50多名军人会同漳浦公安局长以及2名苏联专家（飞机为苏联制造）在十多公里范围内地毯式搜山，搜遍一草一木难觅撞山痕迹。机上死的除皮定钧外，还有皮定钧的秘书和卫士3人，正副驾驶员以及8341部队二人。除正副驾驶员外，其余7人中有6个人的佩枪曾经开火。张爱萍在301住院养伤期间，有人给他吃了一副汤药，若不是当时警卫的赵某抢救及时，一定也死于非命。朱家总觉得朱德死得不明不白，康克清总说，汪东兴一日不开口，真相一日不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