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杰的道德化影像 作者:王小鲁
导语:人们的视野被打开了,他们发现政治其实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治意识的加入不是削弱了独立性,而是对独立性的加强和深入。这个倾向正是胡杰在接近30年里所努力坚持的方向
一
胡杰是多产的纪录片导演,估计已有的作品超过了20部。他也是中国最早进入独立创作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不过他跟上世纪90年代其他早期纪录片导演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这也是我们今天经常强调的一个区别:最早的一批独立纪录片导演多有电视台职务,他们据此获得拍摄的条件,其生产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也多是温情主义的——体制化越深的人往往越温情,这在当时要看个人与电视台的举例来定。但胡杰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是一个流浪艺术家,当时在圆明园画家村搞架上绘画,他制作纪录片的诉求是更加独立的,当时他用从日本购买的HI8小摄像机进行拍摄,这种机器像素甚至比不上后来初级阶段的DV,无法达到电视台播放的标准。没有商业价值,没有播放渠道,甚至剪辑设备都没有着落,这个拍摄行为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胡杰说自己当时根本不考虑这些,他只是被身边的现实震惊了,在成为流浪艺术家之前,曾经当兵数年的他很少接触这类现实。他不了解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居然如此恶劣。比如《远山》(1995年拍摄于青海)里,煤矿工人的生活相当危险和廉价,这令曾经受过“工人阶级优越性”和“劳动光荣”之教育的胡杰,一时间不知如何给这种摧毁生命价值的极端化劳动下定义,他觉得保留这些材料可能对社会或者对未来有用。拍摄《平原上的山歌》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以他为中介,让政府帮助这些从云南被贩到山东的妇女逃离村庄。你可以说这样的诉求与他过去的体制内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但他从这些教育中撷取了有价值的部分,塑造了自己的道德与个性。这种道德不再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个人的心灵准则,因此,无论从生产关系还是从创作意志上来说,当时的胡杰几乎是中国独立电影的标兵式人物。
但是这些年来,胡杰却一直游离于独立电影圈子之外,这里面有复杂的原因。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这种道义感使作为创作主体的他在接近事物(被拍摄对象)的时候,总能使观众更强烈地感觉到事物的道德属性,也就是说,他经常能够强烈地激发起观众的道德感觉。他也非常喜欢拍摄弱势群体的素材,这种题材倾向固然是最近20年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主要倾向,但是他与其他创作者不同,他不仅仅展示状态,往往还经常表现出道德评价的激情,因此显得不够“超脱与冷静”。
这种特点曾经使胡杰的纪录片被质疑了很多年。因为在我们的时代氛围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这些年来,如果一个人在创作中用过多的道德情感去笼罩事物,那是必定让人排斥和拒绝的。而在被认作“艺术”的纪录片创作里,道德话语可能会使作品显得过于单调。胡杰的“正义电影”一方面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塑造中国人记忆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对他的排斥和批评也非常广泛。胡杰作品的接受史,可以作为了解我们时代精神变迁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