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寨大队的1960年是从饥饿中开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村里的老人说，那哪儿算是春节？应该叫“鬼节”！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于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那种不积德的事”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撵那些检查的人！”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成了替罪羊”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倔强的“大饥荒”上书者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狂恋过的人，几年悲惨景象，磨灭我诚挚的爱情。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本刊记者 林珊珊 发自四川隆昌、成都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 “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饥饿报告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共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不久，他收到了“支援农业”的通知。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在《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中，他写道：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李盛照1961年5月，于四川隆昌乐只乡
“反革命”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郭老：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盛照先生：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马寅初 1961年9月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李盛照没想到，这封信成了他入狱的通行证。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