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1960年出口粮食买黄金饿死农民千万
周总理1960年出口粮食买黄金饿死农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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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1960年出口粮食买黄金饿死农民千万丁伃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笔记里抨击毛泽东的政策：“出口过多，并且一度在国外采取倾销政策。”“为了完成猪肉出口任务，规定农村三个月不杀猪”（１）（三个月内禁止农民杀猪自己吃）。彭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大量出口搞征购得来的粮食，正是一系列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错误中极重要的一环。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却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2）这完全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出口的粮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农民的口粮。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粮食就够四千万人吃几个月，足以从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这些粮食都被地方干部当做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交给了国家，转而被政府运到国外去换硬通货了。
进入一九六○年，各地农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中国的粮食却在一船船地运往国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3）
要是留下出口的粮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粮食留下一半（六十八亿斤），送到缺粮最严重的地区，濒临饿死的农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这不可能。因为中Gong中央的管家周恩来对粮食情况两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饿死人的最高峰时期，中Gong中央竟发出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文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亿斤的基础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将达到五百亿斤……”而实际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国的粮食库存仅一百二十七亿斤，少得甚至不敷粮库的铺底和正常周转。正是在对粮食
不摸底的情况下，周恩来作出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决定。当时外贸部有人主张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换取外汇购买粮食，可是周恩来却认为黄金价格正低，是买进的好机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要以黄金作后盾”，结果非但不卖，反而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4）
当时，只要十斤粮就能救济一个人不死，若周恩来将那笔购买黄金的钱用去购买几十万吨粮食，一九六○年绝不会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间，中国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农民则饿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为例，该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亿斤粮食就很有关系。（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一九五九年粮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跟腔说“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好象安徽的粮食多得成了灾。当时若留着那四亿斤粮食不出口，用于接济缺粮最严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们完全可以挺几个月熬到夏收而活下来的。
当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国家粮库有的是粮食，并不在乎卖了那四亿斤粮，问题就是没有及时开仓放粮。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刘少奇处理安徽问题时曾说：“（一九）五九年调（安徽的）粮食是中央叫调的，死人同调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风不好，水利搞那么多。”（6）
(1)彭德怀《为什么要写信给毛主席》，《新华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号。
(2)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
(3)同上。
(4)中Gong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第二七二页；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三十四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六一页。
(5)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圣》第五十九页。
(6)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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