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雄的“人民最大”

吴伯雄（1939年6月19日－），桃园市中坜区人。吴伯雄的父亲吴鸿麟为日本九州大学医学博士、台北帝国大学外科医局长，后来同其大哥吴鸿森开创了中坜医院，而吴伯雄亦出生于此医院。吴鸿麟为国民党籍政治人物。他在中坜一带义诊免费行医，获得乡里好评，因而受地方推举当选台湾省参议员以及国大代表，亦曾当选桃园县县长（长子吴志扬曾为第十六届桃园县县长）；今日桃园一带仍有许多以他为名号的慈善事业与奖学金补助。

吴鸿麟的孪生二哥吴鸿麒，在1947年“228事件”后的清乡时被杀害，弃尸在南港桥下。由于吴鸿麒时任台湾高等法院法官，传闻他因判案得罪权势，故遭杀害。

据《吴伯雄七十留影》内载：吴鸿麟在除夕围炉时，除了自己是医学博士外、女婿宋瑞楼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儿子、女儿及媳妇、孙辈皆博士、硕士学历。吴伯雄在家族中还算是学历较低的，吴鸿麟还安慰他：“伯雄虽没出国读博士，但他的历练最丰富，家中大小事情，都是一定要征询他的意见。”

吴伯雄高中毕业后，考取位在台南市的台湾省立成功大学，就读工商管理学系。1962年，大学毕业。后于政战科服预备军官役。退伍后曾到中坜商职任教两年。1966年进入新竹中小企银工作，从柜台科员、科长做到高级专员。

1968年，被国民党提名参选台湾省第四届台湾省议员，高票当选，成为当时台湾省议会里最年轻的省议员。在省议员时代时，其分配至财政委员会，增加了他对全国财政的认识。在省议会期间，当时的省议长谢东闵先生对他赞誉有加，成为他人生当中的重要贵人。据吴伯雄回忆：“省主席谢东闵因为工作经常要从台北跑到台中，吴伯雄就利用自己同学当列车长、站长的优势，一旦有事汇报，就让同学安排谢东闵隔壁的位子。就这样，他可以在桃园站上、中坜站下，如果事情多一点，就新竹站下，谈公事直到谢点头为止，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给上级首长留下了“能员”的印象。”

1972年，吴伯雄被提名为桃园县县长，并高票当选。父亲吴鸿麟每个月都给他一笔生活补助费，其金额较薪水更高，以养清廉。

吴伯雄1973年被台湾省政府保举为民国63年（公元1974年）“全国特优行政人员”，省府给予的评语是：“才华焕发，遇事考虑周密……尤善辩才，说服力特强。”1976年出任烟酒公卖局局长。1979年政府为了防止烟酒囤积，临时宣布调整价格。但此举与吴伯雄于半年前宣布烟酒不涨价的誓言违背。吴伯雄为此而请辞下台，回到故里，重回新竹中小企银工作。

1982年，蒋经国召见吴伯雄。随后，吴伯雄再度出山，进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担任秘书处主任，随后，任内政部长，当时吴伯雄45岁，成为行宪以来最年轻的内政部长（后被余政宪超越）。吴伯雄于1988年调任台北市市长。吴伯雄于1990年被转调行政院政务委员，进行主审法案的工作，一年后1991年，在行政院长郝柏村力邀之下，吴伯雄又回任内政部长。由于台湾被称为盗版王国，受国际诟病，为此吴伯雄不敢掉以轻心，于1991年时埋头专研国内外著作权法，并到任内政部长时不满六日，就于立法院提出修法报告，使得往后数年，中华民国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大有改进。

1993年宋楚瑜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积极为参选1994年台湾省长而铺路，而吴伯雄同时也有意参选台湾省长。甚至说出“就算只剩阿里山，也要选到底”豪语。李登辉为此亲到吴伯雄家中，向吴父许诺“把吴伯雄带在身边”。最后，吴伯雄宣布退出初选，让宋楚瑜代表国民党参选，同时宣布请辞内政部长；接着转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台籍总统府秘书长。

宋楚瑜当选省长后三年（1997年），李登辉决定冻省的举动，使宋的政治生命大受打击，反之代表总统府去安抚宋楚瑜的人就是吴伯雄。

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后，由于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脱党参选的宋楚瑜分薄选票，导致首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当年6月举行第十五次全国党代表临时会，气氛凝重，在会中，当选国民党主席的连战提名吴伯雄出任副主席。

2005年，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继连战出任中国国民党主席。2007年，党主席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被检察官侯宽仁起诉，马英九于稍后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党主席，吴伯雄接任代理主席一职，但后来又辞去代理主席职位，参加主席补选，代理主席改为江丙坤。2007年4月7日进行党主席补选投票，吴伯雄囊扩大部分的选票，以86.97%的高得票率当选党主席。

号次        姓名        得票数          、

1        洪秀柱        23,447       

2        吴伯雄        156,499       

在4月11日的就职誓言时，吴伯雄以“团结”为题旨，要求党员扪心自问，是否能以大我为念、以慈悲为怀、以台湾为念、吸取过去的失败教训，要求全党倾力投入年底的立委选举以及隔年的总统大选。

2008年1月12日，吴伯雄带领国民党在立法委员选举中的113席中赢得81席次，得到超过2/3席次，连同5名亲泛蓝的立委，控制立法院3/4的议席，掌握绝对控制权。在随后的总统大选过程中，吴伯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在4名立委闯入民进党竞选总部事件后翌日，亲率4名立委向全民鞠躬道歉。在选前坐镇国民党总部，连续召开多场记者会，为各种选举“奥步”的可能性作出“止血”消毒。选举结果，国民党的马萧配以765万票当选，超出竞争对手220多万票的大幅差距，完成台湾的第二次政党轮替。

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台湾大选胜选后的群众集会上说：“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选票最大，没有一个政党比人民大！”人民最大就是人民至高无上。人民高于政府，高于任何党派；政府和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神，不可能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人民有监督、批评、改换执政党的权利。从相互竞争的不同政党中，选择中意的党上台，是人民行使主权的方式之一。2008年5月26日下午，吴伯雄的专机抵达南京机场，开始他的大陆之行。并于5月27日拜谒中山陵，题词“天下为公，人民最大”！

台湾有一个人民最大党。人民最大党指出，政治人物的权力来自于人民，选贤与能，但如今变成会讲话、跑摊、哗众取宠的人赢得选举，与党主席许荣淑推动民主化、民主普世价值背道而驰；民进党早期强调要用公平、正义、清廉、法治制衡国会，现在掌握国会多数席次，却胡乱通过法案，变成一个大怪兽，不合理的政策无人制衡，例如国安法、两岸条例、年金政策、两性平权等，这就是权力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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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回忆录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共产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邱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却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狂杀滥砍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

苏区肃反始作俑者是毛泽东。AB团杀了7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6千多，改组派、托派杀了2万多，全部加在一起10万人。当时共党和红军共约30万人，10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兴国当时人口为23万，参加红军的就有8.5万多人，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为全国牺牲烈士之首县。所以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当时“扩红”的办法很特别，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各地以乡为单位张榜公布应征名单。上了榜而不报名的，乡政府就在其门上挂“耻辱牌”，这对报名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邱会作回忆，当年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剧社曾编了一出宣传“扩红”的戏，剧中的富农婆捣乱“扩红”时的唱词是：“当了红军很艰苦，天天行军两腿痛，夜里放哨没觉睡，冻得身上好冷吆……”本意是宣传“扩红”，演出后却起了反作用。后来对这出戏的剧作者和演员，都以“破坏扩红”罪名，予以严厉处置。农民逃避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躲起来或是自残。入伍后开小差的人也不少，对开小差，地方政府的处理比部队还严厉。

邱会作认为，中央苏区的政策出了问题，如过度征粮、过度“扩红”、土地革命中滥杀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过激行为，各地都打“AB团”、肃反扩大化，这些都让红色政权多少失去民心。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的东西全部掏尽了。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再扩红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没有办法。在苏区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8.6万共军要吃没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长征是1934年10月21 日开始的，其实，如杨尚昆回忆，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这项准备工作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周恩来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仓库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的就必须毁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要是传出去，就会动摇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对斗争十分不利。周恩来特别叮嘱，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夜间行动。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国家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也是邱命不该绝，就在押往行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70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回答：“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当红军准备逃离江西时，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长征出发前，恐怖气氛相当厉害。为了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区展开大规模清洗，把“不可靠”的、动摇的官兵集中到十来个收容所，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上万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国军俘虏，他们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那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活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当时别说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都可以随便杀人，多少人就此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刀下冤鬼。从1930年开始杀“AB团”，到1934年杀 “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创建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龚楚无法认同，终于在 1935年脱了队。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到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不少代表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邓发的责任问题。最后，邓发没有当选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