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五七祭坛的牺牲》前言

作者：李昌玉 文章来源：网络
更新时间：1/8/2012 7:43:14 PM  



（附记：刚刚收到电子版《往事微痕》88期为我编的这个《五七祭坛的牺牲》专辑。这篇前言还是半年之前写的，我却忘得干干净净了，重读之后，感到颇有几分悲情，才想起来是化疗期间铁流让我编的。一年来，我精神太紧张了，虽然说心里老想乐观、乐观，但这毕竟是个不治之症。现在，在手术切除病灶之后4年，在发现转移之后1年，在完成化疗之后半年，情况大有好转、缓解、稳定，自我感觉也还良好，因此可以宽一宽心了。重读这篇前言之后，仅仅对“宪法”问题，章伯钧的问题，增补了五六百字。2011-12-11）

（一）五七祭坛的牺牲品

从春节前起，我就因肺癌复发以及骨质疏松引起的严重疼痛而住院治疗。经CT与ECT影像检查，认为是肺、骨转移瘤。我步履维艰，一度不能起坐行走，已经坐上了轮椅车，柱上手拐。真是病来如山倒，一两个月人就猝然倒了。医生给我施行了化疗、放疗、药疗综合治理。经过14次放疗，骨病基本缓解，可以自行行走了。按照计划，六月中旬可以完成化疗。我很难预言治疗的前景，不过起码可以肯定阎王爷暂时还没有发出传票。

其间，收到铁流的电邮，嘱我选出旧文10万字，在《往事微痕》上出一个专辑。他的良苦用心和美意我就领了。因此借此写几句说明文字，以告慰勉励诸位见过或未见过的难友。

我本人戴过两次右派帽子——摘了之后又“回戴”，所以更加刻骨铭心，感受非同等闲，因此对于右派情有独钟，专题写了十几个右派，现在将这部分文字汇总结集，名之曰《五七祭坛上的牺牲》。牺牲的本意是古代为祭祀而宰杀的牲畜。右派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祭坛上的祭品。凭了这么十几个个案，当然远不足以代表55万右派，但是确实也可以反映出反右运动的一角。

比如章伯钧是头号右派，那简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第一号预定目标，就像发动文革首先是为了要打倒刘少奇一样，因此为了打倒章伯钧其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令人齿冷的内幕，近年来被逐渐揭露了出来。

比如葛佩琪是为了炸开反右运动的突破口而抛出的一颗重磅炸弹。葛佩琪本来是身佩国民党军少将军衔的共产党情工人员，但是他失去组织联系，因此成了“反动军官”。《人民日报》发表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时，添加上要“杀共产党人”的话，于是激起全国人民的怒声讨伐。葛佩琪于是成了右派中最反动的典型。

八十五岁的冒广生，是一位誉满文史界的前清耆宿。在鸣放的高潮中他应陈毅之请，撰写了一篇千字文《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刊于6月6日的《人民日报》，为“整风”唱赞歌。毛泽东读了此文大为感动，委派总理周恩来亲自登门邀请他老人家到中南海会见。6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记者傅冬——就是傅作义的女儿谢冬写的长篇访问记《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老先生》，继续为共产党唱赞歌，可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位老人，回到上海，第二年也掉到右派陷阱里。

打右派的荒唐，叫后人看到不知作何观感。我从地摊上找到《右派份子赵长林的呈批报告》的打字稿复件。为了给这个39岁的留用人员打右派，党支部也要履行必要的程序，可是在 “呈批报告”中，竟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句子，如“摘由不全面扼要”、“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活气像”、“知来者优可追”、“三字误人晚不了，一生害事怕什么”、“其态度表现了老奸具猾”。试问，凭这样文理不通词不达意错字连篇的文书给人定罪，这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这“土包子”、“土八路”文笔正是无产阶级的光荣。从赵长林等人的三份原汁原味的《呈批报告》，大家可以看到打右派的过程是何等的荒唐荒谬！这样荒唐荒谬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也是要“拍案惊奇”了。其实，这里的每一篇故事，推而广之，每一个右派的故事，都可以编成一部毛泽东时代的《拍案惊奇》。我想对于那些还在沉溺于“唱红歌”，怀念毛泽东的极左派来说，也算是“醒世恒言”了。

选了胡风和阿垅两篇胡风案的文章。反胡风是御案钦案，是毛泽东一手炮制的文字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四宪法”颁布之后，明目张胆地以言治罪的典型。“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了2100人，是新中国的第一例“文字狱”。政治家贵在言行一致。言行不一致，他的理论就是欺世盗民。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可是转过脸来，毛泽东就对党内交底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之所以受到跟随他打天下坐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迷信崇拜，是因为他常常能够向他们谈心交底，把他在公开场合说的假话，玩弄的阴谋诡计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真情实意，叫他们放心，而他们也因此对于毛泽东善于玩弄两面手法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跟着学跟着做。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政治伦理、政治操守的红色暴君，一个政治痞子。原来他放弃《共同纲领》，亲自动手制定《宪法》，而且明明知道宪法、法治的要义是“约束”执政者，但他需要以此欺世惑众，使知识分子“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所以他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毛泽东是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如果演单口相声，毛泽东绝对会成为一名无与伦比的相声演员。反右就是他的杀手锏，暴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反胡风则是反右的预演、练兵。

（二）从辛亥革命到四九鼎革

（1）不以成败论英雄。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都有浓得化不开的辛亥情结。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历史、政治、文学等等方面的学者，都在以新的视角来反思这个创建了亚洲第一共和国的革命。

百年来，神州大地，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群雄并起，逐鹿九鼎。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蒋经国……高唱大江东，你我斗风流，千塚白骨，万户萧疏，一将功成万骨枯，破灭了或成就了多少英雄豪杰的美梦！你方唱罢我登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历史的轮回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中转动。但是，蒋经国先生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以大智大勇，奋然宣布：解除“报禁”与“党禁”！一举实现了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的伟业，居功厥伟，青史留名，万古流芳！从此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了中华大地上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国，为大陆的民主转型提供了无可怀疑的榜样！而夺得天下就是王的毛泽东，论其罪恶之大，品其人格之卑，却也达到无人望其项背的高峰。

（2）家事国事天下事。我本人说来和辛亥革命也有一点姻缘。我父母亲分别于1912/1913年出生于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武昌，我则于1934年出生于重庆。我的生命是在这个辛亥百年中过来的。我经历了这百年中最多灾多难的岁月。1939年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住在重庆市区柴家巷、距离今解放碑咫尺之远的我家被燃烧弹夷为平地。我又和全家经历了长沙第二次第三次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的狼狈逃难。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少年，但是对于家事国事天下事有了感受。那些高昂的抗战歌曲成了我幼稚心灵的火花。

（3）民主攻势。我当然不知道如重庆《新华日报》上那些共产党高调攻击国民党“一党专政、遍地是灾”的文章，更不知道共产党信誓旦旦地宣誓绝不搞“一党专政”的诺言，比如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说得最为剀切果断。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刘少奇选集》上卷）可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事实证明，中共的“还政于民”的承诺，其实也是一个弥天大谎。而毛泽东本人在到重庆谈判时，向西方记者明确地表示，未来建立的各党派联合政府，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通过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发动了一场大张旗鼓的民主宣传攻势，抓住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软肋，让蒋介石陷于相当的被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是忽悠了美国官方，使美国人对国民党表示了极度不满与疏离。美国人以为战后中国可以通过国共两党竞选，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因而在国共内战中对蒋介石未伸出援手，使中共夺权的内战减少了巨大的阻力。

（4）第二战线煽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起而参加了席卷全国的反蒋民主运动。这个由延安策划、国统区地下党发动组织的被称为“第二战线”的“争民主争自由”运动，使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到由中共渗透组织的以民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他们自称“第三条路线”，在国共党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国共对峙的决战关头，章伯钧们义无反顾地倒向了共产党。他受周恩来委托，策反吴化文军长在攻打济南城的关键时刻起义，使中共取得了第一个攻坚战的巨大战果。“中间势力”的倒戈，使共产党获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戴，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崩溃。

但是当打章伯钧右派之后，中共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对章伯钧作出这样黑白颠倒的结论：说“大革命失败后随邓演达组织第三党，搞中间路线，参加闽变。抗战时期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解放战争期间响应我党‘五一’号召来解放区，是一投机政客。”（《中央统战部关于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见》1957.12.00）对这样一个长期积极追随中共反蒋夺权、贡献很大的著名民主人士此时过河拆桥，推完磨杀驴，引其蛇，出其洞，打了他的右派，还要诬称他是“一个投机政客”，实在太不厚道了。对于共产党来说，所谓“统一战线”不就是拉拢、离间、忽悠、收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投机政客”的吗？这一棍子打在章伯钧的屁股上，却痛在千百位民主人士的心上。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中共从香港）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北上的工作，大大小小20多次，共有10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成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一说119人）。这其中就包括章伯钧。当时，你共产党不就是千方百计策动他们“投机”吗？现在怎么翻脸不认了呢？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许德珩这些当年共产党恭之敬之唯恐不及的座上宾，转眼之间成了举国口诛笔伐的阶下囚，成了共产党敝屣不屑的“投机政客”。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把“诚信”二字输得一塌糊涂，只剩下一条裤衩遮羞。这是今天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江河日下荡然无存的历史原因。

公道地说，中共为配合国共内战而发动的民主攻势与“第二战线”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堪称是大谋大略之经典，获得了预想的巨大成功，使国共内战中共产党胜出一筹，毛泽东、周恩来坐在延安的窑洞里窃窃嬉笑。

（5）向着新中国。抗战胜利后，1947年我就读于武昌首义区中心小学，对“首义”二字有了一点体验，更感受到故乡是一个“首义之区”。这同时我看到了由中共党员沈崇以苦肉计演出的美军强奸事件，抗议的风暴席卷武汉三镇；看到了由地下党策划的武汉大学学生领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不过这些“真相”当然是在几十年之后才涣然明白过来，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对国民党是义愤填膺，对民主自由有了朦胧的追求。所以1949年5月25日我在上海看到入城的共军小分队之后，很快就把中国的所有不幸所有灾难都归之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的天下确实是靠“红歌”唱出来的。唱着“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时是多么令人神清气爽、青春燃烧啊！我在上海解放之后半年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做了干部，14个月后，初中毕业、16岁半的我就响应了党中央的“抗美援朝”号召，参加了军事干校，即参加了共军。只因为我是一名优秀学员，被选拔到最高机关军区后勤部工作，失去赴朝参战的机会，但是在一群农民干部中，我却成异类。我的孤傲清高，略胜一筹的文化水平和被某些领导赏识的能力，以及某种不自觉的追求自由的倾向，受到他们的嫉恨，所以在肃反运动中，23岁的我有幸成了“小集团的头子”，从此我就被边缘化，使我开始了不断地观察、怀疑、探索、探究这个曾经使我倾心献身的社会，直到1957年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就读的一年级终于打了右派。

作为另类，使我对我们社会、对我们国家，多了几分冷眼，也多了几多热望，更多了几分旁观者的清醒。

回到1947—48年，我是一名既懵懂又渴望明白社会的少年。我成了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的小读者。我的自由民主思想大约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观察》和当时大学生高昂的“争自由争民主”口号。

（6）从“一党专政”到“一党专政”。中共建政之后，背信弃义，实行祸国殃民的“一党专政”，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起新的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且要彻底“砸烂”旧世界。如果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遍地是灾”，那么共产党则是“一党专政，祸国殃民”。中共从执政开始，就以政治运动治国，在经济上剥夺私有财产，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政治上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复整肃异己，在文化上实行专制垄断，在反右之前，在建国后的8年间，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动了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农村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胡风、肃反等等运动，每次运动都是要按照一个既定的比例定任务指标，整肃杀人，因此在党群之间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当时被形容为“墙”或“沟”。

（7）民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五七年的右派们确实是如毛泽东调侃的犯了利令智昏的错误，不知道那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权谋阳谋，因此直言进谏或婉言进谏，希望共产党切实实行民主、自由。中共对头号右派章伯钧下的结论，第一条罪名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政治体制。他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污蔑社会主义不民主，说：‘中国由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可’。提倡‘两院制’和所谓‘政治设计院’，……” （《中央统战部关于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处理意见》1957.12.00）储安平虽然“三年早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自由的多或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的有或无的问题，仍然纵身烈火，发出“党天下”谠论，成了三大右派之一，三大右派理论之一。中共长期来把民主自由拱手奉送给了资产阶级，凡说到自由民主都要加上“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定语，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一个反对民主自由的专制政党。这种逻辑的混乱至今仍然是反对民主、反对普世价值文章立论的特点。共产党及其御用学者已经没有自洽的逻辑来为反民主、反自由辩护，从而取得立于不破之地的话语权。

（8）北大学生：呼唤民主的先驱。而不谙世事、乳臭未干的青年学生，尤其是五四运动故乡的北大学生，一马当先，“519”发出呼唤民主的最强音。他们宣言道：“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北大《广场》发刊词）共产党发动的1947—48年的民主运动是一把双刃剑，当时刺向了国民党，但是在当时那些中学生小学生稚嫩的心中却撒下了启蒙的种子。种子撒到地里，遇到适宜的土壤与气候是要发芽的。这些自由民主的种子，10年后萌发出幼苗。现在，他们成了大学生，于是他们思考着，探索者，义无反顾地呼唤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应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龙英华语）“首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实际压力、限制，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叶于泩语）“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王国乡语）“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林希翎语）这类呼唤举不胜举。

他们和毛泽东公开唱反调，仗义执言，为胡风鸣冤，说“我要为胡风说话，为真理说话。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刘奇弟语）“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林希翎语）为仅仅两年前的胡风案鸣冤的人多得很，声势昂然，最后都打成右派。

此外，政法界的法学家、律师、法官，他们对于实行法治情有独钟，纷纷直言进谏，结果几乎是全军覆没，葬身右海。

文艺界则是反右的重灾中的重灾区。文艺家门向往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这触犯了共产党的禁区，结果从此文艺百花园地被12级台风摧残得只剩枯枝落叶，落英满地，至今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留下堪以传世的作品。

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被定为右派分子之后，昂起不屈的头颅说：“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谭天荣语）

（9）祭坛圣女林昭。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女生林昭，因为替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而打成右派，最后被枪杀。他被誉为才女、侠女、烈女、圣女、美女，中国女性的苏格拉底。当她被送去劳改时，致信校领导责问道：“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教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们呢？！”

林昭在赞颂普鲁米修斯的长篇抒情诗中，他期望人们——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为了做一个自由人的尊严，林昭断然拒绝强加在她头上的任何罪名，顽固不化，威武不屈，激怒了共产党，由20年徒刑改判为死刑。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林昭在被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她当即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从容就义。第二天下午2时，一个民警到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林昭家呼叫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应声开门。来人说：“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昨天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的子弹费。”林母闻讯昏厥于室内。由此可见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是多么地践踏天良，践踏人性。

2004年4月22日，林昭的亲友同学56人为她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墓地在苏州灵岩山南麓。墓碑后面刻有林昭1964年2月写的遗言：“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如今，慕名前往灵岩山祭吊林昭的人络绎不绝。林昭不愧为“人类的傲骨”！

（10）右派学生：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仅仅北京大学就打了右派716名，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罪名”均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右派总数高达7%。其中教职员“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发飙加温，这些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先后有八名被挷赴刑场枪决，他们是黄中奇、任大熊、吴思慧、顾文选、张锡锟、林昭、沈元等。他们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勇士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奥林匹斯山的天火而受到天神宙斯惩罚，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让老鹰天天去啄食他的肝。这些忠心赤胆，希望中国走上一条真正民主、自由、法治、宪政道路的热血青年，是一群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同于斯大林式的专制党的诤友与谏臣，丝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 他们都成了社会贱民，“反面教员”，精神、肉体受到无尽的屈辱与摧残，至今仍然得不到任何补偿。

北大教授钱理群对于大学生右派的谠言作出了准确的分析。他说：“体现了这场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是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忌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思考水平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言论》，见《原上草》，经济出版社出版）如今，谁若捧读当年的那些右派言论，今天已经变成了举国上下公认的常识常理，难道不会感叹唏嘘？就这点而言，这些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以自己淋漓的鲜血、纯真的灵魂，而且自己认为是高举对党对社会主义爱的大纛，披荆斩棘，开辟出了一条民主自由的大道。他们不愧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前驱！

（11）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反右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毛泽东时代在钳制言论，控制思想方面超过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专制王朝。以言治罪，加戴“右派分子”的帽子予以非法律的治罪，是毛泽东天才的发明创造，是毛泽东使知识分子“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有效手段。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界定，也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各级党委书记、党支部书记都可以把管辖下的干部群众予以治罪。反右运动的结果是每个党支部既有绝对的权力给每一个它属下的非党员划定右派、极右派，还有权给所有属下的非党员划分为左派、中派。中派还要细分为中左、中中、中右。中右又叫不戴帽的内控右派。随后，毛泽东又发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等名目各异的政治帽子，此外，再加上人数庞大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每一个中国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划定了阶级成分或家庭出身，血统论成了共产党控制每一个中国子民的杀手锏。毛泽东把中国改造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政治大监狱。其精致、严密的网状结构，为希特勒、斯大林望尘莫及。这是旷古未有的奇观。

仅以发动反右运动而言，毛泽东堪称邪恶的天才，其雄才大略，其阳谋阴谋，其一声号令置百万知识分子于绝地的虎胆熊魄，足以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令希特勒、斯大林这些世界公认的暴君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12）无产阶级专政是一部绞肉机。最早最清醒批判毛泽东的是被称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罪证的“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571工程纪要》写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如此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揭露，是因为作者身处“不胜寒”的高处，对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罪大恶极有直接的感受，因此至今仍然具有真理的光芒！“绞肉机”成了描述毛泽东暴政的一个最富有表现力的词语。

1957年的右派发出呼唤民主的嚆矢，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因此有人主张将反右运动正名为“民主运动”。笔者作为当时打右派的大学生之一，认为反右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改名，而是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反右运动”作为历史的一个符号，概念，名称，那是客观的存在，很难有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的名称包容它的丰富的内涵。

（三）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将计日程功

笔者打右派时才23岁，是一个青年，如今成了恶病缠身行将就木的垂垂老汉。我有幸亲身经历了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个人受到莫大的打击，青春不再，往事难挽，但是我坚信，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将计日程功。这是不必怀疑的，不应怀疑的。有一位作家说得好，“真正的思考者却能超脱自身的不幸与苦难，在知识积累和命运变迁中形成对历史的看法，从而具备现实洞见力与穿透力。”（引自徐庆全《一本书的高华》）我现在对历史与未来的判断，不是基于个人的不幸与苦难，而是基于知识、常识、良知与历史的昭示。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预言，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近代化需要200年。他把这个进程比喻为穿过“历史的三峡”。历史是中国人的老师，上帝。优秀的史学家具有异于常人的睿智。唐德刚先生深谙中国近代史，学贯中西，因此他的预言受到广泛的认同。

我从个人对中国历史的体验出发，坚定地相信：中国必将穿过“历史的三峡”，实现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完成辛亥革命未尽的使命，完成民主转型。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是历史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政治改革无可逃遁之路，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还是六十年前的那首歌唱得好：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我坚信：天安门广场上将竖立一座新的纪念碑：“中国共产党谢罪碑！”这是一个62年前曾经痴情地歌唱过、礼赞过、献身过共产党的“新中国”的历史老人，在他早晚就要告别这个多灾多难却又可亲可爱的世界的时候，留下的一个卑微的信念！

（2011-3-1于山东大学附中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