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看不知道，看了笑死掉！╮(╯▽╰)╭

到1934年4月间，中央苏区已被完全封锁。封锁线沿着整个东北线，北线和西北线，从南平一直延伸到吉安，在西部沿着赣江直到赣州。由于敌人堡垒构筑坚固，而且层层向纵深推进，所以要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外侧和背后作战已无可能。李德认为，过去半年的经验表明，突围肯定会使红军陷入敌人的堡垒地带而不能自拔，南面的堡垒地带比较容易通过，闽西南暂时还是最薄弱环节。据此，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供领导们选择（他只有建议权，并无决策权，但博古和周恩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以他那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来增加自己的权威，以慑服只会作空泛指责，却提不出什么可行建议的毛泽东）。

李德提出的第一个方案，是在敌军碉堡最薄弱的西南部或东南部突围，跳出外线，在敌人后方攻击并消灭敌人。此案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以毛的反对最激烈。

毛提出的替代方案是诱敌深入，在苏区内部取得决定性胜利。此案也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他们认为这是不战而弃领土，而且不能保证阻止敌人。

于是李德提出第三种方案：继续实行“短促突击”战术，亦即在敌军离开堡垒向前推进时发起突击，消灭敌军。该方案被接受。

平心而论，这三种方案中，唯有最后一种是当时能想得出来的可行之策。跳出外线的一个隐患，就是后路被截断，无法打回根据地，因而成了无根据地依托的流寇。当初红四方面军突围而出，也不是想永久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是突围后被敌军追击，形格势禁，再也无法回去，只好逃到哪里算哪里。但比起红一方面军后来的遭遇，四方面军算是幸运的了。红一方面军突围而出后，一直被强敌跟追，因而陷入无休止地流动作战。这恶果不问可知：既无给养，又无法收治伤兵，只能扔下；军队得不到休整机会，体力长期透支，战斗力和士气必然低落；为摆脱追兵，避免被围歼，只能逃往雪山草地之类不毛之地。那些地方虽然“我能往，敌不愿往”，不必作战，但资源贫乏，渺无人烟，根本无法招募新兵，人员有减无增，最后只能自毙。如果不是陕北救中央，则陕甘支队早就葬身在内蒙的瀚海大漠里了。

即使能如李德计划，红军从西南部或东南部跳出外线，从后方打击国军，摧毁了那一带封锁线，那也不能解除燃眉之急。盖致命的威胁是北线与东线的中央军。若中央军趁虚而入，从北面和东面压下来，夺取了后方根据地，则红军必然进退失据，仍然只有长征的路。所以，该方案确实不是上策。只能在万不得已时采用。

第二种方案前面已经说过了，乃是闭眼不看现实——敌人死也不深入，请问怎么个诱法？那不是不战而弃“国土”，让敌人当和平时代的工程队，顺顺当当地把碉堡一直修到瑞金来么？难怪大多数人要否决之，那连狭隘经验论都谈不上，完全是丧失了常智。

相比之下，“短促突击”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它并不是什么“保守主义”， 也不是打攻坚战或阵地防御战，而是“运动防御战”。其操作要点是，当敌军离开碉堡向前推进时，红军以一部在工事中作正面抗击，吸住敌军，主力则从侧翼以优势兵力迅速发起突袭，速战速决，在敌军增援到来前消灭被吸引住的敌军。李德还强调，如果突袭不利，敌军已经展开正面防御，那就应该立即撤出战斗，不和敌人硬拼。从理论上来说，它避免了攻坚，属于在运动中歼敌，符合红军的特长，其实是当时红军将领的共识。早在李德提出这战术前，林彪、聂荣臻等人便有此建议，李德不过是总结了红军既往作战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作了充分阐发而已。

然而这战术并未奏效，盖国军推进很谨慎，稍一接触即退回堡垒，以强大火力消灭红军。如果离敌人的碉堡过近，运动战又变成了阵地战。而且有陈诚亲率的战略预备队随时支持吃紧地区，使得突击无效，反遭大量杀伤。

此策既不行，红军又试图搞诱敌深入。4月间，红军从无线电里侦察到，国军即将进攻广昌。因为国军在此前稍微加快了推进速度，于是军委决定让敌军深入到广昌前沿，以红14师等部坚守广昌工事，以红九军团与红13师在盱江东岸钳制敌人，以主力红一、三军团和红22师在广昌以西一线伏击敌军。 据李德说，毛泽东也参加了军委会议，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觉得此说可信，因为它符合前文介绍过的毛的狭隘经验论：广昌不就是他说的“战略退却终点”么？

但红军却在此役中大败亏输。据李德回忆，原计划由三军团突袭行进中的敌军，一军团迂回插入敌军后方断其归路，但两个军团没有配合好，或是三军团行动过早，或是一军团行动过晚，致使三军团孤军与源源而至的敌人援军作战，遭到敌人飞机大炮的攻击，造成重大伤亡，而一军团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博古和朱德在战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却说，原计划让一、九军团打敌之头，而三军团打敌之尾，但三军团过早投入战斗，攻击了敌人的头部，敌人便停止前进，构筑工事，准备反击。一军团因为三军团占了他们的位置，只好转移到右翼去，所以只能在最后阶段才投入战斗，最后打成相持不下，只好脱离战斗。 彭德怀则在回忆录里说，三军团遭到敌机轰炸，突击几次均未成功。 而博古和朱德却否认是役有炮兵与空中轰炸。

这些具体细节后人已无法确凿查明，但据黄道炫先生考证，当时阴雨连绵，原始的国军空军无法起飞，而且战斗打响后双方胶着在一起，无论是大炮还是飞机都无法使用。 因此，看来是彭德怀和李德在多年后回忆记错了。不管细节如何，此役应该是符合毛的“诱敌深入”的僵死规则的，然而它并未奏效，反倒造成了高达四千多的伤亡，红军不得不放弃广昌。

广昌战役是从“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的转折点。五月初，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开会检讨战略。李德再次建议突围。他认为，由于敌人实行堡垒主义，在内线已无望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必须跳出外线，获得更广阔的作战地域。与此同时，应令六军团在湖南、七军团在福建开辟新战线，通过威胁敌人与后方的联络来牵制和引开敌人。毛泽东仍然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决定太早，中央苏区内仍有消灭敌人的条件，但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都同意突围。5月底、6月初，中央讨论并同意了李德的突围计划，这次毛没有反对。该计划也获得了共产国际批准。李德原来的计划是以中央红军三个军团突破封锁线，而苏区内继续部署战略防御，保证以后主力重返苏区。但周恩来主张撤退整个苏区，包括所有的中央机关、后勤部门和物资等等，并把独立部队与地方部队都纳入正规军，结果作战部队被非作战部队过分拖累，严重妨碍了部队行动。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批准红军突围一事确为事实，有共产国际6月25日复电为证： “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而且中央还专门为此作了决议。据《毛泽东年谱》：“同月（芦注：5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因此，官方媒体所谓：“1933年（芦按，应为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完全是造谣。

据黄道炫先生分析，因为已经决定撤退，中央在广昌战役之后便采取了阵地防御方针，以迟滞国军推进，为大规模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此外，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也说明红军对运动防御战失去了信心。 我觉得此说甚有道理。的确，举“国”大搬家当然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何况还需要贿买运动南线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求他让路。而且，既然无法诱敌深入，短促突击也不灵，那剩下来的当然只有分兵把守，以堡垒对堡垒了。然而伟大领袖为了证明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没让他指挥才打败的，竟然掐去前因后果，歪曲事实，指责道：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

作为政治局委员与军委委员，毛明明知道中央作此战略方针改变之时，已经决定放弃中央苏区了，那还有什么“惧怕丧失土地”一说？他反对红军跳出外线，才是怕丧失土地。若是中央大员们听了他的，只怕全党全军都要在那铁壁合围中瘐毙。

综上所述，在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被切断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剥夺了红军发挥其唯一长处的可能，迫使红军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红军的短处是不能打阵地战（包括防御战和攻坚战），只能打运动战，毛所谓“积极防御”，其实不是严格的军事学意义上的防御战，而是进攻战。所以，红军的作战功能其实相当单一，只能攻，不能守。即使是进攻，也只能打野战而不能攻坚。当国军的堡垒主义剥夺了红军打野战的可能后，红军当然要陷入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困境，剩下来的也就只有逃了。论其本质，突围长窜也符合朱德为红军制定、为毛窃为己有的教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这次走得比较远罢了。毛还有什么好埋怨的？

有趣的是，毛泽东私下认定的失败原因，并不是他指责博古中央时说的那些。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在两河口会议上告诉张国焘，中央红军之所以战败，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因此只能跑到宁夏去，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在毛儿盖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 ，承认没有“技术条件”（指飞机大炮一类重武器）就无法打破堡垒主义。红军在草地分开后，毛泽东等人动员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北上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进攻天全时，遭到国军空袭和碉堡阵地杀伤，张国焘因此觉得毛说的确有道理，飞机与碉堡确非他们的力量所能摧毁。 后来毛泽东等人为发动宁夏战役，曾报告莫斯科，以红军目前的“技术条件”，无法攻克甘肃宁夏一带回民聚居的“土围子”，要苏联“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

这些证据表明，毛其实在内心认定，没有重武器，红军根本不可能光靠高明的战略战术，就能打败敌人的堡垒主义。他之所以硬要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说成是错误的战略指导造成的，完全是为了夺取最高领导权。可怜他至死也没有悟出，打破堡垒主义的一线希望，恰在于不能实行他的等待主义，而必须采取“进攻路线”，千方百计防止敌人完成包围。国军的铁壁合围一旦形成之后，那就只有靠苏联空投重武器来救命了。

（二）毛泽东的责任


因为中央没让伟大领袖作最高统帅，他满怀怨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委讨论战事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批评，那也指责，更在红军将领中煽动对中革军委领导的不满，拆中央的台，蓄意破坏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的威信，人为制造指挥困难。据李德说，博古告诉他，毛泽东曾让红一方面军老部下对中央的决定阳奉阴违。 此说相当可信，盖连官方媒体自己都承认，萧劲光因不战而弃边陲重镇黎川被关押期间，毛泽东特地派贺子珍去看他，对他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 这完全是为了个人权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大敌当前、党国危急存亡之秋，不顾大局糜烂搞内斗。

此后他不仅在遵义会议上以军事失败为由，向中央发难，罢了博古的官，趁机挤进了书记处（中常委），还在延安整风期间，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当成打倒国际派的借口，却文过饰非，绝口不提他当初出的馊主意招致的严重后果。

如上所述，红军反第五次围剿犯了两大战略错误，一是没有注意保卫苏区东北部，导致黎川失守，致使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的连接被切断，国军得以实现既定战略意图；二是没有利用福建事变，设法重建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从侧后威胁国军的北部和东部封锁线。而中央作出这两大致命的错误决策，毛泽东都有份。


Ａ．在反围剿前同意东征福建


如前所述，1933年春，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占领了苏区东北角的黎川，与方志敏的闽浙赣苏区接通。如何趁胜扩大战果，便成了影响此后根本战局的关键一步。

当时中央苏区的北面是中央军，西面是何键的湘军，南面是陈济棠的粤军，东面是蔡廷锴的19路军。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长尤尔特与军事顾问李德都认为，北面的中央军构成了主要危险，因此应该继续在北线用兵，而蔡廷锴则应该作为拉拢对象。但新任的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劳恩（简称弗雷德）却提出应该出去打福建，其理由一是苏联可能会提供武器援助，二是蔡廷锴不可靠，为争取他成为盟友，必须向他显示实力，“先打后谈”。此外，进攻福建可以确保苏区后方和侧翼，以便更好地面对中央军在北面的进攻。

弗雷德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的赞同，政治局与中革军委经过讨论后，也同意了弗雷德的计划。博古原先迟疑不决，但被多数意见压倒，后来他跟李德说，毛同意这个作战方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是军委便在1933年夏季将红军主力调去进攻闽西。红军东征节节顺利，占领了大片地区，缴获了大量物资，直抵南平才停下来。19路军遂于八月间派人去见彭德怀 ，与中共秘密达成停火协议。但蒋介石趁苏区北部空虚，将碉堡沿旴江一直修到南丰，并于9月下旬出其不意地向黎川进攻，揭开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序幕。

中革军委猝不及防，赶快从福建调三军团北上增援，拟在抚河一带与中央军决战。但大军尚仆仆在途，守城的萧劲光已经不战而弃黎川，使得红军失去了先机。此后三军团跳出外线，企图拊敌后背，从北面收复黎川，却在硝石一带陷入碉堡阵中遭受重创，不得不撤回。以后红军又作了几次类似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于是第四次反围剿夺取的大部分地区都丧失了，原来的碉堡封锁线空隙被堵死，中央红军与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联系永久中断，红军从此陷入被动。

不难看出，这个错误相当致命，而这就是李德为何会因萧劲光不战而弃黎川极为震怒，坚持要以军法审判他。中央红军若能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乘胜向东北全力扩张，使得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融为不可分割的一片，则国军在北线修筑的碉堡线就失去了封锁的作用，其侧后将始终处在红军的威胁中，也就不可能像后来那样，可以心无旁骛，只需从北向南将碉堡封锁线平推下来，便轻而易举地挤死了红军。

若红军将两个苏区牢牢地焊接在一起，那国军就只有两个选择：或是向两个苏区的结合部发起进攻，将其隔断后再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或是扩大封锁区域，用封锁线把闽浙赣边区也包围进去。

无论是国府采哪策，都将有利于红军。如果国军采用第一策，企图把苏区一分而二，那就意味着放弃堡垒主义，因为在两侧翼暴露时不可能筑垒前进，所以只能改为长驱直入，这就必将给红军提供运动歼敌的机会。而如果国军采用第二策，作个更大的箱子把两个苏区都装进去，那必然旷日持久，红军可以在封锁线完成前，随时跳出外线作战，从后方摧毁封锁线。而且，封锁线越长，红军找到薄弱点加以突破也就更容易。根据地越大，红军的回旋余地也就越充分，盖红军可以沿着苏区的对角线来回秘密移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声东击西，使得蒋介石猜不出红军真实意图，防不胜防，陷入被动。

例如在国军修到南丰的封锁线向东北延伸前，军委可令红军主力秘密集结在黎川以东一带，却令派偏师冒充主力，打出浙江西南边界，虚张声势，威胁中国的膏腴之地江浙一带。此举势必逼得蒋介石分兵围堵，此时红军主力再从封锁线北端大举冲出，迅速迂回插入封锁线后方，切断碉堡群与后方的交通联系，使守敌丧胆，不战而降（马奇诺防线就是如此打破的）。如此即能反使国军建筑的坚固工事为己所用，变成守卫自家“国境”的长城。此乃大众熟知的围魏救赵之计。

即使不能不战而下敌军的碉堡群，那也是攻敌之所必救，必然能调动后方敌人来援，相当于围城打援，为红军提供了伏击歼敌的机会。当然，此策也有相当大的风险，若碉堡中的敌军顽固坚守，而后方援敌兵力雄厚，推进迅速，则红军就可能腹背受敌，陷入危境。但要打破敌人的堡垒主义，在缺乏重武器的前提下，这是唯一有点希望的打法了。

然而红军不此之图，却把主力调去福建攻城略地，听任国军在北线延伸碉堡封锁线，更因兵力空虚，在国军突然发动进攻后，拱手让出连接闽浙赣苏区的枢纽黎川，使得国军轻易切断了连接两个苏区的走廊。蒋介石从此再无后顾之忧，可以按部就班地实现其战略意图，以铁壁合围困死中央红军，接着又扫荡了方志敏的红10军。所以，弗雷德这昏招，确实是第五次反围剿前最关键的战略失误。

据李德说，毛泽东同意弗雷德的东征福建计划，而他的同意对政治局通过决议起到了重要作用。此话相当可信。

须知伟大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关键的一条，就是“避实击虚”，专拣软柿子捏。他这思想一以贯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他开出来的反围剿的操作要诀之一便是“拣弱的打”，而1947年底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第一条就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在他眼中，北面的中央军只可能是“集中和强大之敌”，而东面的19路军则当然是“分散和孤立之敌”。早在1932年3月间中央局在瑞金开会讨论进军方向时，他就认为，苏区北面的南昌是蒋介石的剿共大本营，因此向北没有发展余地，向西有赣江阻拦，向南有广东军阀，红军只能向东发展。 东征福建的计划符合他一贯的思路，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意该方案是必然的。他在红军中的潜势力相当大，因此，他投的赞成票，对政治局决定接受该方案当然会起到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伟大战略家毛泽东连文盲朱元璋的军事才能都没有。当年朱元璋夹在陈友谅与张士诚的两大根据地之间，他就决定先打左边的强敌陈友谅，后打右边的弱敌张士诚。后来他向群臣解释，陈友谅野心勃勃，若他先去东面打张士诚，则西面的陈友谅定会倾国来攻，必然要使他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但若他先打陈友谅，张士诚不图进取，偏安一隅，只会按兵不动，因此他没有两面作战的危险。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朱元璋由此各个击破了两大竞争对手。

当时苏区面临的情势也与朱元璋的差不多。围剿苏区的敌人中，北面的中央军实力最强大，斗志也最坚决。西面的何键还有一定的反共积极性，而广东与福建的军阀都只想保存实力，参与围剿完全是虚应故事，出工不出力。在这种情况下，若红军“拣弱的打”，则中央军就会乘机从北面压下来，使得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如果红军全力对付中央军，则军阀部队只会作壁上观。因此，若要在围剿中幸存下来，则红军别无选择，只能“先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毛之所以会赞成弗雷德的馊招，是因为他没有自我完善的智慧，终生为三次反围剿的狭隘经验束缚。国军三次围剿都是由杂牌军队充当主力，那些军队各怀异志，本来就没有什么斗志。红军消灭了其中最弱的一部，便不难使余敌胆寒而自行撤退。在蒋介石忙着和其它军阀大战，红军得以趁机扩张之时，当然也该“拣弱的打”，向抵抗力最弱的地带扩张，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但若在群敌环伺之下，甚至在围剿已经开始后，还要死抱着狭隘经验不放，那就没有什么好事了。兵无常形，运用之妙，在乎一心。避实击虚虽是用兵的重要原则，但也不能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把它变成不可打破的僵死教条。

Ｂ．在闽变中坚持关门主义，坐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这又是毛惯用的事后 “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的谎言。

所谓“福建事变”又称“闽变”，乃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其私人武装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等人在福建发布《人民权利宣言》，事变爆发。22日，李济深等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中央军十余万人，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国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变终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中华共和国”国旗

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指责共产党出卖了蔡廷锴：

“十二月中旬，中央军约十余万人由蒋鼎文统率，兼程自浙、赣两省分路南下入闽。闽方因何江西共党有谅解，以为共党可与之夹击中央军。孰知共军竟自赣东让开，中央大军数万乃一举而侵入闽北。”

所以，照李宗仁的说法，“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乃是中共背信弃义，与蒋介石连手搞垮的。但从李德介绍的情况来看，他所谓“中共为国军让路”并非我党有意为之，而是为了执行弗雷德计划（详见下），将红军主力调到苏区西北的永丰一带造成的赣东兵力空虚。但中共确实没有策应蔡廷锴所率19路军，甚至没有趁机和19路军夹击国军的意愿。此举非常之蠢，盖当时国军正在进行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路军乃是共同对蒋作战的事实友军，岂能见死不救，坐视蒋介石各个击破？

那么，这背时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据李德说，闽变尚未发生，中共就刺探到了消息。项英通知李德，上海来的电报说蔡廷锴将起事，估计能得到宋子文和其它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支持，粤桂两省至少中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据他说，对于该如何对待蔡廷锴和十九路军，中共当时有三种不同主张。

第一种主张是博古一个人提出来的，他认为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组成全国范围的抗日统一战线。因此，中共应该全面支持蔡廷锴，即使蔡自己有顾虑，在军事上也要给予直接的支持。

第二种主张为上海局与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持。他们认为不可信任蔡廷锴，蔡反蒋不过是军阀之间的一般斗争，中共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

第三种则是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把蔡廷锴的起义称为‘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企图通过新的谋略来欺骗民众，以便逃避它们越来越迫切的灭亡’。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马上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当事变正在发展时，他不断地批评福建政府，说它‘不一致’、‘不履行对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义务’（他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答应的物质上和经济上的援助），说它‘不主动不坚决’等等。他警告说，要‘谨慎’、‘要三思而行’。他认为，十九路军必须首先在闽北打击蒋介石的部队，然后我们才可以积极干预，给予支持。”

据李德说，事变发生后，瑞金和上海争论不休，耽误了数周时间。最后，红军按弗雷德计划（亦即自西北一线突破敌军阵地，越过赣江，向南昌挺进的计划）行事，一军团开至永丰，三、五军团在广昌待命。但侦察结果表明，国军在赣江以东纵深层层修筑堡垒，红军无法突破。待到福建政府行将垮台时，李德才决定改变计划，不待共产国际批准，立即将执行弗雷德计划的先头部队七个师调到福建，在南平地区向蒋介石的部队右翼发动进攻，以策应十九路军。但已为时过晚，十九路军一个师长投降了国府，其部占据了南平，红军无法渡过闽江，只好转向东南，在闽中攻城略地。福州便在此期间陷落了。

所以，主张无所作为，坐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台的，恰是毛泽东本人，而一开头就主张援助福建的是博古，最后终于决定采取策应行动的则是李德，恰与官修党史相反。

这当然是李德的一面之词，可惜毛泽东为他作了旁证。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报告中说：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因此，看来李德的证词是真实的，难怪他会对毛泽东事后文过饰非的行为特别生气：

“一年以后，毛泽东利用福建事变以及在事变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并以此为把柄篡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他仍然说十九路军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还无耻地歪曲事实说，党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以突破敌人的封锁，但‘博古和其它人却让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而不是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但是，对于福建事变的真实过程，对于延续了数周的意见分歧和冲突，以及对于他自己、中央委员会上海局、遗憾的是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其中起的恶劣作用，他却很明智，闭口不谈。”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总军事顾问是驻在上海的弗雷德），其回忆录里处处流露了对共产国际和国际派那些“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的感情倾向，然而他在上面这段话里竟然指责共产国际代表团起了恶劣作用，因此，这段证词读来相当可信。

此外，从毛的一贯作风来看，他对于策应友军从来无兴趣。前文介绍过，苏区中央局之所以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官，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军正在围剿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中央要一方面军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这两个苏区所受的压力。但毛泽东却与周恩来等人致电鄂豫皖中央分局，要他们自己消灭敌人，否则即使其它苏区策应，也并不能帮助鄂豫皖苏区消灭敌人，并声称中央苏区自顾不暇，无法策应，坚持按兵不动，无所作为。那还是策应同一血脉的红军，他都不愿意，对于标榜“走第三条道路”的蔡廷锴的军队，他又岂会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

事实上，这是彭德怀而不是毛的主张。彭在其回忆录中说：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类似地，毛所谓“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也是彭德怀的建议：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突出敌重围，十一月到达宜章、郴州问。我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它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这是彭在被关押审查期间写的交代材料，他绝对不敢剽窃伟大领袖的创议。而且，如果当时得到毛的赞同，他也一定会提起，以表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历史上从来和他站在一起，没有什么“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说。

因此，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毛再一次掠人之美，“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毛是政治局委员兼中革军委委员，参与讨论所有重大军事决策。因此，将领们向中央提交的重大战略建议，他一定会及时得知。当时虽然不同意，但在事后很久却把它窃为己有，用来证明自己一向伟大光荣正确。大概彭德怀不兴学习毛着，从未看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因此不知道他的两个建议都被毛剽窃了，于是在交代材料中便实话实说，未能与伟大领袖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话说回来，即使毛真的提过那两个建议，那也是昏招。我在前节说过，中央红军趁闽变发生，设法打通与闽浙赣苏区的连接，乃是黎川失守后打败第五次围剿的唯一希望。但我那方案跟毛的完全不一样，并不是长期脱离根据地作战。须知跳出外线作战的隐忧，便是后路被切断，无法返回根据地，就此成了流寇，因此不宜离开根据地太远。毛所谓“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的大手笔实在太宏大，等于彻底放弃根据地。提前进行长征，而且还把路线搬到江南水乡去，那一带水道纵横，根本不利于红军打运动战，又是国府统治区域的精华所在，是国府必争之地。该区公路与铁路交通比落后的内地发达多了，便于国府运兵，真要突进到那地方去，只怕要全军覆没。因此，即使毛泽东提出过那主张，也绝对是昏招，这才是如假包换的左倾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

至于老彭说的突围而出后应在湘中开创根据地，那也是空想主义（不知道空想主义该是左倾还是右倾），毫无可行性。被强敌撵着屁股追的流寇，根本不可能立下足来开创根据地，这一简单道理，已被后来红军一再想在贵州云南等地建立根据地而终不可得的事实证明了。在云贵那些交通极为不便之地尚且如此，而况有粤汉线通过的湖南乎？

（第三章完）

与凯迪毛左商榷：为什么不许管铁锹叫“铁锹”？


芦笛


（一）

最近我在凯迪贴出了评毛系列：

1、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来源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64&ID=6412474

2、毛泽东的智力定向与缺陷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64&id=6437783

3、毛泽东的性格特点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441133

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2863436


这几天看了看这几篇评毛文章后面的跟帖，不光让我见识了凯迪毛左“特别能战斗”、“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也知道了拙文让毛左们暴跳如雷、恼羞成怒的原因。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说出了令人难堪的事实。如果我那文字不是事实判断而是感性判断，则绝对不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网上咒骂毛的文字难道还少了？骂“贼”、骂“匪”、骂流氓的海了去了，谁会理睬？正因为拙文完全以事实为基础，列举出钢铁一般的史实来，让凯迪诸毛左辩无可辩、赖无可赖，只好骂人。骂得越凶，就说明越打在要害上了。

顺便告诉一下跟帖的拜毛教徒们，在网上和人辩论最好尊重历史事实，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指出不符事实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理性辩论。而你们的难处恰恰在于，我写的文字完全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功利分析，根本没有使用人言言殊的道义批判，所以根本无法反驳。

迄今拜毛教徒可以吹毛的，无非是两条，第一，他不畏强暴，横眉冷对帝国主义，捍卫了民族尊严。第二，他是个伟大天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弱胜强，从小到大，从一个山大王变成了千古一帝。正是这两条满足了国人之中非常普遍的权势崇拜和暴力崇拜心理。

这些人太无知，不知道历史真相，根本不知道那其实是皇帝的新衣，乃是无耻捏造出来的谎言。其实我写这些文章，并不是像你们在跟帖中所说的想和谁过不去，更不是想发泄不存在的仇恨，不过是想无情地揭开历史真相。我也知道，干这种事乃是掘人家的祖坟，所以触犯众怒。

我想来想去，只能想出一条理由来解释国人对这些“伟人”的不可理喻的敬慕心理，那就是，那其实是对权力的由衷崇拜。

崇拜政治家、特别是到达了权力顶峰的政治家，似乎是国人的一个通病。什么是政治家？那就是一小撮权势欲非常强烈的异类生物。这些人不但有强烈的使命感，而且还以人民领袖甚至“救星”自命，一般都认定“自己不出，如苍生何”，但又缺乏具体工作的才能，于是便投向政治，用项羽的话来说，便是不做“一人敌”，要作“万人敌”，既然自己没本事，干脆去作有本事的人的领导。

只要是搞政治，其成功者的筛选标准就那么两条：第一，心狠手辣。第二，诡计多端。谁要是温情脉脉或是善良忠厚，立刻就会被淘汰。因此，但凡出类拔萃的政治家，绝对是野心家和阴谋家，前一个素质决定了他不断搏击向上，后一个素质决定了他能智胜竞争者。两条加在一起，他才能露出头角来。政治就是对人类的一种无情负筛选，专门把缺乏人性的同志选拔出来。

政治家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他们比正常人鬼点子多得多，二是他们毕竟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大事，不管是否最后结果如何，毕竟一度上升到了万众属目的权势顶峰。这第二点非常重要，因为一般人干不出那种轰轰烈烈的事迹来，所以自然要在幼稚青年心目中引起由衷的崇敬。

伟大领袖之伟大，也不过是古往今来中国最伟大的谋略大师而已。在这点上，他和传统“智慧”形象如曹阿瞒、卧龙先生、智多星吴用完全一致。说穿了，这种“智慧”不过是“狡猾”的同义语，与建设没有什麽相干。但哪怕它就算真是人间的大智大慧，也不等於这智慧渗透到一切领域中，让他无往而不智，成了某些人心目中的大哲人、大诗人、大书法家。

确实，无论是论谋略还是看外貌，毛确实都是当仁不让的领袖人物。

老蒋的相貌如何也就是这些年才得知的。我们最没劲的一条，便是彻底毁灭政敌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蒋匪帮不必说，就连自己人也不放过。毛的追悼大会照片中，四人帮给彻底挖去了。所以，我过去知道的老蒋的相貌也就是漫画形像，不过真人似乎也和那差不多，典型的下江人模样，脸上无二两闲肉，于是也就不是所谓“福相” ，因为“福相”其实也就是面部皮下脂肪的丰厚度。怪不得他要被无比富泰的老毛赶下海去。说到底，老蒋也就是个“凑合”的水平。我觉得最帅的还是他老年在台湾身着军服检阅三军那张，不过那与其说是本人相貌，莫如说是美式军装。他本人的贡献，只在于老到那个地步还能腰板笔直，可见此公律己之严，不愧是曾文正公与王阳明的好学生。

老蒋还有幸看到真实照片，汪精卫那“四大美男” 可就再没那福气见到了。民国四大美男的说法早就听说过，但一直不知道全体名单，只知道没有周恩来，但有白崇禧与汪精卫。白的照片也无福欣赏，倒是白公子先勇确实颇帅气。不过那似乎不一定说明乃翁必然英俊，因为以老白那种地位，娶个美女毫不为难，而美女自然只会生出猛男来。

汪似乎是美男冠军。称赞汪美者实在太多，记得某位名人还说他不光是长得俊秀，而是透出一种侠气，云云。迄今为止，我只在网友贴出的日本出版的汪的著作封面上看到此人，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得，跟人民的好总理可是没法比。

好总理其实年轻时不怎么的，越老越帅，其最英俊洒脱的那张乃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拍摄的，西服革履戴帽穿大衣，英气逼人地走向人群，跟好莱坞猛角也差不多。

周之外当然就是毛。当初太史公见到张良的画像，见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竟然美如好女，不禁大吃一惊，如果他见到毛的模样，大概更要如此了吧。的确，如果光从毛的外表来判断，你便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人。

我曾经请原同事西尔维亚老太太发表对周毛的观感。西老太60年代是毛主义者，和丈夫结成“一帮一，一对红” ，日夜攻读小红书，还把家里的猫取名为“毛” 。有时我和她比赛背语录，她用英文我用中文，还常常输给她。此时我便改唱语录歌，她不会，便应之以教堂赞美诗。她是教会学校出身，此乃人家的童子功，一套套出来，比语录歌多到不可胜计，于是我便只好乖乖认输。

因为是前毛主义者，她自然熟悉毛周的模样。据她看来，周不过是good-looking（好看），而毛是beautiful（俊美）。

“Beautiful？” 我大惑不解，“你是想说handsome（清秀） 吧？怎么能用beautiful来形容男人呢？”

“当然可以。” 她坚定地说，“一般男人顶多只是handsome，只有少数特别好看的男人才能称为beautiful。”

“所以，在你眼中，周是handsome，毛则是beautiful？”

“噎死，that’s right.”

我实在无法同意她这评论。不过鬼子就这德性：君不见许多在国内嫁不出去的丑女都被鬼佬奋勇娶了？总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发下大愿心以身饲虎，救济大龄女青年吧？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论才干还是外貌，毛周都是我党的翘楚。不过论外表的演变，毛和周正好反过来，毛年轻时确实是beautiful，但越老越难看。那道理毫不难懂，他经历的是女人的相貌变化。男人年轻时像女人没关系，反而显得俊秀，如果老了还像女人，那就糟了，因为此时只能像老太太了，而老太太可绝对谈不上什么不提腹儿。偏偏毛还不肯减肥，于是那身上便臃肿如死狗，肥油失去管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到处乱冒。

毛为什么会长成个女人脸，这事我死也不明白。年轻时我便注意到毛没有胡须，而那绝不可能是刮脸的结果，因为连鬼子说的“四点钟阴影” 都从未在他老人家的满月脸上见过。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毛从来不修边幅，不讲卫生，终生不洗澡，不刷牙，昼伏夜出，后来在深宫中连衣服都懒得穿，难道在长征途中还会天天半夜起来把脸刮得一尘不染，刮到连须根都无影无踪？

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怀疑毛有内分泌问题，导致他失去了部分副性征，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二尾子”，但他生过许多孩子，不支持这一推测。直到后来看李大夫的回忆录，我才知道毛公公原来是独肾。但据我所知，独肾并不妨碍性功能，也不会造成副性征缺失，所以这疑问还真是无法解决，尚请看官中的医学高手点拨。

除了毛周，恐怕连个上得了台面的人物都拿不出手。朱德、彭总长得跟永贵大叔也差不多，比较适合作户县农民画的模特儿。少奇同志倒是和毛一边高，可惜鼻子太大，脸上环形山太多不说，还喜欢如猪吃食一般咂嘴。记得1964年“建国”15周年大庆，刘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一边结结巴巴地念讲稿，一边频频有力地响亮地咂嘴，跟西方练器乐的同志使用的节拍器一般，大概是为那演说打拍子吧。

毛周长得漂亮，其实在这上头占了大便宜，因为相貌是政治家的一个重要政治资本。林彪同志被许多革命群众认定是奸臣，主要原因就是他个子瘦小，獐头鼠目，如同电影《王孝和》里的工贼一般。

最坑害他的还是那两道又浓又黑的倒八字眉。我听说的一个反革命就是这么当上的。那阵敬爱的林副还正风光，这老粗看了报导九大的新闻电影，便私下发议论道：“两条眉毛长朝上，必是一副奸臣相” ，当场被人揭发，锒铛入狱，直到林彪折戟沉沙后才给放了出来。其实许多人老后就会长这种倒八字眉，林彪同志年轻时并不如此，还是谈得上清秀的。

正因为此，我常常想，如果林彪同志和好总理换个相貌，或许他的政变就会成功了吧？别以为我这是开玩笑，无论东西方，许多老百姓都是凭相貌选择领袖人物的。当初胡耀邦同志在知识分子圈子中深得人心，却遭到工农大众的一致鄙视。当年工厂哥们嘲骂他那“线牵木偶” 的辛辣话语，我至今记忆犹新。

（二）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马屁之邦─爱国入门》，就告诉大家“为了爱国，必须撒谎”，这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不过，我忘记告诉大家，如果不撒谎而是实话实说，你自己就要变成“造谣犯”，据说是出于深仇大恨，怨毒四溅。至于你怎么造了谣，造的是什么谣，仇恨怨毒又表现在何处，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人家没必要解释，更无必要论证。

这就是我那《皇帝的新衣之东方摩登版》的意思，我不过是告诉大家，皇上并未穿衣服，那不过是个事实陈述。您若不同意，证明他确实穿着华贵的龙衮就是了，犯不上把我打成紫茄子。人家安徒生原作里的那群大众，为何就没有接受那个小孩披露的事实的特殊困难？咱们这个民族，到底是出了什么特殊毛病？

敝人和诸位有点不同，就是不喜欢被主观感情左右，失去超脱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如果我真是纠缠于私人恩怨无从自拔，则我绝对不可能写出那些客观真实的作品来。这就是我为何能不顾千夫所指：因扫荡“伪民运”而被海内外“民主人士”恨得咬牙切齿，被指定为共特；因痛骂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海湾战争而被责骂为左派愤青；这次又因为在凯迪贴出评毛系列，被广大毛左群众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砸烂狗头。

就是因为本人没有被主观感情左右，失去超脱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才能在梳理了“纷繁的事实”之后，发现了三个再明显不过的现象：

1、论谋略，论控制人的“诈力”，论抢班夺权犯上作乱，毛当然是不出世的天才；
2、论治国，毛乃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惊天动地的小白；
3、论向外国贡献领土和权益，毛乃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大手笔，不仅向苏联，还向小国弱国明赠暗送了广袤国土。而且毛作为“新”中国国家元首，在第一次访苏期间使得中国蒙受了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奇耻大辱。

这写个结论都是事实判断，与本人的主观感情毫不相干。论对其人格的憎恶，我讨厌斯大林远远超过了毛泽东，但我对斯大林可从来没说过这种话，而是在指出他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杀人魔王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他作为帝国主义战略家与外交家的治国才能。哪怕是对为人类良知一致谴责至今的瓜分波兰的苏德条约，我也曾从苏联国家利益的角度指出，那在道义上虽然完全错了，但对苏联国家利益其实是有利的，使得苏联赢得了两年时间，能把工厂搬到乌拉尔以东去。

遗憾的是，我对毛却无法作出这种评价来，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这么说，就是违心造谣撒谎。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如此无能的君王，举凡内政外交，无一不是错的，以致如今颂圣的同志们实在乏善可陈，只能去吹“大决战”。一个君王竟然落魄到只能让后人感念他屠杀同胞的超凡入圣能耐，实在可哀。

我知道诸位只有亢进的肾上腺决定的高昂革命激情，所以，毛在内政外交上究竟有些什么重大举措，还得在此跟诸位提个醒儿。

内政：清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含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化三改造”（即工业化，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国民经济强制公有化），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全民炼钢，“反右倾”，“拔白旗”，三年大饥荒中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其他救灾措施（这是在刘邓指挥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文化大革命。

外交：宣布“一边倒”，和苏联结盟，“抗美援朝”，炮击金门，中印反击战，反修大论战，和苏联翻脸逐步升级，从意识形态纠纷上升为国家之间的武力冲突，“援越抗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东北和新疆两地和苏修新沙皇大打出手，面临苏联全面核打击后被迫接近美国，邀请尼克松访华，加入联合国。以“签订条约明赠”和“造成既成事实暗送”的多种方式，主动积极地出让大片国土。

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毛在内政上的重大举措，举凡是政治运动，除了清匪反霸，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之外，我党后来全给翻案平反了，请同志们务必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至于没有平反的那几个，如果同志们觉得正确，认为就是应该按指标滥杀无辜，“不杀政权不足以稳固”，则当然是同志们的天赋人权，不过恐怕得作点论证才能服人，是不是？

在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也统统由我党拨乱反正了。解散公社并在城乡实行私有化，乃是所谓“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

早说过了，所谓“改革”，其实是“改错”，我党吃尽苦头之后，总算发现“30年一场冤孽”，第一不该反帝，所以屁颠屁颠地把赶走的“帝国主义”请回来，磕头如捣蒜地请人家掏银子；第二不该反封，所以把田地重新分给农民，并在《人民日报》上歌颂占有土地面积和使用雇工数量都远远超过当年地主的“种田大户”；第三不该反资，所以特地请资本家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

这改错果然奇效如神，立刻就使中国经济死而复生，改错开放不过30年，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正好从反面凸显出毛当初决策错误给民族造成的无比深重灾难。连小白都会想到，既然如此，如果咱们停留在50年代初的“新民主主义”时代，不要去犯上述列举的一系列错误，亲手毁了自家经济的活力，中国岂不是在70年代就能达到如今的水平？耽误了30年，仅“三年困难时期”就白白饿死了几千万人（毛左领袖李成瑞说2200万，科学家袁隆平说3700万，海外作家张戎说7000万，详细数字待考），全民毫无来由地吃大苦受大罪，到底是谁的错？

如今大吹特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却忘记了那乃是拨乱反正的结果。而且，还忘记告诉人民，如今的和国民党比起来，其专制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社会经济结构只比当初更不合理，贫富分化更为严重，既然如此，当初还有什么必要去杀人越货，造反夺权，反帝反封反资，在付出亿万人民丧生的沉重代价之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所以，请诸位千万要告诉我，毛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难道就因为他特别擅长造反作乱，屠杀同胞的本领超凡入圣？我想请教大家：历史上可曾有过哪个昏君，竟然不但规定臣民头发该留几分，裤脚该是几寸，而且竟然给全国农民下死命令，要求人家不管当地气候、地质条件如何，一律深翻一公尺，每亩地必须施足一万斤肥，而且要密植得庄稼密不透风，让农作物无法呼吸而腐烂？又有哪个皇帝，下令全民出动“除四害”，向麻雀发动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又有哪位天子，下令各行各业悉数停下正事不干，把锅碗瓢盆砸了，铁门铁窗锯了，塞进后院砌起来的“土高炉”里去，没日没夜地通宵苦战，把有用的器具熔化为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又有哪位圣上，一本正经地先通过党刊党报告诉大家，其实人类并不需要睡眠，可以无限通宵苦战下去，后又通过各级党领导告诉人民，其实饥饿的感觉是吃多了引起来的，人的肚子是橡皮肚，越撑越大，越吃越想吃，不吃自然也就不想了？

这难道是有正常智力的人能干出来的事？请问诸位除了接受上面那个结论，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

上面已经说了，这个现象根本就无法用心理变态来解释。我可以解释的，就是为何如此惊天动地的小白竟然能当国３０年，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跟帖中有不少权势崇拜者，他们反对我的理由连自己也没本事说明白，还是我代他们整理为个三段论吧：

大前提：凡是能爬到治国高位的同志必然有过人之长，绝不可能是小白，
小前提：毛爬到了治国高位并盘踞到死，
结论：所以毛绝不可能是小白。

这乍看上去似乎不错，问题是他们把“打天下”和“治天下”所需要的才能混为一谈了。我早说过，连贾谊都能分清这两者，而毛乃是夺权天才，治国小白。

那道理早在《过秦论》里讲明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所用的智能完全不同。打天下靠的是“诈力”，具体来说也就是“控制人的阴谋权术”。

这就是暴力革命的恶果：它筛选出来的领袖全是具有过人的控制人的本领的阴谋家，但这种人是否如同斯大林那样兼有治国才能，人民就只有靠撞大运了。偏偏毛泽东除了控制人的能力外，在其他方面完全是空前绝后的小白。因为他出类拔萃的控制人的能力，在这种小白一旦当国后，无论是党是民都无法摆脱，只有耐心等到他寿终正寝。这就是出自既得利益而歌颂专制制度的同志不敢承认的事实。正因为此，他们才不许人家管铁锹叫铁锹，管小白叫小白。


（三）

毛左们最痛恨的一条铁的事实，就是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非但不是当局宣传机器捏造出来的那个“民族英雄”，反而是中国现代史上向国外贡献权益和领土的最多的领袖。可惜无论如何使人难堪，事实毕竟是事实。咱们看看伟大领袖上台后的表现吧。

第一、未上台就悍然宣称“一边倒”，乍登基便创世界外交史独一无二的纪录，不远万里专程赶去为邻国元首拜寿。无论是在毛到达还是离开莫斯科时，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对等外交礼仪，连纳粹大使和日本外相的昔日风光都没有，但他仍在斯大林寿宴上盗用全体中国人民名义，向邻国元首极尽无耻肉麻阿谀奉承之能事，使得全民为此蒙羞千古。中国有史以来，世界有史以来，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元首万里迢迢地跑到另一国家的首都去，为该国元首拜寿，而且在祝寿演说里说了大量肉麻之极的无耻马屁话语，让全国蒙羞。

伟大领袖万里前来拜寿，寿星本人竟然不到车站欢迎。毛只随身带了几个秘书，连高级官员包括外长都没带。毛再愚蠢、再是土老帽，再不懂外交规矩，也不该粗心大意到这个地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的初衷根本不是去从事国事活动。考虑到毛到苏后很想改约并几次请求召来外长，只能理解为，斯大林原来不愿意他来从事国事活动，所以只许他只身前往祝寿，不许带上无论是外交礼仪还是实际运作都必须带上的政府官员。

但凡国家元首举行国事访问，事前都由双方部下先磋商拟定各种条约协定，元首本人只作短期访问，在访问期间出席签约仪式而已。换言之，元首只是去完成条约、协定的签字礼仪，那些条约协定早就在访问前协商完毕了。毛访问苏联却与众不同，不但呆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而且前期根本就没有进行实际的国事谈判。

第二、在和斯大林会谈中，毛竟然不顾斯大林多次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歌颂苏联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论证苏联霸占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港的“合理性”，并为自己在中国时没有考虑到雅尔塔协定而进行自我批评，表示不能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１０天，中共政府即回复外蒙贺电，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毛首次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刻意规避讨论外蒙问题，周恩来还要主动坚持提出此事，并以中共政府宣布不承认国府签订的一切对外条约为理由，说服斯大林以两国政府公告方式确认外蒙独立，此后又在６０年代与外蒙正式划定边界并签订条约，以这一系列周密完善、贯穿始终的外交行为，亲手赋予了外蒙法理上的独立。

第四、在和斯大林会谈时，毛竟然请求主子出兵，化装成中共军队，参与“解放台湾”之役，并对苏联空军参与“解放”西藏之役表示感谢，首创中国现代史上由国家元首亲自跪求外军参加内战的可耻纪录，而且那还是在我党全面控制了大陆，对国府取得压倒性优势之后。

第五、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８日，毛竟然致电斯大林，请求“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并在１９５２年底不撤出旅顺口。”同年８月，毛根据斯大林指示派周恩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这一卖国计划。９月１５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方请求苏方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使得本来能在该年年底收回的旅顺港，无限期沦为苏联帝国主义军事基地。

第六、５０年代期间，在全国以铁腕推行就连满洲国和南京汪记汉奸政府也没有搞过的殖民地奴化教育，把邻国元首捧为全中国人民的导师和“父亲领袖”，将“反苏”当成叛国大罪予以无情镇压整肃，实行“以俄为师，全盘苏化”，以苏联模式建党、建国、建军、建设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事业，强迫人民易发变服，学习俄语，只输入共党世界及其同情者的文化，使得整个文明世界缩小到苏联及其东欧附庸国的范围。

第七、在国府成功地废除了西方列强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竟然又通过密约，私自授予苏联专家治外法权，使之成为超越于中国法律之上的高等种族。

第八、在美国政要多次表示抛弃台湾、考虑和中共政权建交之后，为了讨好斯大林、显示革命坚定性，毛蓄意与美国为敌，以没收美国财产，挤走美国领事馆的敌对行动，故意恶化中美关系，为中美建交人为设置障碍。为了赢得斯大林的垂青，毛不但将这些误国害民的决定及时向苏方通报，还在与斯大林的密谈中特地提起，获得对方赞许。此后毛更不顾政治局多数成员反对，悍然出兵朝鲜，介入与国家利益无关的韩战，为金日成牺牲大量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使中国从此沦为文明世界公敌，招致２０多年的国际孤立，将中国逼到了不得不乞求苏联保护的被动地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出于个人宗教理由而坑害国民的犯罪行为。

更不能原谅的是，在赫鲁晓夫放弃斯大林帝国主义政策，放弃了在华一系列帝国主义特权，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援助之后，毛竟然因教义纠纷便与苏联闹翻，不但毫无必要地将中国带到了核毁灭边缘，而且自绝于全世界，自行进入四面楚歌的绝境，西方国家成了“帝”，社会主义阵营成了“修”，第三世界成了“反”，只剩下阿尔巴尼亚、北韩、北越等需要不间断喂养的小猫三四只作“友好国家”。由此招致东西方联合施加长期经济封锁和抵制，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

第九、以“签订条约明赠”和“造成既成事实暗送”的多种方式，主动积极地出让大片国土。在出让外蒙之外，还向苏联出让面积广达１７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江东６４屯，向缅甸出让高黎贡山以西的万顷良田，向印度出让边界东段９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向尼泊尔出让珠穆朗玛峰南麓。在和平时代毫无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卖国，甚至向毫无威胁力的弱国小国出让领土，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

以上九条，除了第八条毛左同志可以诡辩之外，其他大概是赖无可赖，辩无可辩吧？请问中国现代史上还有谁干过这种事？咱们也不需多，请毛左同志举出一例来就够了。

什么是卖国？那就是“向外国出让放弃国家利益，包括民族尊严、国家主权、领土、资源、国民财富等一切全民财产，以及毫无必要地为外国牺牲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福利的行为”。无论哪党哪派，包括摩登红卫兵小将们在内，只要具有一定文明常识，想来都能同意这个定义吧？请问五四运动打倒的那些“卖国贼”如曹汝霖之辈，干过这种事么？别说人家根本没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就算真的签了，也不过是让已经丧失的青岛换个主子而已，敢比伟大领袖跪求主子无限期霸占旅顺的丰功伟绩么？

袁世凯又如何？人家别说从未干过这种事，而且还通过谈判，迫使俄国放弃原来的立场，收回了已经丧失的对外蒙的宗主权。我毛当国30年，为民族立过这种大功么？就连张作霖张老胡子还收回了部分外蒙失地，毛收回过一寸失地么？就连汪精卫、溥仪，老毛也比不过。他俩虽然当了“卖国贼”，可惜没卖过一寸土地──那些土地早在他们上台前便沦陷了。而且，人家似乎没像伟大领袖那样，主动积极在国民中强制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吧？两人都去过东京，可绝未受过像老毛那样在莫斯科领受的屈辱。溥仪还和天皇平起平坐，一同在海上检阅了日本帝国海军特地为他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享受的“平级国家元首”风光，老毛一辈子也没享受过。

唐努乌梁海为何在“解放”后便从中国地图上神秘失踪？那似乎赖不到国民党头上去吧？就算国民党卖了外蒙，似乎也没卖唐努阿？那地区是被老毛子直接占领的，根本也就不在外蒙领土内，现在算是俄罗斯联邦领土。“解放”前的申报地图从来都把那块地区画成中国领土，为何“解放”了那17万方公里的土地便突然人间蒸发了？凯迪毛左中的历史专业人士这就请大家讲解讲解，拜托！谢谢！再拜！百拜！

所以，还是我说的那句话：无论诸位胃口如何，只要敢于正视事实，就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咱们的领袖，乃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主动卖国贼。为什么毛这样一个心雄万夫、桀傲不驯的枭雄会对邻国元首低首下心，心甘情愿地干出上述一系列令全民蒙羞千古的丑事来？这大概就是许多同志难以接受这痛苦事实的原因──毛的行为和他表观强悍个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不知道，不能用今天的思路去强奸历史人物，只能用该人物当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他的行为动机，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还原出历史人物形像来。

毛左要驳倒这一牢不可破的结论，光靠激情骂人恐怕是不够的，只怕要像我在上面做的那样，一条两条举出相反事实来，证明真相并不如此，这才是文明人做的事。若能做到这一点，那我毫无选择，一定收回那判断。如果无法否认这是遍及全国的普遍实践，那么对不起，则诸位只怕得承认，干出这种小白行为的人来，当然只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白。我那判断就只能是事实判断，决不能因为伤害了诸位的感情或是与诸位的成见相逆反，如果做不到这点还要乱骂，那就对不起，只能证明诸位才是肾上腺用事，因为一己恩怨，便抹煞良心胡说八道，对伐？逻辑就这么简单，难道诸位就没有本事明白这初中就该明白的道理？这么多的中国人竟然连事实和观点都分不清，实在让人骇然！

（四）

摩登红卫兵们丝毫不懂马列主义毛思想，所以我这位精通马列毛思想的革命老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再说轱辘话，为摩登革命小将们开点革命传统教育课。

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之类话语，其实是私有制产物，无非这儿涉及到的私有单位从个体放大了全民或民族规模而已。因此，立志废除私有制的正宗共产主义者是绝对不会讲这些的，此乃共党理论的必然逻辑延伸：世上一切冲突，都是私有制引起的阶级分化造成的阶级冲突，而国家无非是保护剥削阶级（也就是随便网友说的“狼”）利益的工具。因此，一旦废除了私有制，阶级也就随之消失，国家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必然要自动消亡，因为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民族之分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世界大同”也就此实现了。

那么共产党人如何解释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利害冲突呢？用毛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

在正统共产主义者看来，国际冲突只有两种：一种是侵略战争，那是一国剥削阶级压迫掠夺另一国人民，本质上是阶级斗争。共产党人应该不管国籍归属，支持被压迫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另一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那就是毫无正义可言的狗咬狗。共产党人应该不管国籍归属，坚决反战，捣乱破坏，争取让本国打败，以此结束战争，这就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公开提出的政治主张。

除此之外，他们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共党国家之间因国家利益冲突导致的冲突或战争。这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盲区，它根本无法预见和解释此类冲突。如果这种冲突发生了，则领袖们毫无选择，只能削足适履，把对方革出教门，谴责为叛教徒，使自己的行为能用原始教义解释。这就是为何共党国家之间一旦大打出手就格外凶残，而且很难和解，因为那不但是民族战争，而且是宗教战争，仇恨是双重的。

所以，正宗共产党人的字典里，绝对找不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字样，正如找不到“个人利益”的字样一般。老牌共产党人不但坚信“大公无私”，而且坚信“大公无国”。这两个口号其实是同义反复，因为“国”不过是“私”在不同层次上的表现而已。对彻底的共产主义者说来，在同一阵营里，“放弃国家利益”和“放弃个人利益”一样，其实都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根本不是可耻的事。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毛的主观心态来说，此人从来“重义轻利”，耻于言利，强调大义，这一点倒是深得儒家传统。在他看来，反帝乃是大节所在，只要能将第三世界纳入反帝轨道，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牺牲一点领土完全是应该的。这和中共向第三世界提供无私援助一样，乃是中共的国际主义义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应该对世界有较大贡献”。

在这点上，他和苏共有两个根本不同之处：第一，除赫鲁晓夫当政时曾一度有限打破传统之外，苏共从来是口是心非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绝对是个民族主义者，制定外交政策历来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第二，苏联从来是量力而行，不会超出国力去无私支援哪个国家，只有赫鲁晓夫一度打破了这传统，超出苏联国力援助中国。但即使是他当政期间，苏联的外援也基本是用贷款方式，一般不提供老美式无偿援助，就连苏联为中国抗美援朝提供的军火，每一粒子弹的价钱也都算得清清楚楚，反映了典型的欧洲作风。

毛对后面这点特别看不上，他曾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说：既然是援助就应该是无偿的，有偿的还叫什么无私援助？中国后来对外援助确实作到了这点，最大的手笔就是免费修建赠送坦赞铁路。在毛时代，我党多次在报纸上嚷嚷：“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可惜这高风亮节被后世叛徒们无情打破了。两伊战争期间，中国向两伊大卖军火，很是发了一笔战争财。

马列主义最致命的错误，乃是它无视人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动物这个生物学规律，妄想消灭私有制，从而制造出一系列荒谬理论来，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其中之一。马克思的名言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这确实是毛泽东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信奉的教义。他们眼里只有阶级，没有民族和国家，只有“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利益”决定的“大义”，没有超阶级的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从本质上来说，列宁主义毛思想与民族主义是针锋相对的，这就是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家毛泽东为何会对国际社会做出如此无私贡献。

如果说这些行为是卖国，判断的依据乃是民族主义，而所谓民族主义其实是私有制产物，它的正解乃是“认为一切国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应该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主张”。不幸的是，这所谓“国家利益”完全是从私有制中产生的政治观念，根本就不可能为否定私有制的马列主义毛思想容纳。前文提到的“废除边界”在现代人看来根本无法理解，但在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看来却和“废除自留地”一样乃是天经地义，两者都是私有财产，唯一的区别只在于范围不同。

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评价毛泽东最常见的低级错误，就是把毛看成是漫画式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真实的毛泽东首先是狂热偏激的革命家，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徒，毛的宗教信念和权势欲一道，构成了他主要行为动机，前者在实践中起到的破坏作用，往往要比后者大上千百倍。如果毛不是个特别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只是个历史上司空见惯的阴谋家，则中国人民就有福了。

因此，评价毛这个历史人物时，不但要从他的权势欲出发，要考虑他的特殊个性和心理特征，更要考虑到他的坚定激进的政治宗教信念。熟悉毛思想和他的政治实践的人都不能不承认，终其一生，毛始终把自己献给了全人类解放事业，确实是个忠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如此桀傲不驯的枭雄怎么会根本没有民族尊严观念。

毛彻底缺乏民族尊严意识，并不等于他个人没有自尊心。相反，作为政治上可靠的忠诚下属，毛的个人自尊心很强。在苏联期间他发了几次脾气，每次都与民族尊严无关，而是个人自尊心的表现。

比如去苏联访问，第一次是斯大林因为摸不清楚毛的来意，把他晾在别墅里不理他，毛久等不见父皇接见，忍不住发作了，师哲回忆道：

【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
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
拉屎、睡觉吗?”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
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
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
怎敢向上汇报呢。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
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
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
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
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
敢这样说。】

读这段文字之时，我不禁又一次为我党老干部彻底缺乏民族尊严意识摇头叹息。

毛这种表现，完全是受委屈的小媳妇指鸡骂狗，哪像个领导５亿人民的世界第三大国堂堂元首？有话竟不敢直接去跟斯大林说，要通过低级联络官员去传达不满，可怜之态跃然纸上。而且竟连“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的话都说出来了，当真是丢尽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脸。什么叫“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难道毛不是５亿人民的领袖，而是教皇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喽罗？更无奈的是，事隔那么多年，师老革命家竟然还意识不到这是倾太平洋之水也洗不去的奇耻大辱，竟然不知道“为尊者讳”，在回忆录里把这些丑事兜出来，不仅丢了毛的脸，也让全体中国人陪着丢脸。唉！

由此可见，不但毛和当年的老干部们根本不知道民族尊严是怎么回事，就连如今的毛左虽然冒充民族主义者，日日骂人“媚外”、“抱粗腿”，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民族尊严意识。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要在５０年代以铁腕强制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他并不认为那是伤害民族尊严的国策。在毛那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看来，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马列主义的真理没有国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信奉的宗教，该宗教指出的人类进步途径乃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遵循的“普遍真理”，在这上头没什么苏联和中国之别。

今天的读者常常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共产社会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完全是人为设计的，从头到尾是一种人工实验。到底社会主义社会该是个什么模样，谁都不知道，跟画鬼完全一样──谁也不知道鬼到底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画出鬼来的人当然就成了权威，要变成大众的效法对象。

更何况毛只懂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不懂复杂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他必然要把苏联模式当成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遵循的模式。在他眼中，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必由之路。他的效法逼真到了这个地步：就连决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究竟该有多少年，他也是从苏联从十月革命爆发直到斯大林宣布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段时距抄下来的。

这就是他为何要实行“以俄为师，全盘苏化”。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由政府强力改变国民生活方式，和人民自发仿效西方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是对中华民族以及民族传统的严重侮辱，是丧失国格的顶峰，本质上是殖民地奴化教育。在他看来，他其实是把普遍真理揭示的社会构建方式引入中国，干的乃是“替天行道”，推动“历史潮流”，实行“客观规律”的伟大的事。

（五）

再说一遍我那“治国小白”结论的论证方式：

Ａ、举出大量毛的内政外交实践作论据。
Ｂ、说明那是惊天动地、空前绝后的小白行为，在历史上从未见过。
Ｃ、作出“论治国，毛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的一个小白”的结论。

有人说，先得界定“小白”的涵义。不是早说了么？我说的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小白，而是功利意义上的小白。所谓功利意义上的小白就是：“违反人类最起码的常识，专干损害自己而不利于任何人的事情的同志”。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疯子们或生理小白们莫名其妙地自残肢体或是危及自己生命。

要驳倒这“治国小白”的论断，诸位只能在四个地方下手：

（一）指出Ａ列举的并非事实，或不是普遍实践，只是极端个例，不足为训。
（二）承认Ａ列举的是事实，但证明那不是小白行为。
（三）承认那是小白行为，但证明小白行为的发出者不一定是小白。
（四）证明同代或此前此后的政治家有过类似小白行为。

最简单的驳斥方法就是在第一处下手，做到这一点，则整个论点不攻自破。可惜无人敢碰那个烫山芋，只敢闭着眼睛骂，让我说不出的鄙视。对第二、第三条，本人愚钝，实在不知道如何证明。如果做到第四点，则也只能推翻“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限定，并不能推翻“小白”的判断。换言之，证明这点只能证明世上还有类似毛的治国小白。所有持异议的读者，都无一例外地回避了这些问题，特别是Ａ条列举的无数论据，从来没人敢出来驳斥。

如果同志们不服气，那就请列举1949年到1976年之间毛做过的任何一件正确的事来吧，只举一件就行，怎么样？我反复说了无数次，本人是求“真”而不是求“善”，前者是客观事实，后者则是人言言殊的价值观念，我写文章从来只基于事实和逻辑作客观功利分析，从不搞道义批判。

你要对照么？很容易，台湾就放在那里，民族、国情民俗、传统完全同一，正是绝佳的对照组，请问人家干过毛那种惊天动地的蠢事么？除了毛中国，世上又有哪个国家干过那些疯事蠢事笨事？大概只有毛主席的好学生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说的是“横比”，“纵比”又如何？我早在那篇文字里说了：

“这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蠢事，只要干出一件来，就足以腾笑千古了，伟大领袖却终生乐此不疲，干了一桩又一桩，难道还不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小白？请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可曾有过哪个君主干过这种蠢事？”

到现在也没谁举出一例来，证明历史上有人蠢过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后毛时代也如此，毛时代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蠢事全是那时代干的，此前此后都没有过，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那是毛的特殊贡献？

所以，对不起大家，不好意西，根据诸位的表现，我被迫作出下面这个新的事实判断：

“反对者根本无法用事实驳倒‘毛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小白’的判断。”

请问诸位这是不是事实判断？如果我歪曲了事实，敬请诸位不必客气，赶快用事实驳倒“治国小白”论，现在也还来得及。我也知道，正是因为我肆无忌惮地说出了令人难堪的事实，只怕老芦要世世代代让同志们咒骂下去。这就是芦某最惹人痛恨恼怒的一条：专门无情地说出令人难堪的大实话。但我深信，虚伪的宣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决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历史真相终有大白于天下之一天，你说是不是阿？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64&id=6448012

芦笛真如神，写得不错。

马悲鸣

总有五六年不看芦笛的东西了。忽见金唢呐说芦笛“真如神”在国内网站点击已经
上三十万了(可惜不是美金)，便进去看了一下。可惜还是太长，而且中间加的网评
太多，没有看完。

芦笛仍是一如既往的毛病，不是让读者读了他的文字以后自己下结论，而是芦笛先
替人家下结论，再枚举证据。我说他这次写得不错，是这次还是做了不少功课，证
据不少。但仍是无法把这个穷人领袖证明是彻底的笨蛋。固然并非毛处处用兵真如
神，但将将却是真如神。和刘邦朱元璋有得一比。

秋收起义大概就是高祖斩蛇。刘邦在陈胜吴广和项梁叔侄之下，后来反是他坐了天
下。朱元璋也不过红巾一小卒。因为娶了郭子兴义女马氏，而郭子兴又死了，所以
才让他坐了天下。斯大林只是老布尔什维克中一偏员，希特勒也非纳粹党创始人。


刘邦败仗到把惠帝和鲁元公主都扔下车的地步，若非楚将丁公放他一马，早就见阎
王去了。结果他胜利后反而不许别人效法丁公而把他杀了。汉高祖的败相可比毛寒
碜多了。曹操败于吕布，马超的败相可与刘邦有一比。

芦笛设擂，说有人能指出毛的一件德政，便自掌嘴。其实毛的德政还是有的，现举
几例如下。

一，清剿土匪。虽然大多数土匪都是帝力不到之处的自组部落，并非文艺作品说得
呢么不堪。但剪径强人千年不绝，还是有的。最终让咱们的伟大领袖给彻底消除了。
估计也没少杀人。

二，毛下令不许用人名命名。除了在此令之前已经命名的毛泽东号机车以外，再无
其他。直到毛周朱都作了古，才又有周恩来号和朱德号的命名。但也仅此而已。如
今毛的孙子提议把中国的首艘航母命名为毛泽东号。这是效法美国的花生屯号。估
计军方不会采纳。因为中国人讲究口彩，万一毛泽东号被击沉，则如何报告？“毛
泽东被击沉”了？谁敢说出来都是找死。

三，毛亲自领头签名死后火葬，至今至少省了十忆个坟头用地。虽然他自己没有火
葬，但那不是他签字同意的。是后继者为了拉他的大旗做虎皮，违背他老人家意愿
干的。

四，善待妇女。剿匪时在四川抓了个女土匪头，被咱们伟大领袖亲自下令免死释放
了。林彪提议枪毙王光美。他也坚决不同意。到毛临死前，周围是江青同志，寒之，
海容，闻生，玉凤，小孟和小谢。中国自有史以来，除了太后垂帘和武则天亲政外，
没有任何时候妇女能取得如此重要的集体政治地位。等十月政变，走资派一复辟，
妇女地位又回去了。如今四旧又起，笑贫不笑娼，妇女地位再度回到解放前。

另给芦笛提两个错。一，林育英(张浩)是林彪堂兄，不是堂叔。林彪还有一个堂兄
林育南。林彪原名是林育容，女人名。但都是育字辈。二，“我军前敌指挥官用的
是作战计划副本，而共军用的是正本”是蒋纬国的话，不是杜。杜的话是“郭小个
子是匪谍”(芦笛别吃心)。

锦州战役其实打了两回。主意是毛出的，并急电促战。林彪明知不行，被逼无奈，
硬着头皮打了一下，打不动，只好撤。时任林彪政委的彭真告御状，说林彪不服从
中央军委命令。毛问林彪。林说：我是在前线亲眼看的。你是在后方听汇报的。到
底你说的真还是我说的真？

毛一听，当即撤了彭真的东北民主联军政委之职，让林彪独断。后来局势变化，打
锦州已经可能。这主要是卫立煌暗助，在援锦和回沈之间胡调廖耀湘的部队，才让
林彪得手。

批林批孔时，林彪第一次攻锦不利成了他的罪名。“后来林彪被迫接受了主席的命
令，再打锦州，才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着战部署”。

文革结束后，黄克诚出面作证，第一次打锦州不利是经过前敌党委决定撤的。而
且当时的战场局势确实不利，打不下来。毛在给罗荣桓的诗中特别指出“长征不是
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足见其对锦州战役的重视。可他并不了解战场的具体细
节。等林彪一说实际情况，他马上改变决定，放手让前敌指挥官去打。这颇类汉高
祖将韩信。

锦州一战，决定辽沈。辽沈一战，决定全局。这是毛预料到的，但并不具体。照芦
笛的推论法，则首战攻锦就是毛的笨蛋。若非再度攻锦成功，岂不做实了芦笛论证？
其他毛的败仗也大多可做如是想，不过是败仗之后，没有再打而已。

顺便说一句，象卫立煌以廖耀湘顶头上司的身份，胡调廖耀湘，迟滞自己队伍的事
还有几次。其一是陶峙岳在新疆迟滞自己主战的部队，暗助一野。其二是郭小个子
在徐州和长江之间胡调杜的队伍，暗助二三野联军。中共里只有毛用过此招，一是
胡调西路军，至其全军覆没，削弱了张国涛实力。另一次是皖南事变，不回项英电
报，不但削弱了项英实力，连项英本人也一并消除。

叶剑英说，“若无毛主席，我们共产党还在上海租界吵架呢。”确是实话。

赫鲁晓夫批斯大林后，朱德说，咱们也应该批个人崇拜。毛说“朱德糊涂”。此是
实话。共产党善恶另论，若真照朱德的办，不迟于苏联的八一九，中共也垮了。

十里亭长多了，只有刘邦一人做了汉高祖。跳墙头和尚也多了，只有朱元璋一人做
了明太祖。湖南师范生也多了，只有润之一人做了伟大领袖。毛不让老百姓过好日
子是真的。他那套东西很有可分析指责处。但非要说他是笨蛋，则太过脸谱化的帖
标签。芦笛技止此耳。

不知道是老马没看完还是没看懂

xilihutu

老芦的结论是：

毛是天才阴谋家
毛是治国白痴

你以上罗列的点点多是：

一，清剿土匪=会杀人

二，毛下令不许用人名命名：
或许是今天决定，即使是毛的主意，也不能证明他会治国，对不？
要是用人名命名可以治理好国家又有何不可？

三，毛亲自领头签名死后火葬：
白痴也想让其他人都火葬，自己进水晶棺

四，善待妇女：

“到毛临死前，周围是江青同志，寒之， 海容，闻生，玉凤，小孟和小谢。”

看那些人是在治国还是在败国？


叶剑英说，“若无毛主席，我们共产党还在上海租界吵架呢。”确是实话。
糊涂说：“若无死大林，那些共产党还在莫斯科吵架呢。”
“若无张学良，那些共产党早就跟毛去了西天。”


毛不会打仗，他不败是因为背靠死大林。
没有毛，死大林也许会让康生建立红色中国。

不过涅，中国人中没几个会玩阴谋玩过毛天才的。
会赖皮赖过毛赖皮的。

163.gif (28.36 KB)

2010-12-10 21:57

这确实和中国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中国文化认为真理是可以被掌握的，更直接一点，真理是可以被驯服的。掌握真理的人就会超凡入圣。得道升仙就是这个意思。这与真正的哲学思想格格不入，这正的哲学认为人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能真正获得真理。同时，真理也不是唯一的。

按照中国文化对真理的认识，会有什么后果？最重要的后果是：得到真理（得道）的人，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具有改变外界世界和人内心的双重能力。

不需要高深的哲学思想我们也知道，这当然是宗教式的梦呓。但在历史上，以上这个观点却屡屡被实践。

解析这个观点不需要多高的知识。我们可以这么分析：

前因：获得真理。后果：力量无比强大。

但实际实践中，凭什么知道哪个人物获得了真理？如果你就是那个掌握真理的人，就请为我们展示一下你能改变世界的力量吧。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前因：力量无比巨大的人（皇帝之类的东西）。后果：就是掌握真理的人。

而中国三千年历史中反复干的一件事就是：找到这个人，并宣布这个人所掌握真理是唯一的！

请特别注意“唯一”这两个字，“唯一”才是最重要的，和“唯一”比较起来，“真理”反倒变得可有可无了。

这就是极权逻辑的哲学基础。

所以，不管毛也好，蒋也好，都是拼命向国人展示的一件事：我才是那个“唯一”掌握真理的人。直白一点：皇帝就是我！

不仅仅毛、蒋是这么认为的，收中华文化熏陶的所有人，都是这么自觉自愿干的。所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这些近乎无限多的人，都把自己努力得到的功劳，自觉自愿的归附于毛。归附于毛就等于归附了真理。

皇帝和奴才就这么齐全了。
奴隶制体系就这么确定下来了。
死几个奴才也就没多了不起了。
因为维护真理及其唯一性，才是皇帝和奴才共同奋斗的目标。

笑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