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世界的「五月逃亡潮」：
1962年大陆难民逃港纪实
2008-11-29 17:54:28
文章：暗云
每年的五月，都会有一幅幅极其悲惨场面的图画，在我的脑海里泛现出来．虽然时间巳经过了四十多年，但这个难忘的阴影，仍是挥之不去．此时把这个梦魇描述出来，让年轻的读者知道，我们曾经看见过一些甚麽事。
虽然巳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但至今仍难以遗忘．因为这是我有生之年所见过的，最悲惨也是最浩大的逃亡场面。
那时候，我在香港《新报》担任娱乐版编辑．有一晚，采访部的同事回来，说有大陆难民铺天盖地的从边境涌过来，人数之多，简直和蚂蚁一样．香港这边虽然出动了大批军警去堵截，但因为中港的边界绵长，那时还未建筑铁丝网，以致情况难以控制．
这是社会性新闻，本来与我的工作无关．但那时候我年富力强，好奇心旺盛，第二天便搭上新闻采访车去观看究竟。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初夏，天气忽雨忽晴．采访车沿著上水到元朗的公路行走，右边便是中英边界的梧桐山．抬头望去，漫山遍野都是人潮汹涌，怪不得采访部的同事用蚂蚁来形容这些逃亡的人群．因为远望过去，那些穿著黑色和蓝色衣服的难民，一丛丛一丛丛的，真的很像一群群蚂蚁．
这就是当年不但轰动全香港，而且也轰动了全世界的「五月逃亡潮」．由於一九五八年开始，由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种下了全国大饥荒的祸根．几年下来，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为了求生活命，大批无衣无食的农民蜂拥南下，後来更联群结队的越过边界要逃亡到香港来．
深圳和落马洲一带守备森严，难以飞越雷池半步．这些逃亡者要进入香港，只能遵循两条路线．一条是泅水过来，逃亡者由宝安县海边下水，此时海水不是太过寒冷，大约要泅游五六个钟头，便可以在香港的後海湾上岸。
这条水路只适合那些年青力壮和懂得游泳的人．他们为了逃避大陆边防守军的阻止，要等到黑夜才能下水．有些人带著救生圈（广东人称为水泡），但当年物质缺乏，救生圈不容易买得到，只能找到篮球里的气胆，吹气之後用绳子绑在身上，藉以增加身体的浮力．他们又用胶布包裹著衣服，以免被海水淹湿，预备在登陆後穿著。
可是，从水路来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黑夜中很难辨认方向，往往会游到茫茫大海里去．倘若气力不足或者手脚抽筋，更会葬身鱼腹．而且水底有食人的鲨鱼，海面有港英的巡逻快艇，以探射灯到处照射，捉拿海上的逃亡者．当时海上常有漂流的浮尸，就是那些不幸的逃亡者，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
报馆的同事曾经访问过一个侥幸游到岸边的女青年，她终於抵了目的地，惟是没有著欢愉的表情，反而是号啕大哭．她是和几个朋友一同泅水逃亡，其中一个男子是她的未婚夫。他们泅游到中途，她的未婚夫双脚抽筋，无法再跟著大家泅水前进．这个女子抱著未婚夫不肯放手，打算同归於尽。几个同行朋友奋力把他们拆开，她就只好眼睁睁的望著未婚夫沉到海底里去了。
大多数逃亡者是从梧桐山那边爬过来，因为这里边界绵长，港方的守卫比较松散。而梧桐山的另一边，便是香港这边的古洞村，全是农舍和菜地．只要爬过了山岭，他们便可以躲藏在农舍或田野里，等待机会进入市区。
逃亡者由於要躲避边防共军的阻截，他们也要等到夜幕低垂以後才能出发。不过，听说有些共军也很同情这些逃亡者，不但网开一面的任由他们通过，还好心地向他们指示正确的逃亡路线。
在华界那边的梧桐山，山势较为斜徙，在黑夜中爬山越岭，又不敢点燃火把和开亮电筒，有人一个不小心的一脚踹空，便会跌下百丈悬崖，冤枉地送掉了性命。
这里的边境界线颇为特别，梧桐山下是英界，山上 是华界．所以那些港英军警就只能在山下堵截逃亡者， 不能上山追捕．双方就是这样的在山上与山下对峙著，你不能越界追到山上来，我也不敢走下山脚去．
山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不尽是逃亡者，其中有些是香港居民，他们来到山头寻觅亲人．我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跌跌撞撞的在山头上四处奔走，手上举著一个写著名字的牌子，一边用乡音叫唤著被寻觅者的名字。原来他接到乡间的书信，儿子巳经在十多天前起程，参加了逃亡者的行列，但至今仍无音讯．这位老人家爱子心切，便每天都来到梧桐山上到处找寻，希望能与儿子相会。
公路旁边停满了不少汽车，阻塞著来往交通，这些人有的是来看热闹，有些人是来接应亲人．要劳动警员向他们发告票，才把这些违例停泊的汽车吓走．但这边刚赶走了，那边又停满了一大堆汽车，使到发告票的警员疲於奔命。
天公不造美，好像故意与逃亡者为难．天色阴晴不定，有时是烈日当空，忽然 倾盆大雨．梧桐山上都是草丛，树木不多，逃亡者想找个遮阳避雨的地方都不容易．烈日当空时，他们被晒得头焦额烂；倾盆大雨时，雨水迎头淋下，就算想找个乾爽的地方躺下来也不可能．有些人便因此患病，倒卧地上，痛苦呻吟．触目所见，这里岂是人间，简直如同地狱！
在边境观察了两天，心头的痛楚无法言喻，甚至连同情的热泪都流乾了．回到报社，我向老板罗斌反映情况，建议以报社名义，向社会人士发出呼吁，捐输救济这些不幸的人群．
当时《新报》只创办了两年，每天出版两张纸，售价一角，销量只有九千多份．罗社长认为这件事可以进行，便吩咐我作全盘策划．他个人先捐出一万元，作为救济行动的基金。
在那时候，一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当时香港有十多份报纸，但在整个逃亡潮事件中，就只有《新报》独家发起救济工作。
我写了一篇呼吁大众捐输的文章，在《新报》的报头侧位置刊登．接著便和各部门的同事开会，商量怎样进行这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首先是赶印收条接受捐款，广告部的同事负责接听捐款电话，由编辑部的听差上门收款，但大多数善长仁翁都是把捐款送到报社来。
我和娱乐界人士熟悉，便亲自打电话向他们募捐，由於这宗大新闻巳经轰动了整个香港，我把事情说清楚之後，十之八九都会慷慨解囊．只是两三天工夫，善款数字巳经使到我们出乎意外了。
我们不断的开会，讨论如何利用这些善款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人群．由於采访部的同事最了解前线的情况，他们所提供的意见最为实际．而报社各部门的同事，都自愿的参加各项工作，忙碌起来的时候，有些同事一连几天都没有回家。
我们派出同事分头去采购物品，由於要以最低廉的代价得到最实用的效果，便直接向厂家接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厂家们都愿意以最特惠的价钱，让我们买到大量的面包、水 、毛巾、毛毡，和普济丸、济众水这一类止呕减泻的药品．有一间在我们报社附近的茶楼，他们大量供应茶水，不肯收费。
由於采访车较为细小，无法装载救济物品，便出动了报社运载报纸的货车，司机做完了运报工作之後，便继续驾车运载救济物品到边境去，自愿牺牲了休息的时间．印报部门部的同事本来是在夜间工作，白天休息．但他们自动请缨，随车派救济品．因为逃亡者不敢下山，这些救济品必须担抬到山上去派发．印报部门的同事年青力壮，平时习惯了搬运报纸，都有几分气力．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这种沉重的任务。
我因为要负责後勤工作，便不能每天都跟随大队到前线去，大多数时间是坐镇在大本营里，处理各种支援事务。但那些同事每天回来，都很兴奋的把新鲜的消息和感人的故事带回来，让我们分享。
为了堵截成千上万的逃亡者，香港政府不但出动了全部警察，还派出大量尼泊尔士兵来协助，甚至连轻型铁甲车都派上了用途．由於恐怕逃亡者情急之际会冒死反抗，以致与军警发生冲突．上层下令，军警虽然携带枪械，是「空枪上阵」，那就是不许携带子弹，最大的武力只能使用警棍．这样的处置十分明智，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大逃亡潮，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过暴力冲突而引致伤亡事件。
香港政府处置那些逃亡者，采取即捕即解的紧急措施．也就是说∶逃亡者被拘捕後，便立即用警方那种有铁丝网的囚车（香港人称为猪笼车），把他们送出边境．这些人到了深圳那边，当地政府也不为难他们，任由他们自由散去．因此，有些出师未捷的逃亡者，心中不忿，再作崔护重来。
有些警员具有同情心，遇到英藉警官不在身旁，便打手势招呼逃亡者赶快冲下山来．他们不但当作视而不见，还低声催促那些逃亡者：「赶快走，赶快走！」
当时，香港政府定下了一条很有趣的规例．这些越境而来的逃亡者，如果能够躲避过军警的堵截而进入了市区，以後便不加以追究，而且呼吁他们到各区警署报到．凭著警署发给的报到纸，便可以前往人民入境事务署领取身份证，承认他们是香港的居民。可是，若是在边境被截获，那就很对不起了，警方便会即捕即解的把他们送回华界那边去。
由边境通到市区的公路上，警方也设立了不少关卡，所有路人和汽车经过，都要查看身份证．因此，不少逃亡者即使能够越过边界，但要进入市区，也是不容易的事。
由於连日来经过报纸连篇累牍的报导，激发了不少市民的同情心．有些驾车去边境观看热闹的人，在归途中也会接载一两个逃亡者．他们先把逃亡者载到上水墟去理发，然後换过预先带来的衣服，把逃亡者打扮得像个香港人．其实，警察一眼就可以把他们辨认出来，因为连日饱尝日晒雨淋，肤色特别黝黑．但警察也有同情心，往往当作看不见，任由他们通过。
中文大学的师生特地组成旅行团，乘搭旅游大汽车到边界去，回程中便夹带了多位逃亡者．因为车身上挂著中文大学旅行团的布条，军警便不截停检查．有些懂得门路的市民，还会通知逃亡者不要乘搭公共汽车，要改搭火车进入市区，因为警方没有搜查火车，也没有在火车站设置检查关卡。
我为了筹划救济的事，忙得头昏脑胀，巳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晚上便在报社会客室的沙发睡觉．有一天，忽然接到家中电话．内子说有人打电话找我，留下了电话号码，说是有很紧急的事情。
我立即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说∶「我的亲戚从边界出来，说你的亲人来了，请你马上来我们这里联络！」接著他说了地址。
我立即赶到九龙大角嘴，那是一间小型的修车厂．我走上前去询问，一位正在修车的师傅指著门口坐著的一名乡妇说：「她是我的亲戚，住在古洞村，你问她便可以了。」
那个大约有五十多岁的乡妇，交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著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她说∶昨晚半夜有个年青人门，向她讨水喝，说是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她把他收藏在牛棚的乾草堆里，给他饮食．那个年青人把这张字条交给她，请她帮忙打电话联络他的亲人．乡村没有电话，她只好到市区来找亲戚帮忙。
我认得出这是弟弟的字迹，便问她怎样才可以和这个人见面？她说我可以跟随她回家．由於我巳经听过同事们说的故事，便立即在附近商店买了衣物，跟随著乡妇乘搭公共汽车去到上水墟，再转搭小型客货两用车去到古洞村。
在牛棚里和弟弟见了面，恍如隔世，不禁抱头痛哭．幸好有先见之明，买备了衣服和鞋子．因为他在爬山越岭时，衣服巳被树丛荆棘勾破，鞋子也在坭潭中泡了汤．弟弟换过衣服鞋袜之後，我们便向乡妇告别．临行时，我把廿元钞票递给她，作为弥补她来报讯所花的车费．但她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这位好心人的义行，使我感佩不巳。
在乘搭小型客货两用车去上水墟时，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恐怕中途会遇到警方的检查关卡，那就会功亏一篑了，幸好一路安然无事．到了上水墟，我把弟弟带进理发店，修剪他的那头乱发．理发师傅笑著说∶这几天来，生意好到不得了，到了深夜还不能够收工。
从理发店出来，竟然幸运的遇上了报馆的救济车．我把弟弟拖上车，对同事们说这是我的弟弟，刚从那边过来。他们都明白这是怎麽一回事，向我握手道贺．但这时候，派发救济品的工作还未完毕，弟弟便也在车上帮忙照应那些救济品。
在回程时，有几个警员在公路上拦截我们的货车．我心里想：麻烦来了！货车停下来，原来他们不是来检查，而是向我们讨些水喝．吓得我要掏出手帕来，拭抹额上的冷汗。
因为警方规例，警员出外执勤时，身上是不许携带分文的．就算有钱，在这个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也买不到吃喝的东西．警方虽然有饮食供应车，但因为要照顾太多警员，有时不免会有疏漏．这几个警员巳经有大半天没有喝过茶水，当然更没有吃过东西。
他们倒也机灵，知道我们的救济车内，必有食物和茶水，便在公路上伸手拦截．他们笑著说∶要求我们把他们当作难民，给予救济．此时，我们也哈哈笑起来，不但递上水，还送上面包让他们充饥．当我吩咐弟弟向他们递上面包，心里也觉得好笑．这几位警员兄弟，怎麽会想到向他们递上食物的年青小夥子，竟然就是他们要拘捕的对象呢？
後来，弟弟说∶他这次是第二次爬梧桐山了．最初，他是和三个年纪相若的朋友一同在广州起程，步行了两天才到中英边境，因为沿途要躲避边防共军，要兜很远的弯路．在黑夜中爬梧桐山时，一个同伴不幸跌落山谷，剩下他们三人继续行程．由於对环境不熟悉，他们下山便被逮捕，被押上猪笼车递解回深圳去．在途中，他接受过我们的水和毛巾，也吃过我们派发的面包。
因为曾经被拘捕过，两个同伴便打退堂鼓，不敢再来。他在深圳结识了三个新夥伴，又循著旧路再度爬上了梧桐山．可是在黑暗中，几个人走散了．他一个人走到山边，因为看见有军警车辆在公路上不断巡逻，便不敢走下山来。可是，携带的乾粮巳经吃光了，又没有水喝．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实在没法抵受下去了，便冒险下山拍门讨水喝。
韶光易逝，当年弟弟才是二十岁，如今巳是花甲之年了．他後来也做了报馆编辑，如今儿女经巳长成，他亦快要退休了．我因为参加了这次救济工作，熟悉了当时的环境，也得到同事们的协助，才能把接到香港来，兄弟得以团聚。他也逃过了一场大饥荒的灾难，也改变了他以後一生的命运．这也许就是老人家所说的∶好心有好报吧！
这一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亡潮，当年轰动了全世界，被视为有史以来最庞大也最悲惨的灾祸．後来中共当局觉得在国际视野下实在太难看了，便调动了大批军队到中英边境来，还下达了对逃亡者格杀勿论的紧急命令，这才遏止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难民逃亡潮。
但在这一场大逃亡中，也有几十万人侥幸地能够逃往香港，以後便过著与国内截然不同的生活．当年他们攀山蹈海，大多数都是年轻的小夥子，如今也像我的弟弟一样，巳经是花甲老翁了．回首当年的凄惨遭遇，相信他们也会有著很大的感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