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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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我们的世界变得愈来愈互相依赖，因此除非我们能够考虑到整体的利益，而不祗是个别的利益，否则不会有国家、区域和整体性的长期和平。在我们这个时代，从最强壮到最虚弱的每一个人所能提供的贡献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以藏族人民和遵循以爱与慈悲为教条的佛门僧侣的领袖身分和各位谈话。然而首先，我要以命运注定要和各位以及所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一起分享这块大地的人类的身分和各位谈谈。随着世界的变小，我们更需要互相依赖，这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样，包括我来的那个大陆。
今天，在亚洲及其它地区，局势紧张。公开的冲突横行中东、东南亚和我自己的国家。然而就某一程序上而言，这些问题也祗不过是区域性列强之间紧张局势的征兆而已。想要解决这些区域性的冲突，就必须先要找到一种能够考虑到所有国家、所有有关民族不论是大是小的利益的方法。这类全盘性的解决方案必须是要能够考虑到关系最深切的民族的需求，否则就会因为措施的零碎或是人为的行为而产生新的问题。
藏族人民一直想要为建立区域和世界和平尽一分力量，我认为他们不使用暴力与和平主义的传统使他们特别具有这种素质。佛教传入西藏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藏族人民就不对任何形式的生命使用暴力。这种态度也表现于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夹在亚洲大陆列强─印度、中国和苏俄─之间，西藏这种地处亚洲心脏地带的高度战略要地的情势，使得西藏在维护和平及稳定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历史上亚洲的帝国都尽量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帝国染指西藏。西藏缓冲国的独立是区域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立国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四九～五０年侵略西藏的同时，它也造成了新的冲突原因。在西藏全国起义反抗中国人以及我逃亡印度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局势由紧张演变成边界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今天，在喜马拉雅山脉疆界两侧再度聚集了大量的部队从而更增加了紧张的危险度。
当然，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中国和印度的疆界问题。而是中国非法占领西藏，从而取得直接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信道。中国政府企图以声称西藏一向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来混淆视听。然而这不是事实。一九四九～五O 年，当共军入侵西藏的时候，西藏是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从千余年前西藏国王统一西藏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我们的国家一直很成功地保有它的独立。在某些时期，西藏曾经把它的影响力推展到邻近的国家、邻近的民族，在另外的一些时期，西藏也曾屈服于外国势力的影响，蒙古可汗、尼泊尔的邬尔喀人、满洲皇帝和在印度的英国人。
当然一个国家受到外力影响或干涉的情形并非罕见。即使所谓的「卫星」国家是这种关系最明显的例子。然而大部分的列强都对势力比较薄弱的盟国或邻邦施加影响力。最值得相信的法理研究报告显示，即使西藏曾经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它可从来没有丧失它的独立。不可否认地，在北京的共产主义部队抵达之前，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西藏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几乎被所有自由世界所谴责的中国侵略行为构成违反国际公法的现行罪行。西藏受到中国长期占领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让世人忘却即使西藏人丧失了自由，在国际公法上而言，西藏依然是个独立国家，祗不过是被非法占领而已。
我的意图并不在于发起一场对西藏身分地位的政治法理讨论。我祗是要强调一件明显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藏族人民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民族，它有它自己的文化、语言、宗教和历史。如果它没有被中国占领，西藏今天仍然会是一个天然自成的缓冲国，从而维护并且促进亚洲的和平。
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所有藏族人民的愿望，就是重建西藏的这种具有高度意义价值的角色，并且把包括后藏、康、安多三大地区的西藏建造成为一个和平、和谐而稳定的地区。西藏将遵循佛教高尚的传统协助所有为世界和平、为人类幸福、为维护我们自然环境共有财富而奋斗的人士。
虽然我们的同胞成为几十年来被占领的牺牲品，我却一直不断地，为着能够经由和中国人诚恳而直接的讨论以获得解决办法而努力。一九八二年，在中国政府全盘改组以及和中国新政府建立起直接的接触之后，我派遣了我的代表们到北京。就我国家和人民的前途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抱着积极与诚挚的心态进行对话，也准备考虑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乎理法的需求。我希望这会是一种相互对等的心态，也希望我们终于可以找到足以满足双方需求和利益的解决方法。不幸地，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努力却报以防卫性的态度，就好象是我们所说的有关西藏的实际问题祗是对中国的一种诋评而已。
让我们最灰心丧气的是中国拒绝了建立真正对话的可能性。中国回避了六百万藏族人民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却把西藏问题缩减成为我个人身分地位的讨论。
鉴于这些事实，也为了响应各位以及我在这次旅行中所见到的人们所给我的支持和鼓励，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提出以开放与妥协为基本构架的主要问题和建议，这些将会是长期性解决办法的第一步骤。我希望藉此可以促进我们和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所有我们的邻邦人民之间充满友谊和了解的未来。
这个计划包含五个基本要素：
一、 把整个西藏转化成为一个和平地区。
二、 中国停止危及藏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权利。
四、 重建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中国放弃在西藏制造核子武器及储存核子废弃物。
五、 对西藏未来的身分地位以及中国人民和藏族人民关系的问题进行真正的会谈。
底下就谈谈这五大要素的一些细节。
我建议把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多地区，转变为一个「阿喜姆沙」（Ahimsa）地区，在印地语中，这个名词代和平而不用暴力的状态。
把西藏建立成为一种和平地区是符合西藏的历史角色。西藏是佛教、和平、中立的国家，西藏是亚洲大陆各列强间的缓冲国。这也符合尼泊尔的尼泊尔和平地区的建议和中国同意这个建议的做法。如果这个和平地区包括西藏及邻近地区，尼泊尔和平地区的建议将会更有成效。
把西藏建立成和平地区，意味着中国在西藏的部队及军事设施的撤除，这样印度也就可以撤走驻防在喜马拉雅山靠近西藏地区的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切都将根据国际条约进行，以满足中国在安全顾虑上的合理要求，并且促进西藏、印度、中国及其它同一地区内民族之间的信心。每一个有关国家都获得利益，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么一来不但强化了他们的安全感，并且减轻了为了维持喜马拉雅山沿线疆界的庞大军事开销。
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紧张。一直要到中国部队侵入西藏，取得了第一次和印度接壤的地区之后，两大列强的关系才紧张起来，终于造成了一九六二年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危险的意外事件层出不穷。如果他们像过去一样被一个广阔友好的缓冲国家隔离，这两大超级人口大国要重修友好关系将不是一件难事。
想要改善藏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培养信心。做了几十年的牺牲品，西藏丧失了一百余万的同胞，约为全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至少相同数量的西藏人因为宗教的信仰或是政治的观点而被囚禁在监狱或是劳动改造营，因此，祗有撤除中国部队才能有真正妥协的开始。大量占领军的存在祗会无时无刻地让藏族人民回忆起他们所遭受到的镇压和痛苦。撤军是最重要的表态，它代表着可以和中国人建立以友谊和信心为基础的真正关系。
中国人移民西藏必须要停止。这个政策是北京政府为了要把藏族人民削弱成为不具有任何政治行为，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从而强制解决西藏问题的「最终办法」。
中国百姓大量移居西藏不但违反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第四条，而且严重威胁藏族的生存。在我们国家的东部地区，中国人变得比西藏人还要多。譬如说，在我的出生地安多地区，（中国人口统计显示）有二百五十万的中国人，却祗有七十五万的西藏人。即使是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也就是我国的中部和西部）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目前中国人的数量超过了西藏人。
移民并不是中国人的新政策，他们早已有系统地在别的地方进行了。在本世纪初起，满人是一种不同的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到如今，在满洲祗剩下二百万到三百万的满人，却有七千五百万的中国人。
在中国人现在称为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中国人的人数从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激增到七百万，占全人口一千三百万的大半数。从中国人殖民内蒙古以来，在内蒙古有八百五十万的中国人，却祗有二百五十万的蒙古人。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七百五十万的中国人被遣送到西藏，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六百万的藏人。在中国人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中部和西部，中国人自己承认一百九十万的西藏人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少数民族了。这些有关中国人的数字还不包括部队，他们大约有三十万到五十万人，其中二十五万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
要让西藏人能以民族的名义积极生存，移民政策必须要停止，中国移民必须要回归中国。不然西藏人将会很快地成为观光点也会变成辉煌历史的痕迹。
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在西藏必须要受到尊重。西藏人必须可以再度体验文化、智识、经济和精神的自由发展以及行使基本民主自由的权利。
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事件是全世界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在那里，中国人推行所谓的「隔离与同化」政治来歧视西藏人。在最好的情形下，西藏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是第二等公民。他们没有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他们处在殖民行政制度下的奴役地位。所有的真正实权全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干部和军队手里。
即使政府允许西藏人重盖某些佛教寺庙，并且从事宗教活动，它一直禁止所有比较严肃的宗教研究或传授。祗有某一小群得到共产党特许的人才可以从事寺庙生活。
如果流亡的西藏人依据我于一九六三年所颁定的宪法而享有民主权利，我们数以千计的同胞却因为宗教或政治的观点而被关在监牢或劳动改造营。
要恢复西藏的自然环境，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西藏不应该被用来制造核子武器，也不应该用来贮藏核子废料。
藏族人民非常尊重各种生命，不论是人或是动物，佛教禁止伤害任何形式的生命的教条强化了它的这种天赋情怀。在中国人入侵之前，西藏是个很特殊、保全完好、充满野性的自然保留区。可惜在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几乎毁灭了西藏所有的野生动物和森林。这对西藏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必须要保护剩下来的一点，并且尝试恢复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环境。
中国把西藏当成制造核子武器的地方。它也可能已经在那里贮藏核子废弃物。它不但在那里贮存它自己的核子废料，还贮存其它愿意付钱让北京帮它们清理它们的有毒物质的国家的核子废料。
这种情形所带来的危险是很明显的。中国这种漠视西藏生态的态度威胁着当代和未来的藏族人民。
关于西藏未来的身分地位，以及中国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真正会谈必须要开始进行。
我们希望能够本着坦诚和妥协的精神，以合理而实际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求得符合所有人，西藏人、中国人及其它有关人民长期利益的解决方法。西藏人和中国人是二个不同的种族，各有各的国家、历史、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必须要承认和尊重民族间的差异，但是不能对有利于双方的真正合作造成障碍。我真诚地相信如果有关各方面能够见面，以开放、带有想要找出一种公平而且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的意念，来讨论他们的未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走出死胡同。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表现出理智和智能，并且抱着诚恳和了解的精神来会商。
我感谢各位以及您们众多的同事与同胞们对受压迫民族处境的关注与支持。您们公开表达对我们藏族人民的同情这一事实，已经对生活在西藏的西藏人的生活条件产生了正面影响。我恳切地要求各位对处在历史上黑暗时期的我的国家继续予以支持。谢谢！
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演说
(法国斯特拉斯堡，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国家再也不能独自解决所有的自身问题。如果缺乏世界责任，我们的生存就会危机四伏。这就是为什么我坚信更进一步的了解、更密切的合作，和世界各民族更互相尊重的理由。我们可以从欧洲议会的例子吸取经验。在混乱的战争之后，昔日的死敌仅仅在一代之间就学会和平共存与合作。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在欧洲议会向各位表达我的想法是一件特别荣耀，令人高兴的事。
各位都知道，我的国家─西藏─目前正处在极端艰苦的时期。藏族人民，尤其是生活在中国人统治下的藏族人民，渴望着呈现自由、正义和自决的未来，以便保护他们的民族特征，并且和邻邦和平相处。
千余年来，我们，藏族人民，为着要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高原上的生态平衡，而不断地从事精神和生态环境的潜修。遵循菩萨慈悲和不用暴力的教诲，又有高山峻岭为屏障，我们尽量尊重各种生命，并且摒弃以战争做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想法。
在我们可以追溯至二千余年的历史中，处处显示出我们是独立的，从公元前一二七年立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我们藏族人民，曾经把我们的主权让给外国势力。就和其它的国家一样，西藏也曾经走过几段受到蒙古人、满州人、中国人、英国人、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影响的时期。 这些时期都是很短暂的，藏族人民从来不认为这是主权的丧失。事实上，在某些时期西藏国王还不是一样曾经在中国和其它邻近国家占领大片土地。然而这些并不就表示我们，藏族人民，可以要求取回这些领土。
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侵犯西藏。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就处在它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占领开始，我们已经丧失了一百余万的同胞。数以千计的寺庙被毁灭成废墟。新生的一代没有受到教育，生活不能温饱，也没有自己的民族特征。虽然现在的中国政府曾经推行某些改革，但他们也相对地对西藏高原进行大量的移民。这个政策已经使六百万的藏族人民沦为西藏的少数民族了。以所有藏族人民的名义发表演说的我，很遗憾地对各位说：我们的悲剧还在持续进行着。
我一再劝告我的人民要他们不要采取暴力行为来纾解痛苦。然而我相信就道德标准而言，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使用和平的方式来抗议不正当的行为。不幸的是，在西藏的示威游行却被中国的警察和部队以暴力血腥镇压。我继续要求不要使用暴力，然而如果中国不放弃他们的粗暴手段，藏族人民对未来情势的恶化将不负任何责任。
每一位藏族人民都希望也企求重新建立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上百万的同胞已经为争取独立而牺牲了，我们整个国家都在为这场斗争而骄傲。不久前，又有一些藏族人民再度为着追求这个珍贵的目标而勇敢地牺牲。相反地，中国人对藏族人民的渴望没有任何的响应，并且继续进行高压政策。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为能够为我国家的悲惨情形找到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而深思熟虑。我的内阁和我自己，我们曾经为了这个问题请教了很多的朋友以及有关人士。终于在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的时候，我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上提出了西藏和平的五点计划。这个计划极力主张将西藏转化成为和平地区，一个人类和自然能够和谐共处的地区。此外，它也要求尊重人权和民主思想，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停止中国人向西藏的迁徒。
计划中的第五点要求中国人和西藏人进行真正的会谈。因此，我们提出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做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我想藉今天这个机会和各位提出我们反复思考的成果的大要。
总的来说，包括后藏、康、安多的西藏，将在经过人民同意的法律基础上成为一个民主的自治政体。这个政体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以保有负起西藏外交政策的责任，然而西藏政府在宗教、商业、教育、文化、旅游、科学、运动及其它非政治领域将以外交办事处来推展及维持对外关系。在这个范围内，西藏将会成为国际专业组织的成员。
西藏政府将会在宪法或基本法的基础上成立。基本法将会规定负有保障经济平等、社会正义和保护环境等责任的民主政府的组织结构。这也就是说，西藏政府将有权力决定所有涉及西藏和西藏人民的事件。
由于个人自由是所有社会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发展的胚芽，西藏政府必须要加入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人权宣言」以保障个人自由。又因为宗教是西藏民族特征的很基，而且灵修又是西藏灿烂文化的精华，西藏政府有特殊的义务以维护和发展宗教。
政府将会由经由全民普选出来的行政首长，一个两院制的立法国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所组成。政府所在地将设在拉萨。
西藏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将取决于藏族人民之需求，尤其要考虑到提高所有人民生活水准的要求。
西藏政府将颁定严格的法令以保护野生动植物。天然资源的开采将受到严格的管制。核子及其它武器的制造、试验和贮存应该全面禁止。核子能源及其它会产生污染和危险的技术 的利用应该禁止。西藏政府将负有把这个国家建设成我们星球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的责任。
将来将会召开一个区域性的和平会议来确定西藏为非军事区，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避风港。在此类会议召开之前，以及在西藏非军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国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数的军事设施。当然这些只能是具有防卫性的军事设施。
为了培养有利于会带来成果的会谈所需要的互信气氛，中国政府必须要停止在西藏侵犯人权，并且放弃对西藏的移民政策。
以上就是我们思考的主体。我知道很多藏族人民会因为我的提议不够急进而失望。毫无疑问地，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在我们自己的团体之间，不论是流亡在外，或是生活在西藏本土的藏族人民，都会有一场大的争辩。然而这却是构成所有变化程序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因子。我深深地认为，这些想法是重新赋予西藏民族特征，是重修藏族人民基本权益同时又能和中国利益妥协的最实际可行的方法，然而我要强调，不论和中国的谈判结果将会如何，最后的决定权应该是属于藏族人民，由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的命运。因此，所有的建议将都会包含有一个详细的程序计画，以便经由全民表决的方式而获知什么是藏族人民的意愿。
我要藉这个机会宣布我并不希望在西藏政府中担任职位。然而我会继续为着藏族人民的福祉而奋斗不辍。我们随时可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以我们的想法为基本结构的建议。西藏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已经准备好要和中国人商讨这类型提议的细节，以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
愈来愈多的政府和包括美国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先生在内的政治领袖，对我们的情形所给予关注鼓舞了我们。中国近年来作风比较重实用，自由的新领导班底所带来的改变也激励了我们，我们恳切地希望中国政府和他们的领导同志能够严肃、认真地考虑我刚才提出来的想法。唯有对谈和以清晰与坦诚来对待西藏事实的态度，才有可能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能够本着人类更广泛的利益的精神来共同商讨。如此，我们的建议将会以和解为基本精神，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因而相呼应。
我的国家的独特史实以及它精深的精神遗产，显示着它可以完美地成为亚洲中枢的和平保护区。它在历史上中立国家的地位是可以重建的，并且可以由此而加强整个亚洲的稳定性。如此就更能强化亚洲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从此，西藏将不再会是个被占领，被武力镇压，没有生产能力，生活在痛苦深渊里的国家。它将成为人类和自然和谐生存的自由避难所，一个足以解决各地区冲突的紧张局势的模式。
中国的领导人必须要了解，在今天这个时代，以殖民的方式来统治占领区已经是行不通的了。真正的团结或联盟必须是也只能是自发自愿的。这种意愿只有在有关的各方面都得到满意的利益下才有可能产生。欧洲共同体本来说是个绝佳的例子。此外，如果缺乏信心或利益，或是武力被用来当成的政府统治的主要手段时，一个国家或共同体也可能会分裂成一个或许多个政体。
我想以呼吁高贵的欧洲议会议员及其选民们支持我们的努力来结论。在以我们所提出来的方案下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仅是藏族人民和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它也可以强化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深深地感激各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和各位分享我的想法。
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发表重要讲话
2001年10月24日
应欧盟议会之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十月二十四日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访问，并对欧洲议会发表公开演讲。 这是达赖喇嘛继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一次在欧洲议会发表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讲话之后，再一次应邀发表的重要演讲。 讲话全文如下：
尊敬的议长及诸位议员、兄弟姊妹们︰
今天能够在这里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欧洲联盟是世界各国家和人民相互联合与和平共处的典范。特别是对于无数像我一样认为各国之间应秉持相互理解、合作与尊重者是巨大的鼓舞。您们邀请我到这里来，表明了您们对西藏人民的困难所持的同情、关注和重视，对此我表示感谢。
我是一个对西藏古老的宗教文化具有修持经验的普通比丘，并不是一个精通政治的人，因此我将要谈到的是我的一生中对佛法之研习修持、通过和平非暴力的途径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经验以及我的思维脉络等。
在处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微妙时期的今天，必须承认我们人类是一致的，过去我们虽然可以孤立地看待各自的社会，但从近期美国发生的悲剧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发生的变化终将会影响到其它各个社会，因此当今的世界已不同于以往，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明显的，关注他人的利益即关系到自身的利益。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为整个人类谋取利益的观念和习惯，则都将难免被动与危险。
我坚信利益人类的观念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和家庭或各自的国家，而是要为整个人类的利益而做出努力。利益人类的观念和思想是实现个人安乐、世界和平、保护环境以及平衡利用自然资源的最坚实的基础。
这个世界所以有纷乱和困难，乃是因为我们缺乏大家都属于人类之大家庭的人道观念，我们虽然有着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语言和观念等背景，但我们也不该忽视我们所具有向往安乐与幸福的共同意愿。
我们都希求幸福而不愿痛苦，我们也为此尽力奋斗。我们虽然在理论上赞美这个世界需要多元的民族、文化和观点，但由于并未真正实践，因此导致了人类社会内部的纷争。
在人类发展史中，最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流血冲突。即使在现代社会，仍在发生因宗教偏执、仇恨而引起的流血冲突、对社会的破坏以及危害社会安宁的事情。
以我个人的经验，消除影响各宗教友好相处之障碍的最佳途径是接触与交流，这是可以通过很多的途径达成的。
六十年代末，我与基督教教士汤姆史的会面使我对了解基督教中令人惊奇的一面获益非浅。还有各个宗教的宗教领袖共同聚会祈祷亦大有裨益，1986年，在意大利就曾有过这样的聚会祈祷。公元2000年联合国的千禧年世界和平宗教大会的召开也是值得称赞的。
为了表明对其他宗教的尊重，我常常前往各宗教的道场和圣地去朝圣，例如前往世界三大宗教之圣地耶路撒冷以及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的道场圣地等。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内，我曾与许多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会面，讨论各宗教间友好相处以及彼此理解的问题，通过接触，发现其它宗教也和我所信仰的宗教一样是致力于人类心灵的发展以及鼓励和劝人行善的。各宗教间虽然有教义和观点的分歧，但都有助于发展人类的善良，由于各大宗教都提倡慈悲、忍耐、谦卑和调伏各自的心识，因此要知道我们需要各种的宗教。
在人类迈向地球村的现代，通过暴力---特别是通过战争来寻求解决纠纷是不可行的。一般而言，战争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虽然以往的战争有胜败，但在现代世界如果发生大战则不会有任何战胜者，因此我们一定要具有建立一个没有核武、没有军事基地之美好未来的理想和勇气。特别是通过9.11恐怖事件，我们要吸取教训，为了产生以和谈、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纠纷的文化而必须具有为世界负责的意识。
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其最佳的途径是运用人类的智能和聪明才智通过和谈寻求解决的途径。为了人类未来的美好，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将通过和谈与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文化宏扬光大。对非暴力思想，各国政府仅仅表示认同是不够的，对此的支持和实践是极为重要的，对非暴力运动要给予实质和具成果的支持和帮助。一些方面认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战争与流血的世纪，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努力使新世纪成为一个和谈、非暴力的世纪。
很多的纠纷是由于我们缺乏勇气和智能所造成，类似轻忽出现纷乱的苗头，当各种不利因素的聚合使人民内部或社会中的相互敌视激化而处于危险境地时却无法制止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因此，我们要关注可能引起纷乱的苗头，在初期就应设法予合理的解决。
我坚信，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矛盾和冲突，只要秉持宽容和寻求和解的原则，通过真正的和谈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我对西藏面临的困难也一直寻求以和平非暴力以及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途径。
当初中国政府刚侵入西藏时，我即努力寻求与中国官员们的合理共处，当中国政府将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强加给我们时，我仍竭力维持与中国官员们的合作。中国政府在协议中承认西藏的特殊性，承诺给予西藏自治的权利以及不强制改变西藏社会等，然而中国政府却践踏十七条协议，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西藏人，完全蔑视西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以及民族习惯等，因而迫使西藏人起来反抗，最后，为了能够继续为西藏人民效劳，我不得不于1959年流亡国外。
从我流亡以来至今四十余年间，西藏的一切权利由中国政府掌握，他们给西藏带来的破坏和苦难已是众所周知，因此我不再赘述。前世班禅喇嘛给中国政府的七万言书是纪录中国政府在西藏推行残暴政策的一个历史文献。
西藏目前仍然是一个处在中国政府暴力统治下遭受压制与苦难的国家；虽然西藏的建设使经济状况稍有改善，但西藏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状况依然继续存在；整个西藏面临的人权遭到严重践踏的情况，绝大部份是由于民族歧视(区别对待)和文化歧视政策所造成的；人权遭到践踏仅仅是这一问题的表面症状，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政府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视为西藏分裂的根源。因此整个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都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我将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引导到非暴力路线，以和解宽容的思想，尽力寻求与中国领导人通过和谈合理解决中藏间存在之问题的途径。为了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我于1988年在此议会殿堂提出了正式的和谈建议，希望能成为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基础，并特意选择欧洲议会的讲坛提出建议。为什么呢？因为欧盟所展现的是如果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即使以前彼此独立的国家或社会也会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联盟。而另一个方面也表明如果彼此没有信任和共同的利益，仅仅依靠武力统治，则即使以前是统一的国家或社会也会走向分裂。
当时我提出的和谈建议，后来称为「中道」或斯特拉斯堡建议。在建议中我提出西藏不寻求从中国分裂，而是寻求名符其实的自治。五十年前中国政府强加给我们的十七条中的那些纸面上的自治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求对西藏宗教、文化、教育、经济、保护环境等事务要由西藏人自己来决定、或者说名符其实的自治权利。其它的外交与国防等则可以继续由中国政府负责。如果中国政府实施这些建议，则不仅有助于在国际上提高中国的地位，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政府特别重视的稳定和统一等问题；而我们藏人也将获得继承自己文明以及保护西藏环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自从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后，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好坏起伏不定，今天我不得不在此非常遗憾地说明，中国政府并没有重视西藏问题，也没有寻求解决的政治意愿，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至今没有任何进展。虽然多年来我不断向中国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积极进行联系，但中国方面却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响应。
2000年9月我方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联系，表明希望派遣代表向中国领导人提交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叙述了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观点，代表们还将对信中的内容作出解释，如此面对面的接触会谈，将有助于消除误解和疑虑，而且我相信由此则不难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然而，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同意我派出代表。
与我们先后派出六个代表团的八十年代不同，目前的中国政府很明显地表现出非常强硬的态度。不管中国政府怎样解释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他们拒绝与我的代表对话。
由于对我提出的「中道」观点中国政府没有给予积极的响应，因此西藏人当中对中国政府是否真的有诚意与藏人和平相处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质疑，开始批评我的「中道」观点并转而支持为争取西藏完全独立而奋斗的观点，一些藏人提出在西藏进行全民公决，他们认为既然西藏真如中国政府宣称的那样没有问题，西藏人民很幸福，则中国政府对于在西藏进行全民公投应该没有任何的疑虑。而我以前也明确表明西藏的未来只能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决定。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0年12月7日在印度议会公开指出﹕「西藏最终的未来只能由西藏人民自己决定，其它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我始终坚决反对在西藏的自由斗争中采取暴力的方式；但是我们有寻求各种政治解决途径的权利；我坚信自由、民主的原则，我呼吁和带动流亡藏人走向民主之路；目前，全世界的流亡社会当中，拥有完整的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等民主的三权分离架构者大约只有西藏流亡社会；今年我们在民主之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由人民直选产生了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流亡社会中的一切事务都由人民直选产生的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负责。但是，在西藏问题未获得解决之前，我将继续负责与中国政府的交涉以及在国际社会扮演西藏人民自由的代言人之角色，我将此视为我应尽的道义责任。
多年来，由于中国政府对我的建议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响应，使我除了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而外变得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目前，要使中国政府改变现有的西藏政策，除了国际社会连续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而外没有其它的途径。对此中国政府虽然会做出反弹，但却有益于最终形成一个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良好环境。因此，我认为国际上的关注和大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本人坚持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秉持公正、清醒的立场并开始进行谈判，则不仅可以找到对双方有益的解决方法，而且也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和统一；我们西藏人也将因此获得自由、和平与尊严。
尊敬的议会议长、各位议员和兄弟姐妹们︰我将自己定位为处于压制下的西藏人民之代言人，因此代表他们说话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在说话时，并没有对那些给我的人民带来极大痛苦以及对我们的故乡和家园、寺庙、文化等进行严重破坏的人们抱着仇恨之心。因为他们也和所有追求离苦得乐的人们是一样的，所以对他们只有慈悲与同情之心。
我在这发表演讲的目的是向你们介绍西藏的恶劣情势和西藏人民的意愿。我们追求西藏自由斗争的武器只有真理、正义，目前西藏独特深奥文化和民族特性已面临灭亡，为了让西藏文化与西藏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请求您们能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西藏的镇压在加强，生态环境也继续遭到破坏，特别是面对有计划地消灭西藏民族特性和文化的行为，目前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不管中国如何的强大也仍然是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如今的国际趋势是宽容、自由、民主与尊重人权，因此中国除了迟早汇入这股趋势而外，绝无法自外于正义、公平、自由的原则。鉴于西藏的困境与中国有关，因此解决西藏问题的基础和理由是存在的。
欧洲议会始终秉持人道理念不断与中国政府的接触，这有助于加快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于欧盟议会始终关注和支持西藏的非暴力斗争我深表感谢，你们的支持是西藏内外的人民增强信心的重要来源；欧盟议会有关西藏问题的各项决议，对欧洲和世界了解西藏的苦难景况和西藏问题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欧盟议会通过的在欧盟组织中任命西藏联络特使的决议使我非常感动，我相信，如果这一决议案得到实施，则不仅有益于在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方面表现欧盟坚定、实质性与智能的支持，而且也将使西藏人民保护本民族特性和其它合法意愿的行为得到支持，同时也向中国政府明确地传达了欧盟组织重视寻求合理解决西藏问题途径的信息。
你们对西藏问题继续表现出的关注和支持的态度，将会对未来产生积极的作用，即有助于对通过具实质意义的和谈来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在目前面临历史转折时期之关键时刻，我们呼吁继续给予我们支持。
谢谢给予我发表演讲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