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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

一寸河山一寸血

(一)前言:
对历史我本不能说熟悉,尤以元代以来的历史更如此,抗战史亦然,然而近期对抗战史也有番恶补,但与熟知其历史的朋友相比,自是浅薄。文中若有误,望勿笑话,只烦请指示并告知,亦作为我学习之机会。

《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云: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他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地位。

确实,战端开启之初,中国是孤立无援的,并且西方列强的绥靖政策也成日本的帮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算得到盟国帮助。所以,在抗战史上,中国的意志是顽强的、精神是不屈的、民族是团结的,正是这点,才使中国赢得最后的胜利、才使中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才使积弱的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所以,只要为抗战作出贡献的先辈,都应得到我们后人的崇敬!!!

(二)战前中日之概要:
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中国却安然无恙,这得感谢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接收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中国,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也为及早还清满清政府遗留下的庚子赔款,在货币上实行金本位制。由于中国本身黄金奇缺,又不是产银国,危机爆发后,毅然放弃了金本位制,实行金元券。这个措施使中国安然渡过难关,并借列强经济危机无暇东顾之机,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外贸量在1929年~1930年保持了稳定,更在1930年~1931年增长20%以上,更加欣喜的是,减少了长期的贸易逆差。这时的中国,被称为黄金十年,也使得中国开始对外国资本具有了强劲的吸引力。

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这个岛国逐步强大,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的狼子野心愈发膨胀。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日本的本国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秩序不断动荡,军人、平民对民选政府的不满愈来愈高涨。在日本政届、军届、商届,都将中国东北看作拯救本国经济的生命线。1930年滨口幸雄首相遇刺后,日本国内一丝尚存的民主政治开始全面瓦解,以日本裕仁天皇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走上了政治舞台。由此,以“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田中奏折》为纲领的全面侵华计划,开始阴谋实施。

(三)九 · 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晚约10时20分,关东军在沈阳车站北约8公里,柳条湖处埋下炸药,炸毁了二至三英里铁轨。仅40分钟,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发布了向驻守在该地区的东北将士进攻的命令。该行动报告得到了驻旅顺的日军陆军司令本庄繁的批准。本庄繁在9月19日发给关东军的电报中如是说: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的时机已成熟。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3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18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10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由于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仅以1万人进攻14万人的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整个东三省。从此,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达14年之久。

至于不抵抗政策,传统说法是蒋介石给少帅张学良下的命令。现在也有说法是张学良违命的自行决定。至今尚无定论。至于第二种说法的原由是,蒋若不抵抗,何又派马占山组织联军北上抗日?又似乎从现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有印证,蒋在学曹操,为了抗日集聚民心总要有靶子,而这个靶子只能由他充当。真实情况得由史家考证。

九 · 一八事变后,对西方列强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如继续将日本作为列强之一对待,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侵略行径,但一战后签订的《华盛顿条约》将被破坏,好不容易建立的国际秩序也将完全丧失。对日本施加压力,有可能产生的情况是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作意向,进一步加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这样非但对东亚局势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使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进一步受损。

中国作为国联成员之一,在九 · 一八事变后,向国联提出了申述,强烈要求国际社会谴责日本、并要求日本撤军。国联为平衡上述这种状况产生,迟至同年11月,才迫于形势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在李顿一行的调查过程中,日本却在我东北大地上肆无忌惮进行一系列单边活动,1932年2月,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3月1日,策动末代皇帝溥仪上台,建立伪“满洲国”。

1932年10月2日,《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指出日本明显地是侵略者,它否定日本的行为是为了自卫,并指出满洲国之成立乃日本侵略中国之举动;但又认为由于日本与满洲有经济联系,故此承认日本对满洲的关切是“无可厚非”。然而,它认为中国人民只是在已经沦陷的满洲煽动反日情绪,又反对与日本和议,无助解决问题。故此,满洲应该获得自治,但仍为中国控制。显然,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所谓调查结果,是偏向日本的。报告书于1933年2月24日在国联投票通过,但日本显然不满足到手的既得利益,以松冈洋右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在国联通过李顿的调查报告当天,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从此,日本退出国联, 3000万东北同胞陷入了浩劫和灾难的深渊!!!


(四)一 · 二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第一行5人,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三支实业社的工人义勇军寻衅,导致双方发生冲突。日本驻军乘机焚烧三支实业社、杀害前来维护秩序的中国警察、捣毁中国人的商店,肆意把事态进一步扩大。

在一连串暴行后,日本驻上海领事反于21日向我上海市政府提出,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等无理要求,日本政府借口保护侨民,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来沪。一时间,上海上空的战争阴云密布。面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上海市政府无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但蓄谋已久的日军却按早已预定的计划,于28日深夜悍然对我上海驻军发起进攻,我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带领下奋起抵抗,这就是一 · 二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上海爱国志士及青年学生全力以赴支援国民革命军的抗战,更有大学生组织义勇军,挖战壕、救伤兵、搞宣传、集募捐,与十九路抗日官兵并肩作战。这一战激起了全国民众同仇敌忾的气焰,各地的义勇军络绎不绝前来助战,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游xing请愿,声援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的英勇抗战。

中国军民在劣势的装备下抗击优势装备的日军,宁死不屈,鏖战月余,表现了我中华儿女抗战的决心和顽强的斗志!然而,最终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国民政府采取了妥协政策,于3月3日双方宣布停战,24日进行所谓的谈判,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日军可以留驻上海;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设防;中国政府取缔抗日活动;十九路军换防等等。

事变后,日本继续大造舆论,声称热河为满洲国界、长城为满洲国界等,为下次扩大战火做准备。1933年元旦,炮击临榆,揭开了我军长城抗战的序幕,3月3日临榆失陷。4日,日军占承德,在向喜峰口等地进犯时,我军赵登禹、宋哲远、徐庭瑶、商震、傅作义等部给予来犯日军沉重的打击,显示了我军抗御外侮的高昂士气。

但是,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绥东、察北、冀北、冀东各地成了非武装区,从此华北门户洞开,中国丧失了河北全部及察哈尔大部,极大地加强了日本在华北的势力。

(五)七 · 七事变:
1936年起,日军开始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今北京)。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7月7日夜,驻扎在卢沟桥的日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河边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中队长清木节郎的带领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晚11时左右,诡称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并借口有一名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为防事态扩大,我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与日方反复交涉,约定双方各派员进行调查。正当交涉过程当中,日军又反诬遭到中国军队的突然射击,于是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中国驻守南苑的29军将士阵亡5000多人,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何梅协定》签订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已撤出了华北地区,此时华北的地方权力真空却由宋哲远的29军填补。29军是西北军,总人数约10万,是一支足以与日军相抗衡的部队。29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早在1933年九 · 一八事变后不久,就与日军交锋过,长城抗战时,29军人手一把镔铁大刀,在宋哲元将军的带领下,坚守长城喜峰口防线,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使日军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惨败。

七 · 七事变,标志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觉醒,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开始。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电令29军的宋哲远和日本谈判,一方面加紧作军事部署,密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率部向石家庄、保定集中,计划组织保定会战,准备设立石家庄行营,徐永昌任主任,就近指挥。同时电令何应钦火速自四川返回南京,主持战事。

面对日本妄图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扩大冀东伪组织、驱逐第二十九军,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提到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七 · 七事变前夕,因西安事变原故,国共双方已开始第二次合作问题在进行谈判。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正式成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8月中旬,国民政府发布了战争动员令;八年艰苦抗战,拉开帷幕,日军妄想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企图短期内击溃中国军队,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而中国军队的殊死抵抗,使得日本的图谋彻底破产。从此以后,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担负了正面防御任务,打了多次大会战!!!

(六)淞沪战役:
淞沪,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吴淞江汇合处,属于长江门户。由于所1932年一 · 二八事变后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两个团担任守备,兵力薄弱。然而,日本却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驻有重兵,并专设有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驻沪兵力有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

七 · 七事变后,日军为彻底侵占全中国,开始积极策划侵占上海。8月9日,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斋藤要藏驱车闯入虹桥军用机场挑衅,被中国士兵击毙。驻沪日军借机无理要求中国撤出上海保安部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被拒后,立即动员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及舰艇登陆人员和 “日侨义勇团”共万余人紧急备战。

    面对日军的蓄意挑衅,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87、第88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中国空军也开始向上海方向集结。13日,日海军陆战队再次开枪挑衅,并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第88师击退。

    张治中将军所率的第9集团军(原87、88师改编而成),从14日拂晓开始发起反击,中国年青的空军第一次协同地面部队作战。8月14日,中国东海刚经过一场台风,由于天气恶劣,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而在不久前,国民政府却下了道截然相反的命令: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是,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日军机场、游弋东海上的日本军舰。

早晨7点,空军35队的5架轰炸机,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穿越了日军的高射炮火网,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将士勇敢地成为淞沪战设的揭幕者。当天,空军轰炸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第3舰队,炸伤旗舰“出云”号。在与日本空军的首次空战中,曾有一篇外电报道如是说: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可推测中日首次空战,我方击落敌机20架左右。15、16日,中日空军再次激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40余架。17日,中国海军鱼雷快艇在上海外滩再次击伤“出云”号。

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从15日起,多次向日军发起反攻,收复了不少失地。19日,陈诚赴上海前线视察,20日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作战的建议。陈诚对蒋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以牵制之。当日,大本营宣布陈诚为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队伍赴沪参战。19日,从西安千里迢迢赶来参战的宋希濂部投入了战斗, 21日攻入汇山码头,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22日,日上海派遣军先头部队开始在杨树浦附近登陆。第9集团军侧翼受到威胁,反击作战遂告中止。在这次战役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第88师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第1营官兵继续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被称为八百壮士。
 
    战役刚打响时,日本狂妄地宣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但是在淞沪战役中,面对顽强的中国战士,久攻不下上海,不得不不断地增兵。10月初,日本决定将侵华战争主攻方向从华北转向上海方面,于20日组建第10集团军支援在沪部队。面对上海久攻不下的局面,11月5日,日军第6、第18、第114师团及第5师团第9旅团,突然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卫间登陆,对我上海的英雄守军实施迂回包围。由于原驻杭州湾守军,大多调至了上海战场,对日军的进攻猝不及防。日军占领沿海地段后,迅即向上海挺进,企图对上海守军达成合围。战局急转直下,8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失守,战役结束。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虽注重正面防御,顽强作战、英勇抵抗,但忽视了侧翼安全。日军装备虽然精良,可是在正面强攻时,屡遭挫败,最终从侧翼登陆,迂回成功。日军参战达9个师团22万余人,伤亡9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6个集团军约70个师共70余万人,伤亡25万余人。淞沪一战,彻底打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为中国沿海工业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激发了中国军民的抗战热忱。

(七):南京,南京!
淞沪会战失利后,距上海约300公里的首都——南京,就成了日军的进攻重点。在日军看来,占领了中国的心脏,就会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南京保卫战,迅即展开。其实,不论是以当时,还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南京战役都是一场错误,因为淞沪战役后,中国军队伤亡过重,而且军心已经涣散,所以弃守南京才是上䇿。然而在蒋介石眼里,首都如果不进行保卫,国际影响的损失将是巨大的。

据说杨天佑发现新的史料,当时苏联曾答应出兵中国作战,故蒋介石定要在南京死守,为苏联出兵争取时间。当时,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相当讽剌的是,第一:日本大本营并没有进攻南京的计划,淞沪战役后,日军也是伤亡惨重的,会战结束后,要求部队凯旋回国,作一番休整。而日军的一惯作风却是“下克上”,下级军官经常违抗命令擅自作战,九 · 一八事变、七 · 七事变莫不如此。所以,在11月15日,日军第十军召开了柳川司令临席的军团扩大会议上,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提出了第十军单独进攻和占领南京的疯狂计划,并拒绝多田骏中将停止进军的命令擅自行动。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为了争功,急电要求大本营同意进攻南京,并也率部前行。

第二:南京方面本没有死守的计划,但唐生智将军的具体实施中,却焚毁了撤退用的渡江船只,江北岸有胡宗南部队督战,一场保卫战娈成了死守战。但是,若果是背水一战,那么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下,南京或有可能坚守成功。遗憾的是军官们都暗自藏着小气轮,在南京尚坚守未被攻破时,丢下部队私自逃命,如此,部队没了指挥者,自然涣散了。

南京保卫战12月5日外围战开始打响,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根本没有恶化,或许为了保存将来作战的实力, 11日蒋介石要求顾祝同下令撤退,但唐生智并没有撤退,蒋只好亲自下令。唐生智怕日后担负不抵抗的骂名,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还要求军师长们在下令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把大伙捆帮在了一起。据传,当时桂永清反对撤退,说他的左翼防区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同时还有预备队没有用!于是,在南京城还在我军坚守状态下,下了撤退的命令,而军官们又急急先走,命令没有有效地下达到部队,造成得悉命令的部队一起涌向下关,而挹江门守军却不知命令,不让撤军通过,于是发生枪战。通过了挹江门渡江的部队又遭北岸胡宗南部的射杀,原因是撤退的命令没有下达到江北岸。就这样,南京十万守军土崩瓦解。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日军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远东国际法庭认为在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被屠杀人数30万以上,其中战俘约5万人;被强奸妇女在2万以上!!!关于南京大屠杀,《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是4.5万人,其实个人认为这仅是有据可查的保守数据。

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和耻辱。2006年,美国人乔瑟夫先生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南京梦魇》,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一段发生在中国的、不堪回首的往事。遗憾的是,然而该片引用的许多史料失实,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控诉日本,要用事实说话,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注:关于《南京梦魇》引用的史料失实问题,早在网上被提出,更可靠的消息,可访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站。
http://www.nj1937.org/showZXXX.asp?id=1520

 


(八)徐州会战: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近卫文麿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声明说,“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希望能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早已下了抗战决心,而国民革命军远未被彻底打垮。面对此种情形,骑虎难下的日军只有集中兵力打击国民党军队,寄希望能打垮国民政府,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同时,日本在南京扶植了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相对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早已实现了机械化作战,因此,铁路对日军尤为重要,因为占领和控制铁路线,便可以充分保障日军的人员、物资的快速运输、调动。故而,日军的视线瞄上了津浦铁路(天津——浦口)。

为了打通津浦铁路线,把华北、华南战场连成一片,日本大本营命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率8个师又3个旅、2个支队约24万人,向华东战略要地徐州挺进。此时占领南京的日军第13师也已北渡长江,进入安徽地界,侵略华北的日军第2集团军也从山东青城、济阳间南渡黄河,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日军此战的目的是,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夺武汉。

为确保徐州的安全,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率领64个师又3个旅约60万士兵,把主力集中在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部分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这一战对中国军队来说,不是固守,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将工业物资等向武汉转移。因为通过华北、淞沪、南京作战的教训,国民党开始认识到,与强敌作战不可用单纯的固守阵地、据点等方式,进行死拼的攻坚战略,所以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可见,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才真正开始实施持久消耗战略。

徐州会战中最著名的是台儿庄大捷。

1938年3月16日,日军先遣部队第十师团组编濑谷支队,在台儿庄北面的腾县发动进攻,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中国军队在进行一番殊死战斗后,腾县失守,日军濑谷支队在没有其他部队接应的情况下,贪功深入。为保卫徐州不失守,必须确保台儿庄阵地不丢失。所以,李宗仁将军重新做了战略部署,力争全歼孤军深入的来犯之敌。为确保战略成功,CCP方面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新四军在淮河流域不间断地骚挠、出击津浦路南段日军,使该部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

3月24日,濑谷支队在空军轰炸的配合下,对台儿庄发起进攻,一度突入东北角,被我守军击退。在日军坦克、重炮的攻击下,我守军伤亡惨重,阵地被突破,28日,我守军对突入台儿庄阵地的日军展开围歼。30日,为切断敌人的增援部队,我军一部对峄县展开佯攻,破坏铁路、公路,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络。31日,阻击了驰援台儿庄的坂本支队,予敌重创,使其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30日——6日之间,日军濑谷旅团长亲率支队后续力量增援台儿庄,全力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同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不避牺牲,浴血猛攻。4月3日,中国军队终于冲入台儿庄,与敌展开街垒战。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战至7日凌晨,除一小部日军突围逃脱性命,余敌全部被歼。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首次胜利,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本来,我军并没打算死守徐州,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刺激了蒋介石的求胜欲望,于是否定了李宗仁与日军打运动消耗战的策略,增调部队,大打阵地消耗战,至使第5战区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这时,冷静下来的蒋介石才意识地日军的目的要围歼国民党最精锐的50个师,若这支部队被围歼,将来谈何抗日?于是下令撤军。

我五六十万大军,在李宗仁将军的部署下,突破敌人的封锁,撤退过程中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后来郭汝瑰将军在回忆录中总结道: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

然而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9日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虽然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但黄泛区内据当时中央社报道:滔滔大水,由中牟、白沙间向东南泛滥,水势所至。庐舍荡然,罹难民众,不知凡几。洪水所致,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魄荡魂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亦九死一生。艰辛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花园口下的中牟首当其冲,全县三分之二陆沉。

(九)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后,由于国民党军扒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造成千里黄泛区,阻止了日军快速向武汉推进的计划,使日军向武汉挺进延迟了三个月,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在武汉进行战略部署及政府、工业、物资等向内陆重镇——重庆的转移。

1938年7、8月间,沿长江一线的日军开始蠢蠢欲动,不断对我守军进行侦察,由于双方在该线都有重兵把守,故除一些小规模对抗外,日军尚不敢大举进犯。然则在大别山一带的争夺战却是异常激烈。8月28日,敌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支援下,对大别山的门户六安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付出惨重伤亡,强攻不下的情况下,日军抓住我守军防线过长的弱点,派一部分兵力绕道于后,翻过城墙,和我守军展开了贴身肉博战。而在六安正面方向,敌人援兵不断增多,我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在这关键时刻,白崇禧将军果断下令后撤,六安遂被日军攻占。几乎同时,我霍山阵地失守。

9月2日,富金山、沙窝战斗爆发。富金山阵地由宋希濂部防守,据宋希濂将军后来回忆:富金山有如扇形,靠叶家集很近,在公路南翼,居高临下,可控制公路,是一处良好的作战要地。这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地方,大战开始后,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然而我军由于装备太差,尤其是没有火炮支援,在坚持四天后终被攻陷。

在大战期间,毛·Z·D对国民党军队的表现高度赞扬,于9月29日让周en来给蒋介石带去了亲笔信: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的抗战,愈挫愈勇,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而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在武汉会战期间,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与中国空军协同作战,取得了突出的战绩。有不少战士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中华大地。郭沫若曾在《洪波曲》中写道: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成绩。就我亲眼看见的一次说吧:4月29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鲛。据统计,在长江里炸沉了敌舰12艘,炸毁了16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

会战开始以来,虽然日军推进速度缓慢,但由于中国守军一直作战不利,日军也渐渐自满起来,冒进心理日益膨胀。而中国方面因前几次会战的经验教训得到了总结,已将原来依托阵地消极防御的基本作战思想,调整为突出强调持久作战和消灭敌有生力量。所以,虽然中国守军全局上处于被动,但也取得局部战果,先后击伤101师团的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击毙101联队的联队长饭塚国五郎、103联队的联队长谷川幸造大佐。所以,双方对战局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带来了“万家岭大捷”。

10月2日,日军106师团出其不意地抵达万家岭一带,而我方的薛岳将军早在此地埋下伏兵。日军突遭我军伏击后,迅速调来飞机轰炸,对此战日军也是志在必得,各路中国军队迅速靠拢过来,包围圈越收越紧。预感到不妙的日军只得调转行进方向,向援军队伍靠拢,而匆匆赶来增援的日军遭到我军的顽强阻击。6日下午,薛岳将军下达了合围总攻的命令,战至10月9日,日军有生作战力量已遭遇重创。此战中,时任团长的张灵甫更是带伤坚持指挥,牢牢地守住了日军的突围方向,立有大功。至10日,106师团主力大部已被歼,遗憾的是,日军师团长松浦淳六郎逃脱了。这一仗,史称“万家岭大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守广州的余汉谋部却是军心涣散、戒备松驰,日军几未遇抵抗,就于大亚湾登陆。国民政府急调部队驰援,但未等援军到达,余汉谋即已奉命撤离,广州沦陷。至此,粤汉铁路线中断,加之武汉外围已经失守,武汉三镇即告急,无可耐何下,国民无政府于10月24日下令弃守武汉。

不得不提的是,在武汉会战中,丧心病狂的日军使用了细菌武器, 1938年8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所属第2联队和第3大队借助风势和有利地形,在赤湖东北城子镇朱庄附近悍然向一直顽强坚守阵地的当面中国军队隶属第九战区第三集团军的第81师发射了大量毒剂筒。根据战后日军报告的记录,阵地中"中毒严重不能行动者"并遭剌死的高达300多,而根据负责该战区作战的陈诚所致蒋介石电报中所汇报的那样,"今晨敌使用窒息性毒气向我大屋、何城子镇进犯,我八十一师守兵两营中毒,口鼻出血,除三人逃出外,余均壮烈牺牲。"与九战区并肩作战的第五战区也遭受到多次毒气袭击。在此次会战的其他战场上,日军也先后不同层度地使用了细菌武器。

武汉会战,虽然我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后以弃守告终,但给予了敌军沉重打击,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据日军战报承认伤亡共3万余人,中国方面宣称日军伤亡在20万人以上,实际日军伤亡应当不少于10万,同时迟滞了日军行动,迫使日军在近期内无力进行大规模地作战。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十)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的指挥者是著名的国民党抗日名将——薛岳将军。他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后在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4军任师长。1935年任贵阳绥靖主任,曾代理贵州省主席。抗战开始之初,率部参加了“八 · 一三”上海抗战。抗战爆发后,于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对日作战。薛岳将军在抗战中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万家岭大捷"使他名扬天下。新四军军长叶挺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湖南正处日军南北夹击之中, 长沙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成了中国西南门户上的屏障。因此,中、日双方都特别重视长沙,日军从1939年9月到1944年6月,先后四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举世瞩目的“长沙会战”。
 
1939年8月,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集了4个步兵师、2个支队以及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共10万余人,企图消灭守卫长沙的第9战区主力,实施以打诱降的计划,达到挫败我军的抗日意志,使国民政府屈服,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3个军、35个师,共22万余人迎战。

由于长沙地区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不利防御作战。为此,第九战区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了以前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打法,转为以运动消耗战为主、阵地战为辅的战术。同时,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迟缓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的行动。

9月14日,战斗打响。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在会战中,我军官兵表现出了空前的斗志,采取逐次抗击、侧面打击,诱敌深入的战术,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我军的顽强打击下,加之日军孤军深入,后勤保障不继,10月1日,日军被迫撤退。10月15日后,双方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余优势兵力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打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第九战区在此次会战中,战术运用得当,赢得了会战大捷,为以后的会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41年9—10月间,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因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所以迫切希望能赢得此次会战胜利,故将作战目的定为消灭第9战区主力。日第11集团军及海军一部共11.5万人,分两路向长沙发动进攻。

我军第九战区调集约30万人迎战。9月18日,由于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被日军截获并破译,致使我军陷入极大被动,激战中虽消灭不少日军,但自身伤亡也很大,被迫退却。月底,日军攻入长沙外围。但是,由于日军连续作战,运输困难,后勤保障难继。同时,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于是,决定10月1日从长沙撤军。我军利用这千难逢的机会随即展开追击作战。追击中,主动向宜昌日本守军发起攻击,这是我军在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进攻,歼敌7000多人。至10月5日,中、日双方恢复战前阵地。
 
这次会战,我军指挥出现失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从战略上说,我军取得了胜利。因日军并没有达到击溃第9战区主力的战略目的,且付出了伤亡16200余人的代价。
 
战后,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评述说:日军此次在长沙的败仗,是日本作战以来最无效的一次策动;日方事后所发表的谈话,较之过去尤为滑稽与矛盾。日军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日军自称军力雄厚,但无论向何方推进,均被华军截断联络,时时都有弹尽粮绝的危险,因此不能不早日从长沙撤退了。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与英美开战后,进攻香港。为阻止我军援助英国保卫香港,日军决定再次对长沙发起进攻。于是,日军调集陆军及航空兵共12万余人,再次向我第九战区守军扑来。第九战区守军调集30余万人迎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我军一改被动局面,在前两次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我军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损耗日军人员和迟滞日军行动,待敌深入预定决战地区,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外围部队与阵地守军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合围。在我军不断压缩包围圈的同时,切断日军弹药补给。日军屡攻长沙不下,补给又只能空投的情况下,只得开始退兵。我军合围部队穷追不舍,立即转为阻击、截击、追击作战,扩大战果。至1942年1月15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此战,我军始终掌握着主动权,获得长沙三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6000余人,俘虏139人,而我军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首次以敌军伤亡半数之代价取得胜利。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

1944年5月27日,日军调集36万余人再次进攻长沙和衡阳,长衡会战开始。此战,由于我军兵力少于日军,又采取分兵防守战术,导致兵力分散。日军重点攻击我岳麓山防线,拿下我岳麓山下的炮兵阵地后,在岳麓山上架重炮轰击长沙城。致使我军伤亡惨重,被迫撤离。1944年6月17日,长沙沦陷。长衡会战分二阶段,第一阶段又称第四次长沙会战,第二阶段史称衡阳保卫战。

长沙会战,是中日双方在八年抗战中出动兵力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长沙会战三次大捷,不仅鼓舞了全国的抗战士气,而且是震惊世界的胜利。长沙会战的胜利,为保卫湖南、保卫和建设西南大后方,赢得了宝贵时间,对稳定全国的战局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1939年8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至1944年8月8日长衡会战结束,保卫我国大后方的战斗历时5年之久。

(十一)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对通过广播对全国发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根据规定,该法庭有权审理及处罚那些犯有危害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远东战争罪犯。2月18日,麦克阿瑟正式任命澳大利亚法官韦勃爵士为首席法官,以及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印度10国的10名法官;同时任命了首席检察官和其他30名检察官。中国法官和检察官分别由梅汝趝和向哲浚出任。

东京审判时,一开始就关于被告犯罪日期的起始日认定问题产生争议,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之日,作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所以,这也是今天有多数学者认为抗战时间共18年,而非8年的依据。

在接下来的审判过程中,共起诉了28个被告,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执行。

由于冷战开始,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十二)结论:
八年抗战也好,十八年抗战也罢,这场由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已经结束62年了。梅汝璈法官说过一段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是的,今天有多少人已经淡忘了曾经发生在我中华大地上的苦难历史?

我无意反日,但当我看到日本右翼在否定历史、当我看到日本高官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当我看到我们的英雄们在寂寞中默默离去、当我看到我们的国人在淡忘历史时,总在想,要怎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

借用网友的一段话来结尾: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导致了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制造者能够公开向抗战英烈谢罪。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那些曾经参与破坏抗战英烈坟茔或者遗迹的人们,能够公开向抗战英烈谢罪。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那些曾经不公正对待过抗战将士的人们,能够公开向老兵和他们的亲人谢罪。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那些曾经不人道对待过抗战将士亲人的人们,能够公开向抗战将士和他们的亲人谢罪。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那些曾经写文章颠倒过抗战黑白的学者文人,能够公开向抗战的英雄和烈士们谢罪。
这只是我的梦想。每当我想到,日本“海军之花”山本五十六的灵位和他生前用过的军刀、军服被供奉在靖国神社里、我就希望这是一个能圆的梦。

注:参考资料《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通史》、《保卫大武汉》、《长沙会战》及部分网上资料。
吃不到葡萄可以吃葡萄干,但是一定要说葡萄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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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记录片.可惜网上流传的大多都被改了.九一八爱国网原来有.没改过的.现在又不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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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分析的确国军为抗日牺牲了大部份主力军...以当时国力短期无法补充:( 结果被共军摘了桃子:( :( :(
俺金家媳妇也不是好惹滴....我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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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方的资料么,不错
原来台风君你这么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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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原版纪录片,深为国军的抗战精神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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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者乃为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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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山河一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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