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中山舰事件并非蒋介石一手策划
中山舰事件（亦称三二○ 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发现，“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为了揭开事件的真相，记者电话采访了对此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研究员。
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就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
杨天石认为，要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就必须查清中山舰调动经过。中山舰事件的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根据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的报告，1926年3月18日午后6时半，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叡因为外洋定安火轮被匪徒抢劫，让黄埔军校管理科科长赵锦雯火速派巡舰一只，运卫兵16名前往保护。当时因为黄埔军校无船可开，赵锦雯便电话请驻省办事处派船以应急需。
而驻省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交通股股员王学臣。王学臣事后陈述说，因为电话听不清，搞不清是何人的命令，因为按赵锦雯的命令，限本夜必须调一两艘巡洋舰以备巡查之用。便当即把这件事报告了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
欧阳钟得到王学臣的报告后，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作战科科长邹毅即当面应允立即派舰只前往黄埔。此后，据欧阳钟自称，他“于是即返办事处”。但据李之龙的妇人报告，当晚，欧阳钟并未回办事处，而是到了她家。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派战斗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并留下邹毅的信函。信上说已经派一舰前去，剩下的“只有中山舰和自由可派，请决定一艘”。李之龙归来阅信后，当即下令派中山舰前往。
此后，以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李之龙即用电话请示蒋介石，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便调中山舰回省。
中山舰的调动经过说明，这是一次偶然性的事件。
杨天石认为，中山舰的调动经过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也与CCP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
第二，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第三，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而欧阳钟才是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的侄子，只有了解他的这一身份，才有助于揭开中山舰事件之谜。
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西山会议派的阴谋勾当。
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府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这两个国民党的右派组织一直就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CCP和蒋介石分家。
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散布说：“CCP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划海军局武装政变。”
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欧阳钟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
中山舰事件的整个过程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事件。
中山舰调动之初，蒋介石的最初反应是有人要“干他”或“赶他”。
那么，在整个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蒋介石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据蒋介石日记，3月19日下午一点钟，他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苏联考察团参观。他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此后，他越来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他当时怀疑，CCP和汪精卫要“干他”或“赶他”。他此前曾以自请“赴俄休养”试探汪精卫，而汪精卫是同意的。
蒋介石对中山舰调动的最初反应是准备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日记上说：“上午，准备回汕休养。”“下午五时，行至半途”才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
中山舰事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有偶然性的一面，也有必然性一面。
杨天石认为，就蒋介石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人的谣言来说，三二○事件有其偶然性，但是，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右派力量都有所发展。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左派的胜利。会议代表256人，CCP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CCP占7人，国民党左派占15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中都有CCP员担任领导工作。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中大约已有一千余名CCP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CCP人担任。这一时期，苏联顾问团也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汪精卫也表现为前所未有的左倾。
而此时的国民党右派却不能容忍CCP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也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左倾。蒋介石虽然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CCP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
这一切都说明了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