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失业人数巨增，失业人数的两个群体——农民工是因其人数巨大，大学生则是因其受教育程度高——因其特殊性而颇受瞩目。事实上除了这两个群体外，其他种类的失业人数依然是很多的，但官方判断这两个失业群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是可能的事故高发群体。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考量，牵牛要牵牛鼻子，虽然只注重这两个失业群体看上去很势利，但从实际情形来讲或许是有效的。但如果官方的重视是口惠而实不至，恐怕你就是将所谓重视的口号喊得再厉害，也于事无补。
一：六十年前大学生失业问题
失业在农业社会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因为那时的人们缺少流动与迁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失业变得比较隐性，所以不可能成为社会问题，受到人们的重视。但自从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管你用待业来做胡萝卜，还是用下岗来忽悠，失业的事实总是无法遮掩的。而在所有的失业群体中，大学生作为高学历失业群体历来倍受注意。
一个星期前，我在旧摊上搜到了一册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于成都出版的《现实文摘》，其主题重心就是谈大学生的失业问题。一九四八年夏天是国共内战方殷的时候，民众生活受到诸方面的影响，百物腾贵，物价飞涨，大学生失业问题非常突出。编者写了一篇《对青年朋友谈择业问题》，其中心内容是四点：一是注意兴趣与能力的关系；二是注意身体与事业的关系；三是注意时代需要和国家需要；四是须明了各业情况。应该说这“编者”的话还是中肯的，但在内战方殷的时代于大学生择业究竟有何实际用处，恐怕也不能估计过高。更为重头的是，编辑选发的《一个解决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具体建议》，是由刘大中、赵人隽、潘光旦、戴世光、王组成、邵循正、吴景超、周先庚
这样一些著名学者联袂提供的。当然这不是《现实文摘》的原创，而是摘自《新路》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
《新路》周刊的编者和作者懂经济、晓政治、明社会，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主张第三条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既有大局观，也有从小处着眼的学术训练和现实眼光。大局观表现在，他们认为出现这么多的大学生失业，“这自然是政治不上轨道和战乱不停的直接后果。政府对于这两项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对于大学毕业就业应负的责任，就因之而更形加重，不能以财政上或其他困难而图推诿”（P17）。其小处着眼则表现在，他们利用彼时国民党欲搞全国人口普查之机，要求政府让毕业的大学生参与全国普查，藉此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他们所提意见，当然有道理的，但最终因国共内战形势急转直下，而至此项政策根本无法实施。别的问题姑且不论，要做全国人口普查，共产党所占领的“解放区”，他们根本就无法进行调查，所以这样的“全国”人口普查，其付诸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国民政府面对内战纷争，根本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太平时候才稍微有所重视的人口普查。
“新路”这帮知识分子的务实、理性态度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面对残酷的战争、纷乱的政局，在制度不上轨道的情形下，贡献再多的具体意见，一旦没有比较稳定且易实施的的制度保障，其效果和空谈无异。
二：上山下乡与包分配
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流行于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诸种综合的因素促成，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生产与消费萎缩，从而所带来的强大的失业压力。失业问题本应该出台更多合理的经济政策，以便增加就业机会来解决，但计划经济的盲目性，对民众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使得庞大的失业人数变成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必然要用比较强硬和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城市空前的失业压力。
知青上山下乡后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知青重新回城，曾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带来较大的社会震动。与知青有关的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及史学作品出笼不少，但知青的研究深度与广度并不够。学者定宜庄、刘小萌的知青史，美国人伯恩斯·托马斯的《上山下乡》都有一定的价值。但从史料的丰富程度和现实反思程度来看，都不及曲博所编纂的《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这里面比较翔实地反应了知青们的挣扎与艰辛，与那些美化苦难的“青春无悔”不可同日而语。我不否认有些人当知青是为了逃离家庭与学校的双重压抑，开始的时候新鲜，但久了也未必“无悔”。与此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许多人像泥团一样被推来搡去的命运，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不自由的状态下，人们没有选择的权利，给人所带来的恐惧与无奈。
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大多是城市里面的初、高中生或者失业青年，而不是大学生，但他们的上山下乡与大学生的包分配是有连带关系的。一个国家的就业空间只有那么大，被必包分配的大学生给占领了，而那些初、高中生或者失业青年的空间就必然有所压缩。大学生的学历优势给他们带来了就业优势，这在九十年代初包分配之前，也依然明显。人们把包分配的制度叫做“吃商品粮”或“吃皇粮”。换言之，再大的就业压力，也可以保证大学生衣食无忧。这也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到八十年代末，高校毛入率低，对大学生需求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现实背景。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仅是供不应求的现实需求造就的，更主要的是很多年的高等教育被破坏的一个必然结果。但这并不能说明，大学生的就业在八十年代就没有问题。包分配既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控制大学生的有效武器，不服从分配者其命运是比较惨的。再者，包分配所造成的毕业分配中的舞弊和不正之风，也绝非个别现象。同时，包分配中的学非所用、专业不对口等现象造成的资源浪费，也远远被低估，其实这也是刚性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必带来的严重副作用。
三：如今的现实
尽管官方做了些扫盲和“普九”的努力，但由于我们教育经费投入很少，且本应免费的义务教育名不副实，所以导致许多适龄儿童无法上学，或者无法完成普九义务教育，从而因为政府的失职而人为地造成了许多文盲和半文盲。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中国是个文盲和半文盲人数
众多的国家，自然高校的毛入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即便在高校扩招十一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缘起于1998年的高校扩招，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失业人数的问题，而非高等教育自身发展到了有可能接纳更多大学生的地步。为了延展那些本来可能在高中就失业的人之就业时间，同时为了让更多的家长投资其子女读大学，拉动经济，减少就业压力，所以扩招成了势所必然的政府行为。但这种看上去很美，却不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的短视行为，必然会以另外的方式报复回来。今天高校师资配备等软件很差，校区建设等硬件也缘于高校向银行疯狂贷款而无度扩张，从而造成学生受教质量严重下滑。没有学到真知也就罢了，连就业的前景也一年恶似一年，在目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使几百万大学生及其家庭，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慌状态。这种担心无法就业的“悬置”状态，已使学生自杀、家庭忧虑，从而成为一种不可漠视的社会问题。大学生不仅学历高，权利意识远高于中国社会的平均水平，而且容易形成“群体作业”，这使得他们的就业问题变成政府极为关注的敏感问题。
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许多人开了方子，看上去有针对性，其实收效不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出在制度不变革。制度不变革，即想真切地解决就业问题，就像蔡桓公讳嫉忌医却想要起死回生，注定会落空。比如主张学生到基层、到西部去就业，还因此提供了物质补偿和读研优先等条件，但其吸引力依旧有限。问题出在户籍制度的不能自由流动、基层的发展与上升空间差、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动力不足而导致对大学生人才的吸纳力差等。现在你强调学生到基层或者西部就业，不可能采用像知青上山下乡时的强逼或者变相强逼等办法，所以不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可以说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道无解题。
制度创新问题说起来深奥，其实放弃经营和管理垄断，使得更多的民营资本能进入被国家垄断的行业，就可以激发市场的真正变革。比如出版行业的书号采取登记证制度，使书号不再成为稀缺资源，让民营资本自由进入书业办出版社，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成本，必然会带动整个书业的繁荣。而书业的繁荣，特别能给学历比较高的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依此类推，其他行业也应该使竞争更合法而自由，而不是自划牢笼自限门槛，受计划经济的捆绑而窒息。整个中国的经济危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有很大的不同。除开我们的金融体系因没放开避免了一些震荡外（当然短期内的避免震荡，并不表明远忧不烈），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危机与我们的制度创新不够、政治改革不力，有相当大的关联。如果说民主自由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因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因其不完备而造成的失灵的话，那么中国则是在许多领域内市场竞争不充分所带来的恶果。在中国，有的人反对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反对更加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就像一个饿汉害怕长胖一样可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