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背叛了中国经济
薛涌
中国那些所谓“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一直为贫富分化的正当性而辩护。他们的理由是：竞争就会有输赢，有输赢才会产生效率。先富起来的人，即使挥霍无度，钱也会花在自己的社会里，刺激需求。
这就是西方著名的“垂滴说”（trickle down theory）。据说“垂滴”这一词的发明者是喜剧家Will Rogers。他在大萧条中曾开玩笑说：“要把钱都揽到富人手中，希望那钱会垂滴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
如今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口急剧下降，国外市场靠不住，“拉动内需”则成了走出困境的主要途径。不用说，穷人一无所有，无法指望他们消费，现在正是富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可惜，有种种迹象表明，在这种困难时期，第一个背叛中国经济的就是富人集团。
前日，《纽约时报》经济版刊登了一篇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人正在海外花更多的钱》。这里的“中国人”，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大陆的富人。该报道说，因为经济危机，香港的珠宝销售下降了9.8%，反映了香港人正在勒紧裤腰带。但是，今年新年大陆人在香港购买珠宝的数量却比去年增长了50%。香港珠宝店老板介绍说，这些大陆富人购买的是五克拉六克拉钻石的耳饰，也就是说每单只耳饰要三克拉的钻石，相当可观。再有，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坍塌之中，很多家境很好的阶层也不得不变卖家产。但是，中国的搜房网正在组织中国的富人们到洛杉矶、旧金山、拉斯维加斯、纽约等地去“抄底”。这些地方，无不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有的城市中等房价就在百万美元上下。可是，这个“抄底团”本来计划40人，因为想去的人太多，在出发前一个月就没有位置了。
读了这篇报道，也许有些人觉得很长中国人的志气。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碰到这么大的经济危机，真掏得出钱来的还是咱们中国人。某房地产大鳄在自己的博客中豪迈地写道：“曾几何时，被美国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如今已成了美国奢侈品消费的座上客，也成了赌城贵宾室中的大亨。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危害到相当一批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而中国的腾飞则让更多人可以实现美国梦了。”也怪不得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上，世界各国都指望着中国来拯救自己的经济。不过仔细一想则不是滋味：同一天的《纽约时报》还报道，目前中国的农村民工中，七个人就有一个失业。如果这些富人在国内花钱，那么不管怎么挥霍无度，他们的财富确实还能够“滴垂”到穷人的头上。那么几滴水虽然不解渴，但总比没有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
我这里倒不是想对中国的富人进行道义的谴责，而是希望指出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甚至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传统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其财富向下 “垂滴”的比例确实比较大。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富人阶层，特别是急剧发展起来国家的暴富阶层，其财富向下“垂滴”的比例很小。道理很简单：富人享受的是最精致的生活，需要的是最精致的产品。这些产品，除了钻石等等需要依赖自然资源外，一般都是在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发达社会才能出产。
比如，在一个大多数还吃不饱的国度中长大的人，很难想象私人包机、私人游艇上的种种讲究。这样的产品，只能让那些最接近也最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设计制造。结果，发达国家的富人享受的高档商品，多是发达国家自己制造的。发展中国家的暴富阶层，其收入和本国老百姓相距过于悬殊，但心理上比起发达社会的富人来有强烈的自卑感。为了克服这种自卑，表示“老子并不比你差”，他们在消费上就特别喜欢攀比，喜欢购买洋货，一来质量好，二来也提高了自己的身份。这就使他们在消费上背叛造就了自己的经济。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后发展国家中，走均富之路的社会总比走贫富急剧分化之路的社会要健康。日本是前者的一个典型。关于日本，有许多神话。比如企业总裁的收入不过是本企业普通职工的十倍、企业破产时老板经常把最后一点钱分给职工然后自己自杀等等，不可信以为真。但是，这些神话，总有若干现实基础。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之一。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时，全民医疗保险、终身雇佣制度等等就已经确立。日本穷时，没有多少大款能到国外挥霍，即使偶尔有些也无法成为炫耀性的时尚。日本富时，则几乎全民都成了被世界旅游业所追逐的富裕游客。再看日本的国内市场，“ 国产”经常是昂贵的同义词，“进口”则有廉价之含义，不管是从中国进口还是从美国进口。
中国过去的经济政策，一直强调“改善投资环境”，要让企业赚到钱，对弱势阶层缺乏保护。其意图不能说不好：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其财富就能迅速“垂滴” 到下层社会中，使穷人受益。殊不知，如果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过远，则会使贫富分化迅速达到惊人的地步。当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巨富集团、使他们的消费能力远远脱离本社会的正常水平时，他们就不在本社会消费了，即使他想把自己的财富“垂滴”下去，也轮不上造就了他的社会的老百姓。
我在这里不是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而是提醒我们的社会：不患不均则必患寡。社会公平问题不及时解决，迟早要影响社会的效率。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太穷，靠他们创造不出内需来。这就需要政府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创造出内需来。具体的说，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要加强社会服务的含量，比如，医疗、教育、退休金等等。在这些领域，因为长期欠债过多，要补的洞非常大，仅此一项就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内需来。比如，政府可以给所有农村户口的孩子一个“教育红包”，其数额足够支付这个孩子到任何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费用，并规定任何学校不能拒绝接受。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不同的下一代，不同的未来。至于哪个房地产商要破产，那实在不是政府要操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