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租售的繁荣
有一次，与同样闲在珠海的学弟聊天，学弟问：中国的那么多外汇从何而来？那么多年的增长从何而来？我自然按自己的看法说：那不过是和平红利罢了，因为中国这块土地上，在至少从1936年起到1992年前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状态。
想想中国自开始有规划的建设现代工业社会起，大约从1927年起吧，先是为了行政统一的内战，打到1936年，眼看把各省军政府都平了，也把红叛军逼到了西北角，快要把他们逼回苏联，就要太平了，却又让日本和苏联搅乱了。自以为是的日本人在苏联的暗助下，居然想征服中国和东南亚那么广大的地域，中国人又和日本打了八年才在国际格局变化中险胜。然而红叛军已经在假抗日中壮大，并且在苏联的安排下取得了战略基地东北。苏联的军火、顾问，北韩的军队都可以再加强红叛军的实力。最糟糕的是苏联与美国在1944年就达成默契：中国大陆归苏联，海岛归美国。苏联用中国人来建立她的属土，美国用日本和台湾来建立她的海防，大家都实现了成本最小化，只是中国政府军再也没有军火供应，自己的军工企业还在迁回上海的路上。这仗当然就是红叛军赢了。民国成了中国人的残梦。中国成了大国利益分割盛宴上的烤猪。这种利益格局一直延续至今，君可稽共朝的哪个头子一上台不是先去莫京朝拜，领取权符的最后批文。君可忆那年京城大吵架到五月份的时候，苏联总统是不是不顾外交惯例（一国有大难，它国元首预定的访问要推迟）急不可耐地亲自飞来督战，最终逼迫老邓开始调兵。研究那段历史的所有人，全然没有从国际地缘和共朝的由来去考察，自然是不地要领。
可是红叛军并没有建设一个国家的心理能力，他们的头头害怕自己的权力再被别人夺取。只好再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地战争，去打那些“不拿枪的敌人”，就是那些已经归属的民众。先是放弃抵抗甚至配合接管的前政府官员军官，然后是乡下的有十亩八亩田地的农民（地主富农）、然后是那些商业、工业的老板。当一切财富都归自己的时候，他们仍然害怕，总觉得敌人一朝一夕就会把他们推翻。思来想去，他们又对那些又知识有技术的人下手，在搞翻知识分子后，心还是不能安下来。因为农民还有自己的土地，自种自食自由买卖。这就是潜在的敌人，要打击，于是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都统一购买走，把他们的土地都从各人名下夺走，美其名曰集体所有,其实就是党所有。夺地之后再制造一次大饥荒，饿死几千万，让他们世代都有幸存者感恩的美德。这样士农工商，无论何人，只要还活着就都害怕和庆幸。红政权到此时应该绝对稳固了。然而红叛军的毛头还是不放心，总觉得还有敌人，明天就要夺他的权，他想起了和他一起夺天下的其他头头，哦就是他们了。于是红叛党内部又一次开战了，一打十年，自然也殃及无辜的全体国民。
到1976年，上天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他们几个打得太过份的头收回去了。这样一来事情才有了转机，被整得家破人亡，伤心透顶的老头们才明白了打来打去终究不是办法，才自己给自己下了个终战令(不是罪己令,他们从来没有对国人说过一声道歉的话)，说再也不打了--“不搞运动”。可以读书了，读书才能上学，一下子学校都开门了，人才都归随了。要种田了，而且要农民自己租“自己”的地来种，租金交给国家后剩余的粮食都归自己。这下不得了，农产爆增。在那连常识都被嘲笑的年月，邓小平有按常识管理的功劳。这就是第一次和平红利,和国内人民和平共处的红利。
但在现代领域，比如说在工业、在外贸、在技术发展、在现代工业社会根植于的私有、自由、法制与社会共商（民主）等等事情，他们遇到极大的麻烦，他们的知识库里一点存货都没有，完全不能理解，就象明清的人不理解西方数学、地理学而斥责为邪说一样。这就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经济在突然繁荣后又嘎然而止。对于他们的困惑本来我们宽宏大量地等待，等待他们那一代人平静的谢幕。比如说李鹏那家伙，就怎么也弄不懂人要到处奔波谋生，公然蔑称我们是盲流，一再发文要求各地坚决制止人民外流。懂得人民疾苦的萧秧先生在国务会议上勇敢的教育了他：人们到处谋生就是要挣更多的血汗钱，这就是有目的的外出务工。哪能说成盲流？哪能禁止？
但有一些现代知识和更高要求的人们却没有理解他们的困惑，企望更快地推进自己的理想，给民众谋取更大的福利。这正好给暴力派官员一个机会再次把中国拖入内战。不过好再大家不愿意再打，有些更勇敢的人宁肯被罢免也不打向人民，比如说赵公紫阳、梁公湘、学兄张伟。结果我们民族终于避免了更大的羞辱。到1992年，中国经济仍然在农业富裕的梦想中挣扎。
现在中国的财富快速增长来自官方在全球范围内廉价租售各种资源的政策。租卖品包括我们清洁的空气和国民健康。此刻我紧闭的窗外是珠海化纤厂发出的酸的空气，它用的原料是外国投资在广东的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石油是进口的；它的产品卖给福建的造布厂，布再卖给成东莞的衣厂，主要由香港商人控制成衣大部分再出口，出口再挣回不能补偿任何一个工业环节污染损失的外汇收入。这就是思考于紫阳时期而成模于今的“两头在外的经济战略”形成的第二次和平红利,和国际社会和平共处的红利。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年来我们没有技术上的进步，通过购买我们的确有了很多对我们来说是新的技术，比如说从巴西飞机公司购买的支线客机生产技术和客运许可证，从壳牌石油购买的勘探（软件）和开采设备的制造技术，因为买了当然就有了产权。这比江朱时期光买设备产品要聪明多了。看看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西药制造业等等行业有多么不堪吧。专制制度下会有些特大型的军事技术进步，但更广泛的技术进步只可能来自自由创造,不可能来自国家计划。即使官方津津乐道的水稻杂交技术，在理论与方法上也不过是印度绿色革命的翻版。要知道，在我们大饥荒的六、七十年代，印度就水稻杂交技术的推广而满足了人口的高速增长。然而其主要技术并不来自印度，而来自英国一家大学里两个教授的自由研究，他们拿英国人民的税款研究自己喜欢的未知。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的自由却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福利。
两次和平红利给中国带来了实物层面的丰收，但也埋下了三个很大的后果。一是看得见的资源空亏和自然环境污染，以及正在出现的健康成本上升。二是我们大陆社会成员没有成为现代工业、技术、科学和国际市场的掌握者，仅仅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租售者。三是在三十年的过程中，两次和平红利使社会的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制度、法制更加成为可怕的“笑料”。瞧瞧，没有哪些西方的玩具我们不也富了！农商社会的国家制度、观念、道德没有随工商社会的发展消退，反而加强。我不知道农商社会文明的制度能勉强支持多大的现代工商经济规模。但我看见他们那些党的精英也心力交瘁于种种社会病案，而心存怜悯。也看见东莞地方官人面对逐利迁移的外商的无奈，也许有一天东莞人民会有住不完的房子，只不过是废弃的厂房。他们放着制度重建的红利不要，或者说不敢要，也许是在眼下还要不着,我们人民哪里晓得,只有在自己不满时就乱叫乱喊。
归结起来，我们目前的繁荣的动力不象西德二战后的繁荣那样来自自由竞争，也没有国家制度的重建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就是说没有资本主义化，仍然是军政化和官僚化，仍然鄙视个人的权利与价值，这种来自租售的繁荣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上也许行得通，也许中国真的要创造神话，如果资源够多的话。不管怎样，我生于乱世终于太平也算好运了。
又：近日来那些20年前在北京大吵架赢了但被党打输的人又开始聚众私语，大声的很，我在这珠海乡下都听见了茅于轼老先生说：
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很发达的商业，但是没有市场规律，因为皇权太厉害了，皇权可以超越一切市场规则，所以市场规则始终建立不起来，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市场规则，像欧洲、美国他们的市场规则是很牢靠的，谁也不能破坏，所以他们发展是比较稳定的。我们现在就是规则经常被破坏，现在我特别担心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有很强的回潮倾向，我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会议，就是想听听大家对这方面的看法。国有企业要保护，民营化停止了，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资源配置，税收的增加非常快，老百姓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不能分享到财富增加的成果，这个现象我觉得是一个回潮的问题。回潮的焦点就是不谈自由平等，不谈取消特权。没有自由平等的一个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怪胎，因为市场经济本质是自由平等，是人权，我们现在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是非常怪的，它必然造成一系列的冲突。在很多时候你可以交换，也不会有人侵犯你，但是这种条件不是有保障的。你的财产可以被剥夺，你的权利，你的选择，你经营的各种权益是市场上应该得到的权益，是没有保障的，这样一个没有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现在变成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
看来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当朝的制度，总是拿西方来比，来说。我觉得很没意思。只是希望这回通货膨胀不要引起大吵架，各方都忍一忍，社会就和谐了。（一年后再来看这段话，对错各半：通货膨胀嘎然暂停，东莞人民真的有了住不完的厂房。大吵架以一纸通俗政治学的文章（08/宪章）开始了，但愿在朝诸君能走出他们的前辈的迫害狂暴，不要去寻找那没有的“敌人”，平静对待自己的有不同想法的国民。我还能生于乱世终于太平就好了。）
接着写：第二段 被安排的贫富
中国人在１９７７年的时候并非没有贫富之分，那时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两条：城市与农村，官级与工资等级。贫者衣食粗糙且难饱难暖，官级高者有好的公房和充足的衣食配给，工资高者若仅有一般配给，也难免衣食不足之苦，我的家庭就是侥幸属于工资高者但仅有一般配给那种。家父的工资不算低６０多元，因为他在民国时期在国立师范教书就有６０多块银大洋，加上母亲的，有１００来元，买配给的衣食大约是够了，所以能经常要资助在乡下做右派、做地主的亲人，他们也最终熬过了毛暴帝的虐待。但我就几乎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尽是捡姐姐穿过的来穿。这还是好的，到我下乡后才体会到农村生活是如何绝对困苦，以致于上大学后质问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老师：社会主义就没有绝对贫困？吃猪食尚不得饱不是绝对贫困？没鞋穿冬天赤脚干活是不是绝对贫困？那时我读过很多书，有两篇小说是我至今没有忘的，一篇是南美洲的《七把叉》，一篇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七把叉》让我知道在快乐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孤儿才经常饥肠噜噜，杰克伦敦教我活下去，即使经常饥肠噜噜。
2000年我回到离别多年的泸州，看望了少年时候的好朋友们，发现他们的工作的劳累和实际消费的确比文革时期有些改善，但对失业的恐惧、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的的担忧还是很深的。以龚大家而论，他们的住房仍然是向国家租的，仍然只有30多平米，只不过从我们小时候的平房改到了高楼上，从一家两代发展成了一家三代。这就是他们的改革发展！
过些天，在街上遇到泸州医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很惊讶我又落回来了。在简短的含喧后他就单刀直入：你还怀疑我们的社会富裕？我也直直的问他：难倒你没看到有多少邻居失业？在成都和大学的同学交谈时有人就告诫我：不要跟大学的人谈国是，他们都被统购了。看来是了。就是这次路边一问，我对党控制下的富裕与贫困有了清晰的思路：
1、时空上分配：特区，特别是广东，北京、其次是上海。
2、继续城乡分割，城市宰割农村（从抢粮到抢地和垄断农资价格），大都会宰割小城市。
3、官民分控，官先富民则不一定富，在财富比例上更穷。
4、知识与技术精英被分配更多的收入，而中老年工人被分配更少的就业与养老金。
5 普通民众的青年一代，特别是农村居民的青年一代则驱向沿海地区给外商企业做苦力。而城市居民中的年青人则有叫好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官员的子女更有进入行政系统的先机和携带父辈挣的巨款流学西方。
小小的泸州大部分处长级官员的子女都在国外留学留居。凭着自己的知识能力留学定居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我在珠海教过的学生中就有个四川一个县的的局长的娃娃，他居然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可惜英语水平在全班只是最差的一类学生。
正是这种被党分配的繁荣在通货膨胀袭来的时候社会就高度紧张，不仅底层人民，而且高层人士也颇为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