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家村。谭田英（音译），一名民工，与她的祖父母在一起。她所在的广州制服厂内很多工人已经失业。
By ANDREW JACOBS
Published: February 22, 2009
Sunshined/译
谭田英看起来不像是个会闹事的人。但是她和几百万像她一样的工人正让政府为国家的稳定而担忧。
这个害羞苗条的女裁缝在广州的一家工厂制作围裙和工作服。24岁的她是民工（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且前景黯淡的1.3亿农民）大军中的一员。
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中国出口业愈加萧条。在珠江三角洲和曾经非常繁荣的东海岸，制造业工作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过去的几个月内，两千万民工已经失业。这剥夺了赤贫的乡村家庭所急需的民工薪水。
12月，谭所在的工厂内已开始裁员或降薪，因为来自美国的订单趋于枯竭。去年，广州及周边有2,400家企业倒闭。
“希望我还有工作，”谭在本月踏上离家的火车时说。“我不想做一个贫穷的农民。”多年来，这辆火车将很多年轻人送上了远赴他乡之路。
在这个风靡和谐的国家里，妥善安置民工已经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们与8亿农民息息相关。毕竟，毛泽东革命的胜利仰仗的是受苦受难的农民，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也是不无人关心。
虽然政府没有发布有关乡村局势动荡的信息，中国官员一直想方设法控制抗议和闹事的蔓延。
本周，全国各地三千多名公安主管齐聚首都，商讨如何平息争斗，以防其转变成为所谓的群体事件。上个月的内阁会议上，温家宝警告政府官员要为艰难的前路做好准备。“国家就业形式非常严峻。”
谭家村。农民在施肥。中国政府通过发放农业补贴帮助那些返乡工人。
为了改善待业民工的生活，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职业培训，增加农村医疗保险和农作物补贴，以保证返乡人员可以过活，虽然农作物产品的价格一路下跌。11月，耗资58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开始实施，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工程，以期吸收一些新近失业的工人。
但是，谭家村（湖南东北部）及其周围乡村的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并没有看到政府的馈赠。随着农历新年于两周前结束，很多回家度假的民工急于返回南方，期许保有以前的工作或者找到新工作。
在这个城镇的2,000名居民当中，40%的人在外省工作。他们的汇款支撑着老人孩子的生活。大多数人的收入花费在摩托车，高中教育和新房子上（科斯林圆柱和陶瓷龙是这些新兴繁荣的象征）。
与她的邻居一样，谭家的房子正在修建中。自2005年起，她的父母和哥哥（同样是民工）已经在这栋两层楼的房子上花了15, 000美元，他们仍需要9, 000美元以用于电器家具和装修用的白瓷砖。“我们没有任何积蓄，”她的父亲，52岁的谭亮生（音译）说。
在他身后，是谭氏子孙生活了世世代代的泥砖瓦屋。
在某些方面，谭家村的居民比大多数人幸运，不像遭遇旱灾的北方和长期荒凉的西部。湖南省风调雨顺，气候适宜，农民可以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内种植粮食。
然而，六千四百万人拥挤在这块跟堪萨斯州同样面积的土地上。大多数人依靠所占据的弹丸之地勉强度日。在谭家村，人均面积才0.1英亩。“也许我们不会饿死，但是每个人都回来的话，生活将会十分困难。”29岁的龙峰（音译）说。他在深圳的一家修车厂工作，离香港边境不远。
在株洲，政府官员对汹涌而入的无业民工倒是不怎么上心。
陈树贤（音译），株洲就业中心的主管说，他比较担心生活在这个繁华城市的370万人，他们早已安于舒适的生活。“他们需要支付电话费和房租，”他说，“民工奢望不多，他们总可以返回家乡，依靠种地和家庭积蓄生活。”
类似的观点在中国非常普遍，民工被认为是不值钱的苦力，可以忍受艰难困苦。贺雪峰（音译），一位研究乡村生活的专家说，很多工厂认为工人在40岁之前最具有生产效率。
“随着工人年纪变大，他们就无法快速而准确地完成工作了。所以他们自然被淘汰了，”在华中科技大学任教的贺先生如是说。“经济危机将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加速蔓延，迫使他们更早地返乡。”
去年，在广州玻璃厂失业后，39岁的王利明（音译）回到了位于株洲郊区的家乡，希望能在附近找到新工作。春节前夕，他的妻子也下岗了，生活陷入了难言的窘境。
他承认，在株洲可以找到一些工作，但是月薪不到100美元，相当于广州生产流水线上半熟练工的薪水。
“靠那么点工资我根本无法支付女儿的高中学费，”他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说。而他那没有窗户没有冰箱的房屋看起来更像是半成的盒子。
作为一名酗烟的粗人，王说，在南方十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无法安心种田。“我讨厌种地，”他说，邻居们也赞同这个观点。即使想要，他们也无法通过种地赚钱。良田已经被迅猛发展的株洲（包括他家对面那家发电厂）吞噬。
问及他的计划，王摇了摇头，瞥了一眼他的手机说，一位在广州的朋友说会帮他找一份工作。“我只希望电话铃响。”
原文链接：http://www.nytimes.com/2009/02/23/world/asia/23migrants.html?_r=1
中国珠三角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