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佩佐夫04年对08年金融危机的预言）

    陈东琪(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副院长)

    一、从一个需要正视的预言谈起
    “入世”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个快速趋势的反映和评价，国际上的声音不绝于耳。时而有“中国传递通货膨胀”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传递通货紧缩”的声音，时而有“中国威胁”的声音，时而又有“中国即将崩溃”的声音。近日，《全球财经观察》杂志发表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文章：“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这篇文章，再一次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强烈震撼，因为它提出了我们正在寻求解决方案的大问题：中国经济是否可以避免一次大萧条？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拉斯穆尔·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是保加利亚人，也是一位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徒，他在美国生活了9年，今年夏天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奥地利经济学米塞斯研究院(Mises Institute of Austrian Economics)做研究工作。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介绍，佩佐夫是奥地利学派斯蒂芬·罗斯巴德（Stephen J.Burrows）的学生，而罗斯巴德又是冯·米塞斯的学生。以米塞斯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是极端的自由主义学派，比货币主义还自由。货币主义至少还承认中央银行，奥地利学派把中央银行都废掉了。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前，奥地利学派预言了大萧条的到来，所以名声很大。” （杨晓宇：“解读《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专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载2004年11月22日《全球财经观察》第57－59页，以下只注页码）。
    提醒人们的是，奥地利学派早期代表曾经提出的“美国大萧条预言”变成了现实，这一次作为奥地利学派新信徒佩佐夫的“中国大萧条预言”是否会变成为现实？如果佩佐夫的预言成为现实，那么，我们有几代人，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将要承受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
    因此，在2008年前后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我们应正视佩佐夫的“中国大萧条预言”，宏观调控应当特别谨慎，政策取向选择和措施操作应当特别稳妥。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现在我们在细致分析这一预言的基础上，来看今后几年为什么要选择双稳健政策，来看稳健政策应当如何正确操作，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并通过这种有效调控，为中国经济避免一次可能使人恐惧的大萧条。　
    二、“中国大萧条” 预言的提出
    今年8月，佩佐夫在读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一书，将美国1920年代与今天的中国经济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一个崛起的经济巨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如同美国在1930年代所经历的”。
    什么时候出现呢？
    他预测：“将会在2008－2009年间某个时刻发生”，“基于我的奥运会时间点，我将崩溃定在2009年”，当然，“崩溃可能更早或更晚发生”。
    中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大萧条呢？
    佩佐夫在接受《中国经济的萧条风险》中译文译者简非先生的专访时说，2008年的奥运会，“对于中国事关威望。奥运会将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世界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只有在奥运会后之，世界才真正明白中国的变化，中国才会获得世界上一般人的尊敬。因此，中国将会尽其所能保证繁荣继续，而这需要做一件事――保证信贷每年20％－30％的增长”（第56页）。
    中国大萧条的时间定好了，那依据是什么呢？
    佩佐夫依据的是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这个理论认为，过度投资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在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之后，必然出现泡沫破灭，经济陷入崩溃。他说：“萧条是过去犯下的错误的结果：这是错误投资的结果，是银行向企业提供那些最终被证明为无法收回的成本昂贵的优先贷款的结果，是存款减少和在繁荣时消耗资本的结果，是过度消耗再生成本很高的自然资源的结果，是当日渐升高的生产成本超出升高的消费价格时，利润危机无可避免地到来的结果”（第56页）。佩佐夫将中国2001－2004年与美国1921－1929年进行比较，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相似：“过去美国所犯下的每一个重大错误，今天中国都在重复。”因此，中国必然走80多年前美国走过的路，必然步美国1929－1933年大萧条的后尘。
    佩佐夫这个耸人听闻的预言会不会变成为现实呢？一个预言，哪怕是一个不能被后来实践验证的预言，对其结果来临前的政策和行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一个有用的刺激。它提醒我们，应当采取更好的措施加以防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人类的成功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三、表象虽相似，但历史前提变了
    佩佐夫的“中国大萧条” 预言，是将今天的中国、美国与80年前的美国、英国相比较而提出的。这些简单类比，从表象看有些相似，但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今天的中国和当时的美国不可简单类比。
    中国崛起走的是和平道路，依靠的是和平发展，而不是战争。这与当时的美国是不同的。与战争崛起不同，和平崛起的路途更远，时间会更长。中国在这条路上还只是起步。
    中国目前GDP总规模占全球份额只有4％左右，还不是强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巨人”。美国呢？在1900年左右就达到了50％，在大萧条到来之前，它就是一个强国，是一个要与英国分庭抗礼的帝国。
    国家排位方面，中国前面除美国外，还有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争第一，这与过去美英争霸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美国GDP总量在1895年左右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了（麦迪森著：《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薛伯英、曲恒昌：《美国经济的兴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要比美国出现大萧条早20－30年！
    中国目前还处在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收入经济体的过渡期中，还刚刚走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步。它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有近3000万农村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中，还有1.5亿左右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珠三角等地农民工的月工资还只有800元左右，几乎只有发达国家工人月工资的三百分之一至五百分之一。与当时富裕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差距还很大。这个发展差距，一方面促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一方面也为抵御大萧条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这是因为，巨大的潜在需求（包括劳动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等）会带动一个充满持久活力的市场。如果加上正确的政策选择和操作，加上正确的宏观调控，这个巨大潜在需求的成长就会以相对动态均衡的形式而不是以过度繁荣后的大萧条形式出现。
    不错，今天的美国和80多年前的英国极为相似：为防止帝国衰落，过度扩张军事，在储蓄不足基础上形成了巨额国家债务，由此形成了巨额外贸和预算赤字，以货币大幅贬值来向有贸易盈余的净债权国转嫁债务。一旦债权国拧紧水龙头，将资本抽回国内，世界经济运行就会产生“多米诺效应”，在这场多米诺游戏中，内外债务缠身的帝国的大厦就有可能倒塌。
    按照佩佐夫的判断，在这场游戏中，美国会迅速出现致命倒塌，但中国也难脱其身。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和当年的美国一样：银行问题严重，信贷过度增长，不断扩大的出口制造过大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不断购买美国国债，用钉住美元的政策支持高估的美元……，萧条是无法避免的。
    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会不会在“不同时点上走入同一条河流”呢？历史会不会重演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不必求助于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而应看历史前提十分已经变化。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点外，我们看到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今天的全球市场经济，已经不是80多年以前那样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了。1935年“罗斯福新政”，1936年诞生的凯恩斯主义，开辟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后来，尽管新货币主义和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什么都不用干”，但是，正如陈平教授正确地指出的一样：“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府是会不干事的”（见《全球财经观察》第58页）。没有一个政府不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美国、日本是这样，欧盟各国是这样，中国当然更是这样。
    四、政府到底有无能力避免大萧条？
    让市场自由竞争，自由放任，让经济自由波动，以过度繁荣纠正衰退和萧条，以衰退和萧条纠正过度繁荣，这是奥地利学派效法卢梭自然法则的理论逻辑。这个逻辑的核心是政府是无能为力的，也应当是无所作为的。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信徒，佩佐夫认为，就像人感冒一样，经济由冷变热到发高烧，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政府不应当也没有能力来干预这个过程。所以他说：“萧条是无法避免的。政府没有办法避免危机。……软着陆根本不存在：要么就货币和信贷增长，经济繁荣；要么就货币和信贷停止增长，萧条来临”（第56页）。不仅如此，“政府将会把萧条变成‘大萧条’”（第57页）。
    佩佐夫关于“中国政府没有办法避免萧条”的结论，是用老眼光看新形势得出来的，显得过于武断，过于脱离实际。佩佐夫没有来过中国，他的预言更多的是猜测，是奥地利学派学院式的推理。他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功地战胜了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冲击；2003－2004年的宏观调控成功地防止了过度繁荣，从而为避免陷入“硬着陆”泥坑创造了条件。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有一位美籍华人写了一本《中国即将崩溃》的书，作者章家敦当时预测中国经济不要几年就会陷入大崩溃。实际情形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崩溃，章先生的预言还没有实现。章先生在中国经济低潮时预测中国崩溃，但预言没有实现，佩佐夫在中国高潮时预测萧条，这个预言会不会应验呢？也不会。因为中国政府正确地运用宏观调控，不仅可以在低潮时防止经济下滑，在萧条来之前防止出现绝对衰退，也可以在高潮时防止投资和信贷膨胀，消除因“总体过热”和过度繁荣带来的衰退和萧条隐患。这一点已经被2004年“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实践作了回答，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同样不会让经济运行出轨。“平稳较快”将是这几年始终如一的经济发展目标。
    五、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走在市场化途中，市场取向改革的任务还未完成，但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追求、事实上也不可能是“自由放任的、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实际上，现在无论是德国、法国、日本的市场，还是美国、英国的市场，都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有政府意志影响的市场，除了美联储、欧洲央行运用利率、汇率等杠杆操作货币政策外，美、欧各国都在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活动总量的变化。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预力要比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强一些，而这正是避免萧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为避免陷入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同样，也应当会为2008年避免萧条做出贡献。政府干预，在奥地利学派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里，是不必要的，但在现实中，使用得当，还是有用的，不能放弃的。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万能的。就像市场有缺陷一样，政府也有缺陷，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就如同市场不是万能的，而离开市场又是万万不能的一样。
    对于一国的国民经济管理来说，应当看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它给了我们如何注意、修正市场错误的提醒。当我们在快速推进市场化改革，在强调加快建立健全竞争市场机制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了市场并不是万灵药，它的某些缺陷需要正确的政府干预来弥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会犯大起大落的错误；在自由放任经济时代，比如在1935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主义产生以前，市场同样犯了大起大落的错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实际上是对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否定。
    六、回到自由放任，出现大萧条倒真有可能
    从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提出市场自由观以来，东、西方经济学界一直保留着市场自由主义的强大声音，最近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多给了主张经济自由的学者，说明这种声音的影响力，说明人类对自由的不尽渴望和无限追求。中国1978年以来的市场取向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渴望和追求，也充满着这样一个精神。最近几年，我们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强调减少政府行政审批，就是要使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府统制，转向更多的市场自由，转向更多的个人和企业的自主。追求自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巨大推动力。和美国人、欧洲人一样，中国人更为迫切地需要自由，更为迫切地需要自由的市场竞争精神。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市场，要自由，就必须以消灭政府为代价，就必须以取消宏观调控为代价。
    如果中国在2008年前后按照佩佐夫的建议，政府不干预经济，或者政府对过度繁荣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倒真有可能出现“大起”以后的“大落”，出现过度繁荣后的衰退甚至萧条。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提醒的一样：如果我们在推进市场化时放弃了政府，忽视了“政府可以在纠正市场机制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如果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路，或者像亚洲金融危机时泰国、印度尼西亚那样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化”指令，就有可能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因此，如果回到奥地利学派主张的市场自由放任，中国倒真有可能在1997－1998年和2008年前后陷入萧条。
    七、政府干预应当是适时适度的
    现代经济离不开政府干预，但是在同样的政府干预下，也有可能产生大起大落，也有可能出现衰退或萧条。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应当说存在极端化的政府干预，但1953－1978年也还是出现了三次古典型衰退，其实这三次都可以看成是萧条，是绝对衰退，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负增长，经济活动量出现了绝对下降。可见，就同只有自由市场而没有政府干预会出现经济萧条一样，只有政府而没有市场也会出现经济萧条。比较好的选择是什么呢？是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是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合理有效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合理、有效，主要表现在调控政策取向的选择，调控时间的把握，调控措施的组合，以及调控手段和调控方式的运用，集中起来看就是要适时适度。无论是向上调控还是向下调控，都要把握好时机、节奏和力度。
    就“时”而言，既要注意预见性，打提前量，有准备性，更多地进行预防性调控，不要等到矛盾和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时才动手，防患于未然是其精髓；又要注意措施出台的时点、节奏安排。中国人出行、做事喜欢讲“天时”，强调要注意和利用好大的气候，要适应气候变化，不能逆潮流而动，但是，政府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造势”，可以创造和推动潮流。因此，政府宏观调控在考虑“时”的因素时，要将主、客观统一起来，不能只是跟着形势走，更不能只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愈益增大的新形势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就“度”而言，要注意四点。一是要注意宏观调控措施的力度，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松紧度，这个松紧度要根据当前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来定。二是要注意宏观调控措施是综合的，还是单一的。综合措施的效果要看措施的配套和协调性，配套协调得好，调控效果就好，反之就不好。三是要注意宏观调控措施是同向的，还是反向的。同向措施会产生共振的力度，反向措施会产生抵消的力度。四是要注意宏观调控措施是一次性实施，还是分步实施，一次性实施是“用空间换时间”，调控力度较大，对经济的震动强度也比较大。分步实施一般指的就是微调，就是小步渐进，是“用时间换空间”，调控力度较小，对经济的震动强度也比较小。
    今后政府的宏观调控，如果注意了适时和适度，就可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减少波动，既防止过度繁荣，又避免经济危机和萧条，当然也就可以避免佩佐夫所讲的“2008年中国大萧条”，过好这个坎。
    八、双稳健政策可以为避免“大萧条”做出贡献
    2004年12月3－5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从2005年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3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的“稳健”是一个“单稳健”，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扩张的，是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回升而设计的。现在正式转到“双稳健”，可见中央和国务院追求稳健的态度和决心。
    为什么要从“单稳健”转到“双稳健”呢？这是形势发展之必然。
    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做了两个微调，一是取消执行了几年且成功达到目的的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二是将长期建设国债发行额在2003年已经减少100亿元基础上，再继续减少300亿元，发行1100亿元。这两个调整，实际上已经意味着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到了“稳健”，政府不再像1998－2003年那样以大规模发债和出口减税方式来扩大投资和刺激出口了。到年底看，这是非常及时、正确的政策调整。为什么？因为如果继续以同样力度增加政府投资和刺激扩大出口，就会使2004年总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更多，投资增长率就可能不是27％，而是30％以上，这会造成投资需求膨胀。因为如果以同样的减税力度扩大出口，2004年的贸易顺差就会更大，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就会更大，面临的美元贬值风险也就会更大。控制投资过热也好，管理外汇储备也好，我们的工作就会更为被动。
    在实施减少国债投资和取消出口退税的政策措施后，2004年的经济增长快、稳、好，经济增长没有“着陆”，仍保持了平稳较快势头，GDP增速与2003年的9.3％基本持平。这说明，一年来财政政策从“积极”到“稳健”，财政、货币政策从“单稳健”到“双稳健”的过渡在实践上是平稳的、顺利的、成功的。在这个基础上，正式改变提法，明显宣布新的政策取向，就能够得到各方的认同，不会产生大的思想震动。
    从纯周期理论角度看，“双稳健”政策属于短期政策，属于整个稳健政策中的一种组合形态，适应时间不会很长。但是，考虑到稳健措施具有较大的弹性，就像1998年以来的稳健货币政策具有较大弹性一样，我们可以运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可能为几年的经济形势，可以用这个政策取向来应对2008年前后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变化，从而避免佩佐夫预测的“2008年中国萧条”。
    1998年在设计积极财政政策时，考虑只是作为一个暂时的选择，结果呢？使用了近6年！现在正式提出“双稳健”，也没有太长时间的考虑，因为一开始定的时间过长，不利于以后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做出必要的调整。但是，从趋势看，这个“双稳健”政策可能不只是实行一年、两年，而有可能实行几年，直至过好2008年这个坎。只要我们不断改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技巧和水平，避免经济大萧条是完全可能的。这就要求调控好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标，总体思路是“平稳增长，积极就业，适度投资，扩大消费，误解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具体定量指标是：每年国债发行800亿元左右，M2和信贷增长15％左右，投资和消费增长分别为15％和9％左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增长4％、13％和10％左右，CPI在3％左右，登记失业率4％左右，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8－8.5％左右。特别是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要过于偏离潜在增长水平（1978－1985年为10.1％，1986－1995为9.3％，1996－2004年为8.6％，2005－2010年预计为8.5％左右），又不要出现“当前对未来的透支”，既要防止出现过热，又要防止过冷，政策措施着力于拉长周期时间，减缓波动幅度，实现长期的平稳快速增长。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宏观调控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中国来说，不仅要解决市场经济面临和解决的共同问题，又要面临和解决一些人家没有的特殊问题，比如进一步消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缺陷，完成体制转型；加快二元经济世界观转换，逐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在兑现WTO承诺基础上，逐步完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等等。要在完成“共同任务”基础上妥善解决这些“特殊任务”，要求我们的政府有更多的智慧，更好的战略眼光，实施更有效的策略，来更好地做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管理。这对我们的政府当然是一个考验！
    2008年前后，中国有能力避免一次大萧条，我们正在关注着。

《凤凰周刊》98名专家预测中国2010年前可能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