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改革新股发行机制，改变错误的风险投资观念，其他办法都不能提振股市信心。
据报道，为稳定市场，在发改委近日召开的会议上，有关人士建议政府尽快向资本市场注资3000亿~4000亿元。该人士说：“目前中国股市不缺资金缺乏的是信心，国家对股市采取直接注资的方式维护市场稳定，将极大振奋投资者的信心。欧美向银行大量注资、俄罗斯拟向股市注资，中国有财力、更有必要向股市注资。”
这话说得前后矛盾，如果我国股市不缺资金缺的是信心，那注入3000亿至4000亿的资金到底为什么？欧美向银行、俄罗斯向股市注资，是因为非注不可，否则市场将崩溃，那现在，政府注资能够解决股市核心的信心问题吗？
我国股改前的问题是大小非，股改后的问题是大小限，披着全流通的外衣获得大小非的暴利。
股改前1300多家上市公司，总股本约为6000多亿股，流通股约2000多亿股，大小非约4000多亿股。而据中登公司不久前公布的数据，大小非目前已解禁25％，即解禁约1000亿股。原来三分之一流通、三分之二不流通的格局，已经变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各占50％。按照贺宛男女士的推算，大小非们再有10％，即400多亿股的解禁也就差不多了。
大小非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股改后的大小限，不固定的可怕预期总是坏于固定的坏预期。股改后虽然只上市了300来家公司，两市总股本却从原来的6000多亿股，猛增到现在的1.8万多亿股。在新老划断后上市的公司中，公众股平均只占20％多一点，大小限占到近80％。中国人寿发行市盈率98倍，2007年6月26日，中国远洋发行价为每股8.48元，同时创下了发行市盈率98.67倍的纪录。
有人说，全流通状态下的发行市盈率高是市场的选择。这是强词夺理。请问，80％以上均为非流通股，能与大多数股份流通的发行价一致吗？就是纳斯达克市场与主板市场的发行市盈率也不一致，而我国的主板市场发行市盈率平均居然高过国外的二板市场，非流通股数量独步天下，由此当然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我国主板市场的波动将远远超过二板市场的波动率。
也有人说，大小非、大小限是风险投资的正常回报，这更是欲盖弥彰。引用一组美国市场的数据，从1965年至1985年，美国风险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为19％，是股票投资的2倍，是长期债务投资的5倍。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对个人和企业都征收资本利得税。1978年减税法案，将资本收益税从49.5％降到28％；1981年经济恢复税收法案，将个人的资本收益税从28％降到20％。对于个人来说，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超过1年的投资）税率较低，2003年，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被调降到15％（对于归入最低和次低所得税缴纳人群的两类人，资本利得税为5％）。短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率较高，与一般所得税税率相同。然而在2011年，所有被调降的资本利得税率将回复到2003年前的水平，即20％。
那么，我国的风险投资收益有多高？问问投资建行的美国银行，问问投资西部矿业的高盛就知道了，也许会高到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国风险投资税收更加不合理，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所得税率从33％降至25％，对于机构投资者征税，但对于混迹于风险投资的大小非、大小限中的个人投资者则一分钱不征。
从源头上改革大小非、大小限的办法是改革新股发行机制，或者对大小非、大小限征收累进制资本利得税，或者对于新股发行机制部分中的限售股减持进行限定。以美国为例，自1972年《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针对限售股的条例颁布以来，已经进行过18次修改。限售股在一定的锁定期（通常为一年或6个月）后，每3个月可以出售的股份数额不能超过同类已发行股份的1％，或4周内平均周交易量（如果这一股票在某一交易所或Nasdaq交易）的较大者，且3个月内转让证券超过5000股或市值超过50000美元时，转让者必须填写表格并向证交委申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让改变目前大小非、大小限多于流通股的情况，一步到位压低发行市盈率。
既然主张不对大小非、大小限设限的市场派，我们不妨学个彻底，从非流通股、发行市盈率到发行人股设禁来个全盘照抄，倒也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