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不久后你会发现上班的路拓宽了，地铁增多了，身边的楼房也多了……十年后，神州大地又将见轰轰烈烈的大型项目建设。
这是中国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中国经济。4万亿“国十条”后，各地陆续布局投资规划蓝图，动辄千亿元的投资让人不禁感叹30年改革开放后地方财政的资本实力，但同时不免生疑钱来自何处？十年前那一幕幕“基建大跃进”是否又将重演？还有那万亿投资到底是谁的狂欢？
这些则是本期理财一周报要关注的话题。
争先恐后进京“讨钱”
“国十条”之后，各地政府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地方未来几年投资项目的同时，更为争取中央资金挑灯夜战。
一位接近海南省发改委的人士告诉记者，下周海南省旅游局将拿着厚厚的海南旅游城市规划上京向发改委汇报，希望能从中央划拨的1万多亿元中分杯羹。“不过海南已经慢了，估计项目获批要等到明年全国‘两会’前后。”
的确如此，据媒体报道，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在“国十条”公布的第二天，就带领一个从省发改委、建设厅、国土局、环保局等各部门抽调的小组，前往北京，住进了距离国家发改委十分钟路程的国宏宾馆。
河南也慢了。安徽和广东在“国十条”出台之前，就奔赴北京了。
10月底，安徽省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195个项目，申请了109亿元的中央财政补助。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了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安徽省发改委主任沈卫国旋即带着200多个项目赶到北京，前后申报了446个项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安徽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交通项目——总投资高达257亿元的南京至安庆城际铁路在当天获批。
广东省同样先知先觉。广东省发改委的网站显示，在10月份，广东省共有7个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其中最早获得国家发改委通过的是散裂中子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所在地是东莞市。而这恐怕得归功于东莞发改局局长叶景图。据了解，为了项目获批，叶景图10月以来一直在北京办公。
国家发改委原本预计新增的1000亿投资在年底落实到位，在明年两会之前落实到具体项目。不过由于各地热情高涨，据了解，目前1000亿资金已基本到位。
据接受采访的一位经济学家称，近来，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发改委大楼车水马龙，“发改委附近的宾馆几乎全满了，上京要钱的各地官员应接不暇。”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记者表示，“地方要钱的热情高涨可以理解。”他认为，地方发展经济最现实的方法就是拿到项目，有了项目就能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保证地方就业。尤其是现在，受金融危机影响，地方很多企业效益下降，影响到地方的财政收入，因此国家愿意出钱，地方肯定争抢到中央要钱搞建设。
信贷成地方最大财源
到中央争取资金的同时，各地发改委也在日以继夜赶计划出项目，争先恐后公布投规划蓝图。自“国十条”之后，各地千亿投资报道不绝于耳。
广东省高调宣布了5年2.3万亿元的“新十项工程”项目，北京发改委表示明后两年计划安排政府投资不少于1200亿元，上海计划5年投入5000亿元，江苏2年内投资3000亿元，海南3年内投资2070亿元，安徽3890亿元，浙江明后两年计划投入3500亿元，辽宁明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1.3万亿元……各地资金和项目还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布中。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已宣布的未来几年投资金额远远超过了4万亿元，有观点认为最终的投资规模甚至愈10万亿元。于是有人担心这些投资计划可能流于形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博客)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地方财政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地方引入大量的外资增加了财政收入。仅以上海为例，2007年上海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中外方所占金额为1169亿美元，而2005年只有854亿美元。
但高善文则坦言，“地方拿钱，并不等于地方财政拿钱。项目建设不可能完全依靠地方财政，事实上地方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高善文认为，地方投资资金可能包括这几个部分：银行信贷；来自地方国有企业的分红；占地方财政收入20％左右的预算外收入；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通过出让土地入股项目，给企业税收减免等变相资金。
不过，高善文表示，地方投资最主要的来源是银行信贷。高善文给记者举例：若将4万亿元进行分配，国家出1万亿元，地方领走的3万亿元中，将有2万亿元出自银行信贷，剩下的1万亿元才是地方财政。据了解，只要投资方有30％的资本金，银行就可对项目提供60％的贷款。高善文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的“适度放宽货币政策”或许是在为接下去的地方投资提供银行的配套支持。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权衡则担心适度放宽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发行过快，而盲目的投资会形成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就如20世纪末大兴土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激增。
对此，高善文的建议是在此轮的经济调整中，银行的市场化程度应该进一步提高，在对贷款项目和投资方进行审核时，银行需提高风险意识。而孙立坚则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该问题。他认为，如今的投资者“投资饥渴症”大不如从前，其市场风险意识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提高。
此外，地方政府从地方国资委控股的国有企业中得到的分红，也将成为投资的又一个重要来源，而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所带来的相关行业的税费以及行政性收费是地方预算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预算外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至少为20％。
权衡和孙立坚都认为银行信贷是地方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过他们还表示地方债券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民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发改委在新增1000亿元投资的同时，还提及1000亿元将带动4000亿元的社会投资需求，而地方的投资计划同样涉及到社会资本。这让不少民营资本蠢蠢欲动。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甚至喊出民营资本的机会来了。
权衡直言不讳，1998年内需不足，很重要就是民营资本不活跃。如果这次能将民营资本动用起来，既能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能扩大就业、增加税收。
增强产业政策的引导，取消或降低民营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的门槛，给他们设置一些重要的平等竞争的机会，是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的共识。
孙立坚认为通过此次的经济调整，应该改变民营资本的投资环境，民营资本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受到重创，因此政府应放宽对民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的门槛。如铁路、航空、航运应该进一步向民营资本放开。
权衡甚至表示，“对于民营资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减税，关键是要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腾出更多的空间让民营资本进入。”
只有放松对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管制，才能活跃市场，也能让垄断性行业市场化程度借此加强。这轮的经济刺激方案除了止住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势头，更重要的目标或许是在这轮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通过扩大民营资本的参与空间，进一步对垄断性行业进行体制改革，为下一轮经济繁荣提供健全的体制基础。
警惕前车之鉴
在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信贷谨慎，消费需求下降。在此形势下，4万亿元的“国十条”投资计划应运而生。孙立坚认为，中央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他担心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引起重复建设。
但权衡却指出，基础设施建设并不是重复建设最严重的领域。他认为，过去说的重复建设多是指楼堂馆所和厂矿等经济类项目，事实上，中西部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轮基建有助于平衡区域基础设施。不过他表示，如像广东、福建这些东南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善，如果大规模建设可能会导致重复建设。
但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这轮投资建设要避免像过往一样为单一地追求GDP增长而投资。这一轮投资的终端应该是通过投资撬动消费，也就是说投资应具有可持续性。
对此孙立坚表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该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所谓后顾之忧就是在全社会尤其是农村实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措施。只有解决了百姓的后顾之忧，才能让百姓放心用自己的储蓄去消费，最终将投资转移到内需上。据统计，近年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总额一直维持在35％左右，这远远低于美国、欧洲主要发达国家70％的比例。
此外，在扶持的项目上，权衡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扶持一些暂不会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企业，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企业具有可持续性，如节能减排、绿色消费、环保企业。
“我们要关心现在怎么办，但更要关心投资后的结果。如果大量的项目建设，最终导致新一轮的重复建设、通货膨胀、投资过热，那么尽管短期内能够推动GDP增长，但这样的繁荣只是一种假象。”孙立坚的这席话耐人寻味，但或许并非杞人忧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