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勋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国务院出台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释放出“保增长”的强烈信号。我们在为新政策出台而拍手叫好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避免上一次投资拉动内需后出现的投资过热问题。
刺激经济谨防投资过热
10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地方政府主导上马了一大批的重复建设项目，楼堂馆所也不少，导致全国范围的投资失控和投资过热，于是不得不又采取降温的调控政策，叫停了一大批建设项目，半拉子工程不少，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这方面的教训深刻。
一般来说，投资每增长2个百分点左右，就能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因此，在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年代，投资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手段。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过热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资过热，不少地方政府直接筹划和投资竞争性项目，特别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而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经费等)却长期捉襟见肘。
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负面效不容忽视。以政府为主体的大规模投资，会抑制居民消费的合理增长，直接导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衡。过去2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逐步上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导致我国目前的最终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按照当年价格计算，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5.4%，资本形成率为42.9%，其中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2.8%，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36%左右，3年时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而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目前全球的平均消费率约77%，固定资本形成率为23%。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41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
如果继续走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大，为保持政府财政的投资功能，政府必须要继续保持高税负，高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和民间投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内需的不足迫使政府不断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也使得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加强，需要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对外贸和政府投资的依赖加强又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居民收入受抑，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陷入“国富民不强”的怪圈，必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
刺激国内消费是关键
新一轮的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调控政策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把刺激国内消费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避免走过去的仅靠投资拉动内需的老路子。可喜的是，此次国务院出台的十项目措施，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首次把改善民生列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从十项措施可以看出，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为消费创造条件，而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等更是直接拉动消费的举措。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成为扩大内需十项措施的一大亮点。这将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避免重复建设；既有利于拉动当前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能有效扩大投资，又能积极拉动消费。
为了避免投资失控和投资过热，在此轮积极财政政策中，应注意防止各级政府盲目进行投资攀比，科学决策、严格管理，避免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投资责任制度、投资审核与监督制度，对各级政府主导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具体实施的建设项目一定要严格把关。同时要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促进民间资本投资。
从长远来看，能够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就是国内需求能否拉动，而扩大国内需求的关键是刺激国内消费需求，这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实施新的减税计划改变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积累率远远高于消费率现实，真正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这样才能够彻底消除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同时，要尽快实现政府转型，各级政府应更多地把注意力和公共资源投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向为社会发展政策提供财政保障方面来，主要放到为发展经济创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稳健的宏观调控上来，不宜再过多地参与竞争性盈利性行业的投入，应逐步减少政府投资，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增加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供给，真正做到让百姓“居无忧、病有医、老有养”，缓解人民群众对未来的后顾之忧，增加即期消费，刺激国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