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刘少奇之子刘源谈党内团结

罗援

我院（军事科学院）政委刘源最近在院党委会议上就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大家谈心，重点谈了"民主"和"团结"两个问题，结合实际，现身说法，情真意切，文风朴实，微言大义，听后深受教益。会后，我根据记录整理成文，黑字部分是我加的。现将两篇文章分别贴到我的博客上，以飨读者。

罗援




刘源谈党内团结



我琢磨，以人为本，更重要、最基本的是尊重人。我的经验：不尊重别人的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才能有自尊。孔老夫子说："君子矜而不争"，以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尊不争。

当然，人皆有上进心、皆见名利好，关键是知荣守辱，取之有道！ "不争"，主要是平常淡定的心态，积极敬业的状态，蓬勃向上的生态，是一种自然的自尊！更是对大家的尊重，对人格的尊重。在正当竞争中，基本的规矩、最起码的底线：不能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做人的准则！诬陷、诽谤、中伤、恶意贬损别人的人，至少在做人上已经自贬自损，缺了自尊，少了自德。我们处世待人，最普通的常识，现代时髦词叫最普世的价值观，至少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想，为人也好，为官也好，还是先亮明底线。实际生活中，即便最起码的、最低端的界限，还会有人踩杠、违规呢！先保住底，才向上争！

我们都知道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威望和信任更是来源于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你哪来的权，哪有的威信？这年月，谁都聪明，没傻子！我们待人、处事，是否平等互敬，是否尊重大家，尊重官兵，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群众的眼睛最亮，看得最清楚。我们做官做事，时刻都不要忘了为民、谋公，而非为己。不说"先忧后乐"、"先人后己"，如果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够层次了。希望大家按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不忘"本"，牢记"本"，不离"本"，实践" 本"！

我认为搞好班子建设，第一位是团结。只有自身团结，才能共同构建和谐军科、和谐社会。

军科专家荟萃。与各位相处，我不由的常想，我算什么专家？半个杂家？都不够格！......终于想起，我还真是个大专家，在座的谁也比不了，中国现在恐怕也没几个！说起来不好听，叫"政治斗争专家"，老词儿是"阶级斗争专家"，更难听、更广义可称"人与人斗争专家"。经历过"在同志中抓敌人"的年代，这些词被赋予特殊含义，大家一听就反感！咱们是研究打仗作战的，其实，战争也属于政治斗争范畴！还不是研究打人、斗人的？大家绝对不爱听：各位都属于研究"整人"的专家！（笑）话虽属调侃，但不算谬误。战略战术就是政治斗争和整人的规律。说白了，也不丢人！美国主动打人家，挨打的甚至没有招架之功，躲不开，藏不住，照样叫"战争"，什么"科索沃战争"呀、"阿富汗战争"呀和"伊拉克战争"呀。不管你是打人还是挨打，斗人还是挨斗，整人还是挨整，都是斗争。我就是"一不留神"、被强加硬按着成了"专家"。

仔细想想五十多年，我真是又有幸又不幸，不幸中真万幸！不幸的是，人生的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万幸的是，我全走过来了。从小目睹中共党史上最惨烈、最荒唐的高层斗争，我多次坐大牢、蹲牛棚，七年在农村、被劳改，当过"黑崽子"、"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挨专政者斗，与被专政者内斗，同犯人打架，和群众抗争；那时被整得反正是不想活了，被骂得甚至不愿意相信自己是好人，周围好像全是敌人。从最顶层的政治恶斗，至最底层的黑恶打杀，我遍观亲历，触目惊心！尤其生死攸关，热血冷杀，全力以赴，更是殁齿难忘！有句俗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现在官当到大区正，我算"笑到最后"了吧？但能笑、可笑吗？一个"文革"，仅直系亲属，我家就死了四个！一点都笑不出来！相反，穿心剧痛，遍体鳞伤，倍觉厌恶，不堪回首。

整人、斗人与战争一样，虽复杂，但有规律。文盲笨蛋也能熟练，甚至悟出绝招。同武林秘笈、作战规律一样，整人也有"死穴"和定式，规律往往是最简单、又最易被忽视的普遍存在。譬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这个定理也适用于整人！告黑状，写诬告信，太小儿科，谁都会！你怎么搞别人、别人能照样搞你！谁比谁傻？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整人者必挨整！这不是规律？老话说因果报应，有科学依据。

大家知道，事物都是一对矛盾的集合体。规律上看，斗争极简单，一方愿意就行。我斗你，你不斗也不行，想躲也躲不过。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你抱头尽挨打，也算陷入了战争。你若想防，要辩解，要反击，互斗了吧？所以说斗争简单，一方愿意就足够了！而团结则要难得多，要双方都有意愿，能体谅容忍，善求同存异！和谐，就更难！要n多次方的全面合好，"和而不同"才行。

大家在一起，体质性格、出身经历不同，能力本事、顺逆境遇不同，也不可能同。嘴巴里的舌头还和牙齿打架呢，要承认矛盾，允许有序竞争，鼓励诸多是与非、对与错之辨，包容各种不同意见和原则之争，提倡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正确的党内斗争。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对抗，防止矛盾激化，将斗争限定在可控制、可容忍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短，各有优劣。各自竞争嘛，完全可以各得其所，互有春秋。我们要为他人进步而高兴，自己向上争，工作争上游，前面讲了，叫"取之有道"；而名利上不争或少争，叫"自尊不争"，这是相当高的标准和境界。

引《修养》的话："真正负责地、正式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去揭发党内各种缺点、错误和一切坏的现象。从而加以改正和清除，常常是做得不够，特别是由下而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够，在这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大大发扬。"我们必须继承和坚持党的三大作风！这是"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的题中之意！

靠正当的竞争，逼我们向上、追求真理；以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导我们向善、修正错误。这就是"知和而和，以礼节之"。

大家回想一下，当年白色恐怖中，我们被外敌杀得血流成河、白骨盈川，"同志"的含义与生命一样宝贵、神圣！今天呢？任何外敌都已经打不倒我们，就怕我们脱离群众、闹垮自己，内耗分裂、斗垮自己。鲁迅警示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现实中，我们党内同志间的组织观念、纪律约束、感情信义确实淡漠了、被忽略了，"同志"关系确实大变了。这才是最危险的！

因此我说，斗争容易，团结不易，和谐更难。即使我们十分珍惜，能维护好团结都不易，何况有人不爱护，甚至有意无意地伤害，很容易就斗起来。按说，谁都明白，斗则两败，和则双赢！谁都知道，和谐相处，是种幸福！即使从狭隘功利的角度，对个人、为集体，也是和者多利、"和为贵"呀？于公于私，都该"知和而和"呀！共同的愿望和利益，应能集合大家共同作为！

我们的国家，13亿人，56个民族，融合了最大的不同，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盖世鲜见，千古奇功！如此超级大的"和而不同"，多不易呀！大家都盼着有个好环境，单纯的环境，友善的环境，公正的环境，那就赶紧从眼前着手，从思想政治建设这个"首位"干起来。刘少奇曾庄重地寄望全党："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自己最高的责任。" 几十年过来了，这仍是全体党员最高的责任。

今天，我跟各位谈心共勉。这年头，若称谁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整人专家"，我的脑袋非被打爆不可！谁又会自报家门："我是挨整专家兼老运动员"？我的经历众人皆知，话糙理不糙，言狂事不诓，现身说法，推心置腹，相顾面叙，目的一个：衷心希望大家按照胡主席的要求，真学、真信科学发展观，真从现在就去做，全心全意、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创立起新作风、新学风，把我们这个"大家"，经营建设成为"惠风和畅"的社会！

最后，我想给同志们两句话：

做人，简单点、单纯点，自尊不争、坦坦荡荡；

做官，低调点、透明点，谋公为民、实实在在。

拜托各位！

看了罗援将军转发的刘源政委的肺腑之言，感触颇多，但要说最大的感触，还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某个历史人物的地位，而且关乎中国社会的民主发展，因此大有正本清源的必要。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有定论。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结论，但不是一个历史结论。对毛的结论，小平同志当年原本是想拖上一些年再去做，意欲超脱一些人事纷扰、利害是非，使之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但由于当时全国上下反毛思潮很盛，思想比较混乱，因此鉴于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遂决定提前做这个决议，以稳定大局，抛弃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诚然，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得出的历史结论，才能真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然而，对于文革以及建国以来的若干重大失误，我们一直以来都讳莫如深。相比于国人对日本在二战时期所犯罪行的追讨，我们对自身历史的态度真让人为之汗颜。在这方面，小平同志坦承自己在反右运动中负有重大责任（时任总书记，决策的总执行者）倒值得我们尊敬。而对毛，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一是以往神化的光环至今尚未完全褪去，二是其晚年所犯的具体错误还鲜为人知。基于这两点原因，造成了不少不明就里的糊涂人，凭着朴素的情感而非理性去看待伟人。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人则以某种阴暗的心态欣赏伟人的权术，津津乐道于伟人的手腕，而丧失了起码的是非善恶标准。这两种人的存在，让我感到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艰难。我一直认为，反封建（其实是反专制或其他什么落后的东西）是中国社会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许可以在几十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里走完的路，然而，社会建设做不到这一点，想想几十年前欧美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还在为黑人和妇女权利为抗争的事实就能明白这一点。因此，这一步越早迈出就越好。对于毛，我认为，他的最大功绩也许不是刘源政委所说的打倒封建专制，封建专制在形式上被打倒是孙中山的事，而在后来包括建国后则以各种形式借尸还魂，至今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最大的功绩，应是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性质上较以往有本质的不同。这种统一是建立在执政党通过各级严密的组织，对全社会保持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整合能力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实现的统一，具有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动员能力。自满清覆灭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蒋介石在1928年只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真正的统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完成的，毛自然居功至伟，但历史不会缺了某个人而停滞不前，毛只不过是较其同侪而言在某些方面（只是在某些方面）略高一筹而已。至于毛的失误，反右且不去说它，同时期毛的讲话标志着他已把知识分子划出了工人阶级的范围而划入了资产阶级敌对阵营；大跃进直接后果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就是饿死3000万人，想想中国八年抗战死于战乱的仅有2000万，这个数字不免让人寒心；至于文革，这场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受迫害的人在正史中则是以亿计，因此致死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此外，文化上文革还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中华民族千年道统为之中断，伦常丧尽，夫妻反目，父子仇雠，朋友攻讦，他人就是地狱，异己即为敌国，而中国共产党数十年的好传统也受到严重破坏，以至元气大伤。诸如此类，文革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伤痕是全面性的，我实在看不出文革有那些好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有什么值得留恋。总之，毛自诩的两件大事之一文革，与我们当前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和谐和谐，有禾入口称“和”，人皆能言谓“谐”。只有解决了人民吃饭和说话的难题——民生与民主问题——社会才能和谐。而文革呢，今天又有谁愿意回到过去那种朝不保夕、噤若寒蝉的生活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前沿：论毛泽东一分为二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歪曲 “现在一些文件上，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称为‘一分为二’的规律。这种说法有缺点。因为‘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对立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矛盾的解决，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发展为分裂。矛盾发展到分裂，要有一定的条件。在另一种条件下，矛盾可以不发展到分裂。”（《张闻天选集》第56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大陆哲学界众所周知，“一分为二”是毛晚年哲学的核心命题。不仅毛理解的“马列主义哲学”或者“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法论，而且晚年毛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甚至美学的基本观念、甚至整个宇宙观（比如毛提出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等“彻底的唯物主义”命题）都是以“一分为二”“原理”为根据的。 1964年2月5日，作为“久经考验”、而且与毛共事几十年，对毛的“本质”至少有所洞察甚至“看透”的中共领袖之一的的张闻天，写在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本（9）》上的上面这些话，似乎相当谨慎但显然直指要害地“道破”了作为晚年毛绝对权力终极理念依据的脆弱与荒唐。研究和再现当时处境不无某种 “凶兆”的中共这位“明君”的具体心态，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感兴趣的事情，这里还是从哲学视角简略地诠释一下张闻天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及其根本意义。即使大陆教科书“马列哲学”中讲“唯物辩证法”，也是首先强调“世界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肖明主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专科教材：哲学原理》p73；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4）“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且明确定义：“在哲学上，‘联系’这个范畴的基本含义是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其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p75）张闻天说“‘一’本来是对立统一的一，而不是无矛盾的一；‘二’本来是对立统一的发展，而不是无矛盾的‘一’的分裂为‘二’”，如果认真地看，这种看法仍然不无简化论之嫌，但基本精神还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从立足于当今科学前沿知识和方法背景，发展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关于世界的联系和发展这一命题究竟怎么表述为好呢？皮亚杰主张的“关系的结构主义”“把相互作用系统和变化系统（可以看成今天人们说的复杂性系统——年大六）作为第一实在提出来，因而一开始就把要素从属于包含要素的一些关系，反过来又把总体设想为这些形成性相互作用组成的产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译本p172，郑文彬翻译，陈荣审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我看相当精当简要。这里说的“把总体设想为这些形成性相互作用组成的产物”里面的“形成性”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生成性”或者“ 发生性”。这个说法与张闻天关于“一”和“二”的内在关联、不可分割的总体性观点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但强调了关系对要素的优先性和要素的生成性，从而把世界的总体性设想为生成性关系和要素“相互作用组成的产物”，显然深化、扩充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唯物辩证法。而晚年毛自以为是地诠释的“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否定或者歪曲了“世界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至于晚年毛如何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系统地扭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政治全能化（“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等），某种意义上使之“蜕化变质”成了其个人居于“顶峰”的极权主义政体精神和政治统治的话语工具，这篇短文就不展开阐述了。在科学研究中，“对哲学或思想意识影响的利与弊”来说，“如果各种倾向都统一起来或者没有各学派之间的争论与合作，那么弊就可能多于利。与之相反，只要涉及的问题是可以验证的——用实验或形式化的方式去验证——对立只会使认识受益。因为在科学中，对立永远是进步的因素。”（这段和下面六段引文均出自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译本p47到p51）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辨证哲学。这种哲学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里，尤其是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以及总的说来，在一切有历史发展观的学科中起着主要作用。”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现代辩证运动中识别出两股潮流，一顾是我们现在称为内在的、方法论辩证法，另一股是较为广泛的或哲学的辩证法。” “方法论辩证法只设法揭示科学的发展方向，而不深入到科学本身中去。” “但是，从康德和黑格尔起，人们也可以设想一种哲学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和许多哲学一样，有时也可能企图创建科学，甚至指引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只能成为其它许多解释体系中的一个体系。尽管如此，不用说，它也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因为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依靠一种经过验证的、同许多学科的自发方法不谋而合的方法论”；“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这方面起了格外重大的作用。” “然而，自从物理学革命以来我们某些最基本的直觉改变了。……科学的总趋势是把自己视为‘开放’的，也就是说概念和原则以及问题本身都是永远可以重新检查的。在历史进程中科学没有一个基本概念是永远不变的，而这些变化甚至导致了逻辑本身的不断重建。” “一个问题在它只是以思辨方式被处理时就是哲学问题；……一旦人们充分地把它限定，以便检验的方法——实验的、统计的或算术的——能在解决方面使各种思想通过规定的各项技术研究而非各种意见或信仰的汇合，获得某种一致时，它就变为科学问题了。” 对于中国大陆科学界、尤其是哲学界的学者来说，领会上面这些论述时最重要的是理解、认同科学理论是开放的，科学本身就是在不断改变、重建和更新中发展自己的。科学所关注的，“是思想同事实的的符合问题”（皮亚杰语）。但是，科学事实又是科学自身不断创造和改变着的。科学理论毕竟只是人类认知发展的概念和符号工具，而且概念和符号及其所表达的范畴，归根结底无非是科学共同体主观互证性或者约定俗成的结果。人类认知与所谓“客观实在”的对应不可能超越人类物种信息加工能力的局限，认知的所谓“客观”归根结底无非意味着人类文化同化、顺化某一时空场域所“遭遇 ”的信息流运动种种模式所达到的“适应性平衡”或者“复杂性匹配”，根本不可能意味着符合超人类实践的什么“客观存在”！从科学的角度看，即使向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也无非是一种主观互证性或者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把这样的符号终极信仰化（比如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等于退化到部落社会图腾崇拜。把唯物辩证法一些话语或者说法当成符咒念念有词，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相对适合目前认知发展需要的理论工具，其实就是一种图腾崇拜水平的现代迷信。马克思身后的唯物辩证法，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内部，也随着现代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先后出现了列宁和布哈林、葛兰西、卢卡奇、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诸君等等不同流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生命力“自强不息”的表现。大陆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理应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而不是画地为牢、自我封闭在斯大林“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范式里。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普世价值主义，由于历史文化背景、脉络和境遇不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不同文明族群中有不同的发展样态和路径，比如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但无论东西方就其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而言都姓“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也就是西方政治理论术语中说的“民主左翼”。有人关起门来称大王、武大郎开店，把“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出教门真是岂有此理！顺便说一下，海南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的徐崇温先生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参与编写的学者下功夫不小，但说实话，评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基本视角或者立场观点很成问题。比如第五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全盘否定人家理论探索“方向路线”的基本信条就是徐先生所说的“外部世界的优先性”。这种假唯物论之名、而且实际上曲解马克思“革命实践”哲学的自命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迷信与最近几十年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人性及其人类社会进化所获得的新知及其新方法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对大陆哲学界学术研究及其学术评价的根本性误导作用不可低估。这个问题和复杂性系统论的评述以后再说吧，文章已经不短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