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民主化的市场化
中国的企业家得以在共产党统治下发家致富。
作者：蔡欣怡(Kellee S. Tsai)
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蔡欣怡认为，民主在中国的兴起并非指日可待，经济的繁荣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只会加强善于应变的共产党政府。
1978年，中国甚至没有有关民营企业的官方统计数字，因为民营企业在那时属非法经营，而且屈指可数。但短短30年后，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8年，民营企业超过了3400万家，雇员总数超过2亿人，产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
民营企业的飞速发展促使很多观察人士预言中国的资本所有者阶层正在形成，而这个阶层将会提出民主诉求。这一预言的逻辑前提是，一个日益壮大的商贾阶层将本着"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原则推翻专制政府，重复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发展模式。
然而，这种关于自由市场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传统认知并不符合中国的现状。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团结起来共促民主，那些坚持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人遭到了审查、压制甚至流放。市场力量的扩展不仅没有带来政治自由，反而巩固了中国的专制政权，使之更加持久。
资本所有者多种多样
中国的民营企业所有者没有形成一个拥有共同特征和利益的"资本所有者阶层"。街头商贩和饭馆老板与房地产大亨和《财富》500强(Fortune 500)企业的拥有者所关注的问题不同。刚刚起家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是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发家致富的。沿街叫卖的小贩和家庭作坊主只顾忙于生计，无瑕考虑通过民主变革改善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即使是资本所有者的中间阶层也缺乏共性，尽管共同的经济利益似乎应当促使他们参与政治，以确保实行法治和保护私人产权。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特性不同，阻碍着他们以整个阶层的力量共同行动。
鉴于市场化改革的时间相对较短，中国的民营企业由背景十分不同的人员组成。有些企业家过去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放弃了公社式的务农生活，建立起各类工商企业。有些人过去在国企任职，他们因下岗或无正式工作而进入民营企业。还有一些人是被排斥的知识分子或不满于现状的政府官员，他们放弃政治寻求较为富足的生活。许多民营企业家是共产党员，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优先取得银行贷款、土地及其他国家资产。
上述种种差异抑制了阶层的形成及基于阶层的集体行动。的确，民营企业家中很少有人把自己看成是"资本所有者"，他们宁愿告诉别人自己以前从事的职业。
多重化的中国社会阶层
可能提出的一种观点是，中国不统一的资本所有者阶层仅仅是一个短期现象，也许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将形成更大的统一性并认识到民主型政权更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也许他们会团结起来，推动民主转型。这样的局面虽然不无可能，但仍然难以令人信服。
首先，在我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中，大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他们更愿意自己的孩子──通常是独生子女──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员或政府官员，而不希望孩子成为辛苦劳作的企业主。在大多数情况下，今天的资本所有者在其商业活动中并不谋求子承父业。对于有幸创业成功的父母来说，个人发财只不过是获得更体面的谋生手段的过渡办法。从今天民营企业传给下一代的状况看来──鉴于注册的企业所有权变化率很高，这种情况应当不多──他们仍然不太可能凝聚成一支主张民主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改变政策，实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果。
由于各地民营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存在差异，在类似行业中经营和营业规模相近的资本所有者抱怨的事情及其政治观点也不相同。正如他们因背景不同而各具特性，其经营体验也因地而异。
一些地区为民营企业提供特别有利的条件，并因此而知名。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浙江省温州市，这是一个南方沿海城市。早在中央政府使民营企业合法化以前，温州地方政府官员就已经允许一贫如洗的农民经营小卖摊和小工厂。
与此相反，其他一些地方在整个改革时期一贯歧视民营资本。在那些继承了毛泽东时期(1949年-1976年)的大型国营或集体企业的地方，政府一直不大愿意让民间创业者获得经营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源(如银行贷款)。同样，得到大宗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继续为外国投资商提供优于国内投资商的待遇。
因此，取决于其所在地区，中国的资本所有者面临不同类型的挑战，他们影响政策的能力也因此不同。温州自行组织起来的商会积极促进本商会成员的利益，而其他地方的商会则受到政府的控制，对业主不那么有帮助。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所有者的内部个人特征差异与民营经济活动的地方差异形成对照。如果某地企业所有者因不满现状而谋求政治影响力，那么他们在全国各地争取对其诉求的支持时就会遇到困难。
不同观点受到压制
就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而言，民营企业家并非中国社会中面临地区性限制的唯一群体。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工人及知识分子在争取跨地区支持方面也面临相同的挑战。
近年来，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明显增加。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03年、2004年及2005年的抗议次数分别为5.8万、7.4万及8.7万。虽然人口流动的增加以及新通讯技术的普及已突破了改革前在组织上的某些障碍，但这些示威活动仍局限于具体地区。
现政权曾经面临的唯一一次严重挑战是历时短暂的中国民主党(CDP)运动。1998年，中国民主党在全国24个省市建立了地方委员会。然而，当局立即拘留、逮捕或流放了中国民主党负责人，挫败了建立民主党中央组织的所有进一步努力。
后来发生了1999年至2000年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2003年萨斯(SARS)爆发期间对公民的隔离、以及2008年对西藏示威者的迅速镇压，这些事件均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在危机出现时仍具备控制民众的能力。
共产党的韧性
那些指望中国出现民主转型的观察人士看到，市场力量的延伸产生了一系列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结果，如贫富分化加剧和官员腐败的机会增多。虽然抗议活动不断增多，但资本所有者──预期中未来民主的代理阶层──却明显没有参与此类不满情绪的渲泄。而且，这些抗议活动很少挑战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使中国民主党的建党尝试也是通过正常的行政途径，并没有逾越当前政治体制的规则。
中国在集权统治下推行的市场改革最终产生了超乎意料的高经济增长率，给许多社会阶层带来好处。这一集权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受惠者无意呼吁推行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和妨碍经济继续增长的政治改革。
而且，中国共产党在其87年的历史中已表现出非凡的能力，通过在意识形态、党员构成及政策目标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而重新定位和重整旗鼓。迄今为止，为适应形势向市场化的转移为该党提供了合法性，而非奠定其垮台的基础。鉴于此等原因，当代中国继续证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相辅相成的流行观点与之无关。
(完)
本文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