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政民主的今昔
二战以前，美国的两党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之争。众所周知，建立在共和思想上的美国宪政民主，制定了联邦制结构、分权、法治以及“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体制，在联邦政府治理国家和地方及个人享有足够自由之间，提供了一种有效、平衡和相当的灵活性。在美国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不是总统或任何政党，而是宪法，而且该宪法允许自身可以适时被适当修正。作为一种秩序手段，美国宪法在对于权力的制约和对社会稳定的维持方面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成就。
美国宪法立基于人权和自治这些坚定的普遍原则之上，又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和正式的修正案适应变化了的情势，在美国历经两百多年的巨大社会经济变革的过程中，宪法保持了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连续性。除了一次例外（因南方为保存奴隶制叛离联邦而爆发的内战），美国历史上都实现了长久和平及政权的和平更替。
我在阅读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不凡之作《利维坦》(Leviathan)时，常感叹他早生了两百年，没能见证到美国宪政民主的伟大力量。霍布斯为了抑制人性中对权力的贪欲以及因之衍生的无休无止的争战、暴力、生灵涂炭，设计了一种为人民认可的强大君主专制政体，以维持社会的长久和平与秩序。岂知一百年多后，一种比利维坦优越百倍的政治秩序得以在新大陆产生，并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今天美国的两党制在内战期间成形。南方的民主党（也称Dixie
Democrat，前身为杰弗逊建立的民主-共和党）在内战失败后为免受北方辖制，更强调州权，北方的共和党（1850年代为抗拒奴隶制蔓延而组建，林肯1860年当选总统后成为领袖，故称为Lincoln’s
Party）对自由和社会公正更为关注。
意识形态上两党都源于并认同古典自由主义，共享一部社会契约（宪法）并承诺共同遵守以保障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司法独立和选举民主为基调的宪政基本原则。因为宪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席卷欧陆的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对美国的政治秩序造成多少冲击，共产党在美国虽然是合法政党，没收获到多少选民和人心，也从来没能赢得任何选举，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Eugene Debs (1855-1926)——老伯尼（Bernie
Sanders）的偶像——也只是对当时劳工阶级的悲惨境遇不满，领导工会发动罢工，要求资本家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待遇，呼吁社会关注劳工疾苦；从没有要求取消私有制或鼓吹实行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更没有主张过暴力革命。可以说，欧洲谈之色变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风暴，在美国从没起过波澜。如果说今天的欧洲左派抛弃了暴力革命和公有制计划经济主张后走上了正道，美国的左派从来就没有偏离过正道。我们谈西方左派，必须要知道欧洲左派和美国左派之间的差别和不同的历史渊源。另外，社会主义的消失是因为它被别的思想体系所超越，社会主义的所有合理部分和有价值的部分都已被融入了当代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的形式之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自由主义，以别于古典自由主义。
美国历史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理念上或有细小差别，比如北方自由派更关注社会的不公正，进步时代（1884-1930）的著名共和党总统泰迪·罗斯福（Teddy
Roosevelt）在抑制大资本、反垄断、改善劳工生活状况方面皆有建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镀金时代资本主义迅猛发展造成的贫富悬殊，为下层人民提供了更多的向上流动空间。但长期以来两党之间并没有意识形态分野，这可见于1946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国会议员时的情形：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尼克松自称是“务实的自由派”（practical
liberal），来自麻省的民主党人肯尼迪自称是“战斗的保守派”（ fighting
conservative）。二战结束，冷战开始。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恐共慌（red
scare）蔓延美国朝野上下，对人心造成极大的混乱和恐惧。1950年代末期以来，即使在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去世后，民间仍有层出不穷的围绕苏俄共产党的阴谋论，最著名的是麦卡锡跟随者Robert
Welch建立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在不少州有支部组织，被称为Birchers。他们最疯狂的阴谋论是怀疑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是共产党间谍。
被误解的哈耶克
受冷战世界新秩序和新的政治情绪支配，反共成为不少人尤其是初涉社会的年轻人的坚定信念和主张。同时，自1930年代为应对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后，20年间联邦政府职能扩大，让主张有限政府的一些共和党人不满，认为政府干预太多。1940年代出版的哈耶克著作《通向奴役之路》为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当代美国保守主义也由此发端，演变为与自由主义对峙的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两大思想资源：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 和安兰德 (Ayn
Rand，1905-1982)，他们都在1940年代各自出版了经典作品（《通向奴役之路》和《源泉》）。但六、七十年代以前，安兰德并没太被关注。哈耶克是保守派心目中的思想领袖，可惜，他们完全曲解了哈耶克，而哈氏本人也并不认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他始终坚持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哈耶克广为人知的“自发秩序” (Spontaneous Order)
是自由主义者诠释市场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关键概念。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怀疑（亦受哈氏喜爱的休谟影响），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不赞成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决策人绝对理性，并始终保持利益最大化的不现实假设，强调经济学家要回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苏格兰学派的立场，认识到市场是一种天生的自由秩序，是自发进化的结果。由此，任何的政府干预都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然而，哈氏和奥地利学派没能注意到市场经济中在交易之外产生的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亦译为消极外差），这是市场自身无法调节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一例。其他经典例子有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技术革命和竞争过程中被淘汰的劳动力，等等。
后期奥地利学派反对一切政府干预，不赞成任何对经济总量进行调节的尝试——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总量还是货币主义的金融总量。但历史证明，现代经济离开了联邦政府的干预会周期性陷于瘫痪，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研究。由此可见，哈氏的固执亦可归于他所称的“致命的自负”。不过，《通向奴役之路》为批判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提供了理论资源，也使哈耶克在1950年代西方自由世界声名鹊起，让美国的保守派趋之若鹜。然而，哈耶克所抨击的极权主义皆与集体主义和其政体深切相关——不管是苏俄还是纳粹德国。对美国民主尤其是联邦制（federalism）哈氏则十分欣赏，他引用阿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的名言说：“在所有对民主政治的制约中，联邦制最有成效，最符合民意。”（见哈耶克著《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美国以个人自由和自治理念立国，以分权和制衡为联邦政体设置，文化上个人主义源远流长，毫无集体主义的土壤，故在美国反极权主义就像堂吉柯德大战风车——
一种面对假想敌的勇猛。保守主义把福利政策等同于社会主义，显示出对社会主义的极大无知。社会主义是一种生产组织方式，是生产资料和资源公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属于生产领域的。政府为了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社会财富实行适当再分配以平衡市场经济造成的贫富悬殊（又是负外部性的一例），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治国理性。
有意思的是，哈耶克本人并不反对福利，他所担心的责任感的失去是由于在非市场秩序（！）的框架内缺乏个人决策，与福利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社会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在再分配领域实行适度福利以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为底层人民向上流动助一臂之力，这不是养懒人，是为社会提供不会轻易衰竭的创造力资源。哈耶克本人的思想资源来自以伯克
(Edmund Burke 1729-1797) 和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为代表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对社会传统、民情习俗和经验的重视，认为正当的社会秩序源于自发生成的传统。社会之道并非理性之道，而是人类习俗经验之道。休谟说历史的主要功能是发掘恒定且普遍的人性原则，常识和经验往往比理性更可靠。伯克认为习俗和惯例是正义的基石，也是人民自愿接受必要权威的基础。同时他也强调政治上的审慎、宽容与妥协。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他一直试图说服英国议会和乔治三世，与北美殖民地达成和平，当然力有所不逮，他的努力没能成功。
政治哲学领域称英国的这支古典自由主义为保守主义，与现实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美国保守主义以反权威、反建制的个人主义为主色，思路简单极化，言行极端武断，只要赢，不知妥协为何物，与尊重传统和建制，平和、审慎、宽容，考虑到事物的复杂性，不作简单论断的英国保守主义相去甚远。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哈耶克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并不喜欢。他指出保守主义的最大问题是无法为社会指引一条可行之路：“根据保守主义的本质，它无法为我们提供（相对于改革）另一个前进方向。它可以借反对目前正在流行的发展趋势，从而放缓不必要的激进的发展；但由于它无法指出另一个发展方向（除了后退），它就无法制止那些不必要的发展。因此，保守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拖上一条并非它自己选择的道路。”（《自由宪章》）保守主义只是历史进程中的刹车装置，但无法为社会提供更有意义的选择。此为哈氏一个洞见。哈耶克对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
也译作极端自由主义、自由意志论）也颇不以为然。作为”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敏感地觉察出自由至上主义中”构成论理性主义”的色彩，而拒绝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构成论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是指以主观观念先入为主的理性主义，与强调自发生成、自然演化的人类经验的理性主义相对。如今以哈耶克传承人自居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保守派对哈耶克显然严重缺乏了解。
戈德华特对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
创刊于1857年的老牌自由主义杂志《大西洋》月刊在其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四次在总统大选前夕宣布支持某个候选人，四次都是处于历史特殊时刻意义重大的大选：第一次是1860年支持林肯，后面两次是2016年支持希拉里和今年刚刚宣布的支持拜登，中间一次是1964年宣布支持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 1908 -1973），反对共和党提名人亚利桑那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
《大西洋》1964年10月刊的社论认为戈德华特代表的是共和党内“危险而极端”（dangerous and
radical）的一派，他们背弃了自林肯以来共和党的传统：温和理性，愿意和对手沟通、妥协与合作。戈德华特如果当选，有可能导致国家共识的破裂。的确，维护共识制止分裂是《大西洋》悠久历史中四次决定在大选前夕公开站队的一个共同出发点。历史学家Rick
Perlstein讲叙美国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宏大四部曲第一部《风暴之前》（2001年出版）副标题就是“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消解”（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可见敏锐的知识分子皆关注并维护社会共识，提倡宽容与和解。美国的宪政民主虽有制度上的优越，但得以维持并不容易，需要社会各方的悉心维护——甚至有时为了共识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才能长久保持生命力。
张千帆说得好：“在本质上，宪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为宪政民主的基础是社会契约，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同意的一套基本约定。既然是每个人都能同意，社会契约是不可能走极端的，因为不同人的利益、观点、信仰注定是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观点、信仰不同的人要对同一部社会契约达成合意，这部社会契约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宽容。”这种宽容不仅来自国家对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保护，也来自社会各种力量对社会共识的理解、支持和维护（包括作出妥协）。作为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位始作俑者，戈德华特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喜欢西南部印第安人自由不羁的生活，自己开单人飞机旅行，手持长枪戴着牛仔帽拍竞选宣传照片。个人操守上他诚实正直，曾经因为尼克松的一次失信让他对尼克松终生反感。但他不受拘束、不愿变通、狭隘固执、好斗、不认输，又是美国特产“牛仔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的典型。
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一书在1960年出版后风靡美国保守派，尤其俘获了不少反共的年轻人的心。这些年轻人很多是基督徒，尤其天主教徒。出身蓝领天主教家庭的罗杰·斯通（Roger
Stone）说他12岁时得到一本《保守主义者的良心》，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保守派。卡斯特罗曾注意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中最狂热的分子往往是以前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年轻人。狂热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年轻人也是这一类：为推进保守主义发出的澎拜热情颇类似于他们的宗教激情。美国今天政治竞选的草根运动其实始于1960年共和党初选中，为戈德华特获得总统提名耗费心力不辞劳苦奔走的年轻人，在几乎每一个他们认为重要的西部和中西部基层选区设立竞选点，为戈德华特拉票。那年尼克松获得共和党提名后在大选中败给肯尼迪，戈德华特的热情支持者便开始筹备1964年的初选，决意要把一位他们认为货真价实的保守派选上去。
这支共和党中的反建制力量终于获得成功：因为主张种族隔离的南方民主党的入盟（此为共和党南方战略的开始，当时支持戈德华特的还有三K党和Birchers），1964年戈德华特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同时也意味着以艾森豪威尔为代表的传统共和党和以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
1908-1979）为代表的自由派共和党全面失势，极端而好斗的保守派获得了共和党的领导权。当时北方温和共和党人对反民权运动的南方民主党入盟深感不安，认为美国正走向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违背了他们的道德原则。大选时这批人投票给了约翰逊（LBJ）。这是两党选民基本盘置换和理念大调整的开始。因为大批共和党人的反水，而南方民主党很多投给了自己的家乡人（LBJ老家德州），LBJ胜选。戈德华特的总统梦中断了，但保守主义运动继续像野火燎原般蔓延。1980年大选前夕南方福音派基督徒抛弃了家乡人卡特，转而支持保守主义英雄里根，里根当选总统是保守派获得全面性胜利的标志。美国政治光谱的中心从此右移。
那么咄咄逼人的保守派到底要什么？反共之外，他们还要减税、砍福利、主张市场的最大自由、反对政府监管、推行传统基督教价值观。除了最后一条，他们要的都是戈德华特在《保守主义者的良心》里宣扬的主张。“牛仔个人主义”者戈德华特对自由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热爱，这点他和自由至上主义不谋而合。因为自由至上，任何政府干预（福利政策、对市场的调节、各种监管法规）都是邪恶的，必须坚决反对，不能妥协。
六十年代极右组织伯奇协会有三大诉求：取消联邦所得税、弹劾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受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进入高院，以加持和维护民权法案著称）、揭露（他们认为的）渗透在政府建制内的共党间谍。戈德华特虽然一向认为Birchers是阴谋论疯子，但对他们反对政府征税的态度他却并不反感。戈德华特（以及后来信奉安兰德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忽略或视而不见的是，社会不是由一群散沙般的个人组成的，正当而健康的社会秩序必须要有对社会共同利益（Common
Good 共同之善）的维护，政府税收是维护共同利益的必要手段。没有对共同之善的保护之心和凝聚力，社会将分崩瓦解。
公共设施建设和维修，国家公园和公共资源的保护，对环境恶化的应对处理，乃至为维持社会安定和持续性发展的福利和社会安全网建设，都需要政府财政的投入，而政府财政来自税收。这些共同之善为社会各阶级共享，无论贫富利益均沾。社会安全网的受益者虽然是穷人，但对社会稳定和治安提供了一种保障，亦使富人受益。
三十年代罗斯福政府建立的社会安全退休金制度（Social
Security）和六十年代约翰逊政府建立的老年人公费医疗保险制度（Medicare）则为中下层老年人提供了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这难道不就是孔子所羡慕的“老有所养”的社会吗？对共同之善的维护其实代表了一种社会公正，代表了社会对两种基本价值（自由和公正）的协调。自由至上的价值观也反映在戈德华特对于民权运动的态度上。戈德华特本人其实并不反对民权运动，他反对的是联邦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州的干涉，认为违反了州权。其实他只要动动脑子，就知道种族隔离侵犯了黑人的公民权利，而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权利，因此，当州法与宪法、州权与民权有冲突时，州法与州权必须让步。里根以来的历届共和党政府，以自由的名义，大幅减税同时扩充军备增加国防开支，使联邦预算再难平衡，今天的联邦赤字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让今后的几代人背上还债重负。
以自由的名义，政府被说成不能解决问题，政府自己就是问题，传统的文官制度和政府职能被严重削弱，以至面临突发危机比如这次大瘟疫时应对乏力。
以自由的名义，取消或削弱政府监管，资本主义如脱缰的野马不受限制，以至金融危机爆发，更加剧贫富的不平等和社会的焦虑不安；环保政策全面倒退，全球变暖速度加快和气候恶化迟迟得不到治理，未来人类的生机悬于一线。
以自由的名义，联邦经济政策进入保守主义轨道，因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而加剧的市场经济的负外部性后果得不到纠正，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产业工人失去生路，中产阶级流失，锈带和乡村/小城镇穷白人的愤怒导致川普上台，美国民主陷入危机。今天我们知道，联邦政策不管好与坏，都有影响好几代人的巨大后果，我们正经受着四十年来只要自由不要公正的保守主义政策的后果。
威廉·巴克利和拉塞尔·柯克的影响
保守主义运动的另一位始作俑者是30岁时创办了保守主义旗舰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1925-2008)。如果说戈德华特以个人主义和自由至上的价值一元论为切入点推进保守主义，那么巴克利就是以基督教伦理来推进保守主义。巴克利也出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石油巨富（老头知道儿子为创办杂志筹款还差一大笔巨款，二话不说开了一张支票就解决了问题）。
年轻而保守的巴克利认为西方文明与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深切相关，现代生活对物质的追求会毁灭这个精神源泉。他对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和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自由派强调社会正义和平等的主张很反感，认为他们要的物质平等会毁坏美国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富家子弟巴克利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的穷人能有什么精神生活？同为富家子弟出身的戈德华特与之类似，他嘲笑吃福利的穷人不能自立，“永远生活在孩童状态”。
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一个充满机会平等的健康社会，有自尊的人当然会自强，没人愿意吃福利，但社会总有老弱病残者、被时代淘汰者，还有那些世代贫困世代受社会排挤和歧视没有出路的人群，靠什么生存？大面积的贫穷现象往往是因为社会公正的缺失，不是因为个人自尊的缺失。
年长戈德华特一岁出身美国首富家族的共和党自由派洛克菲勒却相反，他对社会的弱者和民权运动更为同情，个中契机却是他年轻时在南美旅行见到当地穷人的悲惨状况十分震惊
——在那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原来世界还有另外一面！可见休谟是对的，我们观念的形成更多出自经验而不是理性。今天有人说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这个说法先且存疑（至少我们知道早在耶稣诞生前还有希腊与罗马），但美国的共和思想和宪政民主和基督教并没有直接关系。受启蒙运动深刻影响的国父们大多是自然神论者（Deism），他们的神是抽象意义上的，不是基督教里人格化的神，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认同基督教教义。
巴克利的好友历史学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 (《美国秩序的根基》作者)
认为美国宪政秩序的道德根基是基督教伦理，我觉得这只能代表他个人作为天主教徒的看法，不是学界共识。今天美国年轻人信教的比例很低，那么想象一下：如果未来美国无信仰者占了绝大多数，难道美国社会就不再有道德、宪政秩序就必须消亡？
事实上，国父们在立宪时刻意要让政教分离，让宗教远离宪政体制之外，以免教派纷争影响民主政治中共识的达成。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提到过一次造物主（Creator），那是他们心目中的自然神，宪法则完全没有提到任何神。当时有人问汉密尔顿为什么宪法里没提上帝？汉密尔顿只轻轻松松地回答一句：“我们忘了。”如果非要说美国宪法和宗教有什么关系，那就仅限于第一修正案保证了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实际上美国历史上这支宗教不干涉政治的传统影响深远，1976年卡特虽然作为第一位福音派基督徒入主白宫，但他将自己的信仰完全限于个人私域，不介于政治。我怀疑他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坚守，是除了他对高院关于堕胎合法化的判决（Roe
v Wade）的支持之外，让1980年大选前南方浸信会福音派抛弃他转而支持里根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Jerry Farwell
Sr.领导的这批自称“道德多数” (moral majority)
基要派，全力支持里根竞选，为里根在南方获胜立下汗马功劳。而里根当选后也不孚他们的期望，任期内提名了四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三位在参院听证后成功上任。
“新右”运动的兴起和基督教
保守势力对政治的影响
进步时代（1884-1930）后美国慢慢出现了世俗化，当时一个社会共识是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与无信仰者可以和平共处，基督教主流也逐渐认可这个事实，价值观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这些后来都成为自由派教会。但保守派少数被孤立了，尤其是福音派（Evangelicalism）中坚持原教旨的基要派（Fundamentalism）。
美国当今的著名基督教历史学者乔治·马斯登（George Marsden）给基要派下的定义是：“愤怒的福音派”（A Fundamentalist
is an Evangelical who is angry about
something.）他们极端好斗，尤其对导致世俗化共识的自由派价值观感到愤怒。冷战时期的反共热让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成为新靶子，因此这支基督教保守势力也把反共当一个目标。美国福音派和基要派运动影响了多种新教教派，也深刻影响到保守的天主教徒。
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后，女权、性解放、同性恋，尤其是堕胎让基要派更加焦虑和愤怒，他们痛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更痛恨主张包容与多元价值观的自由派。自称“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七十年代基要派开始积极参与政治，试图影响权力中心，推行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同样极端好斗的基督教保守派的入盟使自由至上的保守派如虎添翼，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政治角力中处于强势，让自由派和自由主义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新右”运动。
“新右”运动对美国政治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司法系统尤其是最高法院被塞进了大量的占绝对多数的保守派法官（GOP Court
Packing）。1968年以来，共和党往高院输送了15个保守派大法官，民主党总统任命（且成功上任）的只有4个，这是自称“道德多数”的基督教少数派的全面胜利。历史上虽然时有保守派大法官转向认同自由派价值观的先例，但当今高院保守派大法官构成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保守的人选。
目前高院里六个保守大法官，其中五个是保守的天主教徒，新上任的Amy Coney
Barrett的信仰是极端保守的天主教基要派一支。事实上，川普提名的三位保守大法官全部是由美国两大保守派组织和智库 - 联邦党人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和历史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经过事先严格甄选后要求任命的，可见基督教保守派对今天美国政治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保守派和自由派地位的严重不平衡将长久影响未来美国价值观的定位和不同价值的优先取舍。用一句话概括：今后几代多数美国人的价值观能否受到尊重和保护将长期受制于少数人的裁定。下面谈谈美国政治光谱的极化和反智主义：
美国今天社会共识的瓦解，思想和言论的极化，政治中合作和妥协的消失与过去60年的保守主义运动不无关系。不管是推进“自由”，还是推行保守传统的价值观，保守派总是以不容置疑的自信认定自己是正确的一方，站在上帝的一边。马斯登说基要派的世界观完全是两级的：绝对的善（上帝）与绝对的邪恶（撒旦）。因此妥协是不可想象的：你怎么能和撒旦妥协呢？柯克提到林肯的一件轶事。内战期间一位热心的牧师向林肯保证：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对此我一无所知，只希望我们可能会站在上帝的一边。林肯说：“很可能，在眼下的内战中，上帝的意旨不同于交战的任何一方……双方都称自己按上帝的意旨行事，双方可能都是错的，其中一方则肯定是错的。”那么，怎么解决冲突？不要太过自义，尽量宽容，学会妥协。柯克对林肯轶事的结论是：人的秩序要屈从上帝命定的秩序。我说这完全是基督徒一厢情愿的看法：你怎么知道上帝命定的秩序是什么？林肯从来就不是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永远站在上帝一边的人，他更像怀疑论者，知道事物的复杂性，了解有缺失的人性，慈悲而宽厚，体谅自己，也体谅别人。
美国的生命力来自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思想和言论的宽容，这也包括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宽容。一切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不能定于“一尊”，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左或右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多元的、个人的、见仁见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确答案”，因而任何正当建立的国家都不得强制推行任何正统价值观或信仰，否则就是极权国家。
保守派对自由派的价值多元与包容原则（diversity and
inclusion）颇不以为然，甚至污蔑为极左。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的人，是容不得包容的：你怎么能包容错误呢？自由主义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1909-1997）深谙价值多元的智慧。他说在多元化的自由社会里，面对互相冲突的价值，不可避免要作出各种妥协和折衷，经过权衡避免最坏的情况。保障社会价值的多元其实就是保证社会共识的延续，共识消失了，民主社会也无法长久。维护共识是民主社会每个人的责任，互相容忍，Live
and let
live，因为没有什么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是以为对生活可以求得最终解决办法的都是狂热的信念，都将导致灾难、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压迫。相信上帝站在自己的一边的人，找到了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的基督徒保守派，你们说呢?保守主义运动走到今天其实也走进了死胡同。价值一元论，非黑即白的极化思维，原教旨基要派的极端和封闭，背景和信仰的同质化，小团体内部的信息内循环等等，都使得美国今天的保守主义与反智主义越来越接近，而宗教小团体强调群体和谐，不注重个人表达，亦流于集体主义。
1949年后近40年的时间，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实施“公平主义” (Fairness Doctrine)
规则，要求广播公司执照的持有者以诚实、公平与平衡的方式介绍有争议的话题。但1987年里根执政期间，FCC取消了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九十年代基督教右翼“脱口秀”广播的泛滥。因为对没有事实依据的偏激言论不必负责任，这些脱口秀主持人以造谣和阴谋论影响了大批尤其是乡村和小城镇的共和党选民。这些主持人中最著名的至今仍然活跃的有：Rush
Limbaugh，Glen Beck，Sean Hannity，等人。1996年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成立，以更强大的资源加入误导右翼选民的宣传行列，进一步激化他们对自由派的对抗与仇恨。当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影响更为广泛和迅速的是社交网站上的谣言阴谋论和以炮制阴谋论为主业的右翼自媒体平台（微信挺川平台资讯的主要来源）。
这些都是今天共和党选民民智退化、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焦虑和愤怒的重要原因。今天散布在保守派民众之中的阴谋论的愚蠢荒诞和疯狂，使当年的伯奇协会相形见拙。今天三分之一共和党选民相信QAnon阴谋论（认为民主党领导层是听命于魔鬼撒旦、绑架和性虐待儿童的犯罪集团），这大约是两千七百万的美国人口。六十年代初，戈德华特、巴克利和柯克领导了保守派的一个共同行动，在《国家评论》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批判伯奇协会。今天的保守派重要人物无人敢反对QAnon，而数位QAnon分子在今年俨然被选进国会众议院，这股极端而蒙昧的草根势力已不再是政治边缘。巴克利当年刻意要为保守主义打造智识上的优越，《国家评论》也确实质量不俗，他若知道今天保守主义渐与反智主义合流，滑向了蒙昧主义，不知该作何想。
参考书目：
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 by Rick Perlstein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ism and
Evangelicalism, by George M. Marsden
The Scandal of Evangelical Mind, by Mark NollFantasyland: How America Went Haywire, by Kurt Andersen
哈耶克评传：自由的铁笼 Hayek：The Iron Cage of Liberty, by Andrew Gamble，王晓冬，朱之江译
柏林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by R.Jahanbegloo, 杨祯钦译
美国秩序的根基，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 by Russell Kirk，张大军译
撰文：Adagio
编辑：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