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民党对台湾的恐怖统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万民欢腾，庆幸脱离殖民统治。行政长官公署在占领台湾的1945年，曾下令废止日治下所有“榨取、压迫台湾省民”的法令。结果，走了一个撒尿的，却换来一个拉屎的。
1946年的2月10日，一群国民党撤退来台的军人约10多人，趁参与接收（劫收）台湾物资的空档，在高雄苓雅寮一处仓库内聚赌，被区民发现了，就跑去找苓雅寮区长夫人出面劝阻，她告诉他们，台湾民风纯正，过去数十年都禁止赌博，因此，请他们不要破坏社会良好风气，结果，他们竟然集体将她围殴到遍体鳞伤，然后，扬长而去。
第二桩：一批国民党撤台的军人，完成高雄左营军事设施的接收工作后，整日游手好闲，1946年的2月10日，有五、六位相携到碑子头寻找乐子，逛呀逛的来到碑子头市场，在调戏卖菜的姑娘后，发现名叫卓乞食的鱼商正在数钱，一伙人就围过去将所有的现款600多元抢走，呼啸而去（1946年的2月1日，驻左营的海军军人枪杀当地民众，以及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郭姓区长的寓所进行威胁恐吓）。
第三桩：1946年的2月10日，国民党的台湾接收委员会，负责嘉义的工业设施接收工作的一票委员，在嘉义化学工厂内发现当时很值钱的白糖200万斤与薯干数百万斤，于是，经过密商后决定予以盗卖瓜分。工厂内的台湾人都遭到恐吓不得声张。
以上这些记事都是当年报纸的报导。从1945年到1947年初，在当年的台湾多家报纸上，隔几天就有这类报导。这一类乱搞的可恶的统治行为，自国民党在台湾登陆以来就不断地发生。让当时无论教育水准、生活文化水平都比那些中国军人高出很多的台湾人，看得目瞪口呆。国民党的道德、文化素质都低于台湾人，仅仅凭借枪杆子和分而治之的特务恐怖维持了50年的统治。
1945年9月中旬，国民党的前进指挥所官员，强占台湾当时最豪华的艺妓馆“梅屋敷”。同时，强迫日本官员带他们到台湾银行取走时值20万元的美金。10月中旬，台北街头突然发生一连串的神秘谋杀案，好几个日本妇女疑被国民党特务伏击和谋杀。10月下旬，国民党空军人员占据台北市北部靠近机场的一切财产，限令居民在48小时内迁走。
1946年2月1日，国民党警察以捉嫌犯为名，闯进台北的戏院胡乱开枪，吓走所有观众。2月11日，国民党军人彭姓上尉，因为争取不到鹿港镇接收物品存单，而大闹彰化市。2月12日，一名来自福州的国府警察训练班官员，在台北市抢劫民宅。2月18日，高雄警察局的国民党局长，向商人低价购物不遂，当街开枪射击。3月12日，新竹专卖支局唐山人科长，因检查专卖品，发生打伤台湾人事件。3月14日，警备司令部蔡继琨少将率兵包围雾峰乡农会，劫走2千多包米粮。6月初，高雄农民与地主发生租赁纠纷，警察局长童葆昭接受地主贿赂，下令警察大队介入对农民施压。7月11日，数名国民党军人在台北搭乘公共汽车不买票，车掌要求验票时，他们拔枪示威，引起纠纷。8月11日，新营镇庙前正在演出野台戏，国民党警员前往取缔，并持枪驱散观众，引发激烈冲突事件。12月14日，国民党的军警持枪到处肇事，在前往台中地院抓拿一名法警时，法警拒捕而发生激烈枪战事件。
1947年2月3日，台北松人停车场司机和检票员，无端遭到20余名士兵殴打，引发公车员工罢工抗议事件。1947年2月25日，国民党军人在花莲县持枪强行占用一辆巴士，司机愤而将汽车开进海里，和2020年7月7日的安顺的汽车司机开进湖里类似。国民党的土匪统治，终于引爆了228事件。
二，228事变的发生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误伤当地群众陈文溪（20岁，胸部中弹，送医次日死亡）。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结果一排宪兵上前摆出射击姿势，群众见状乃躲进新生报骑楼。随后，有锣声响起来，群众又包围宪兵队。有青年在街上大叫：“台湾人赶紧出来报仇”！
28日，报纸刊登了百字左右的事件报导。于是由缉私引起的伤人、杀人事件点燃了人民的怒火。28日9时，民众乃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市民立予响应，相继关门。游行民众冲入了肇事单位专卖局台北分局，发现局内有缉私员。群众以为其中之一是昨夜之凶手，乃将他与另一警员围殴致死，又殴伤四人，并将局里所存之火柴、烟、酒及一辆汽车与七、八辆脚踏车抛至街上焚烧，至次日仍未全熄。宪警随即赶到，但也知难而退，不敢处理。……专卖局南门工厂亦被捣毁。
28日13时许，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起义。14时许，民众占了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内容主要为批判贪污现象、米粮外运、民不聊生等，并号召民众起而驱逐各地的官吏以求自存。
15点，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开枪扫射。不少民众、学生因而丧生。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 断发生流血冲突。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三，彭孟缉滥杀无辜
3月3日，事变延烧到嘉义，嘉义民众曾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飞机场的军事行动。南部防卫司令彭孟缉下令嘉义的第21师独立团第1营，立即进入市区镇压，与市民发生严重冲突。4日，该营又从嘉义中学山仔顶营地，以迫击炮炮轰市区，市民死伤甚多。
228事件死伤惨烈，当时担任嘉义市参议员，同时是画家的陈澄波和多位嘉义地方仕绅，被推派为谈判代表，希望化解冲突，竟在嘉义火车站前被当众枪决。陈澄波的女婿蒲浩志说：“陈澄波早上就被枪毙了，曝晒了一天，不准让人家收尸，到傍晚的时候才准收尸，家属去医院借担架去扛回来，医院不敢借，医院不敢借。那时氛围就是这样，家属只得把自家的门卸下来以之抬回尸首。”
228事件爆发后，陈仪一面假意同意台湾人士组成的“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政治改革诉求，另一方面却同时请求蒋介石从大陆调派军队增援，在全台展开武力镇压。台湾行政院估计死亡人数为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
1947年3月3日，当高雄市参议会依照台北方式，组织“高雄巿228事件处理委员会”之后，彭孟缉一开始就认定是“有心人士之叛变，非武力不得解决”，即命令部下草拟计划准备行动，并“决定在7日拂晓开始全面行动”。要塞山下周边道路则派重兵全面封锁，造成电力公司高雄办事处员工无法出入，办事处总务组长冒险外出要向办事处主任李佛续报告，却在路上遭军方击毙。
1947年3月5日彭孟缉发给台湾省警备总部的电文指出：“高雄警戒部署完毕后，据高雄市长及市参议会称高雄市区安静，军队不必过问，并谓警备总部参谋长曾广播军队一律移回营房。”
和平谈判代表团是由228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组成，而且是高雄要塞司令部派出军用卡车载送上山的，黄仲阖、彭清靠上山的时候并没有遭到任何胁迫。6日上午，巿长黄仲图、议长彭清靠、苓雅区长林界、台电高雄办事处主任李佛续、群众领袖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等7人，二度到要塞司令部，众人围桌而坐。彭孟缉回忆录说，“凃光明已探手胁下，拔出手枪企图向我射击，副官刘少校眼明手快，自后扑向凃匪死力抱住。室外官兵听到了声音，登时一涌而入，将暴徒一一逮捕”。高雄要塞驻有重兵，涂光明进入要塞时既已被缴械，岂有让另外两人（范沧溶、曾丰明）胸前各挂二颗手榴弹进入会议场所？和平代表是由军车载上要塞，结果，市长黄仲图、议长彭淸靠两人事后也被迫写报告谎称是遭涂光明等人胁迫，这都是彭孟缉为了屠杀所编造的借口。
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等三人现场遭到逮捕，当时在场的电力公司办事处主任李佛续口述说，“彭司令迅即离开客厅，直到下午四、五点时分，彭司令再度出现吿诉我们‘已派兵至巿府维持地方秩序，暴徒亦已驱散，百姓伤亡很少’”。
原来，彭孟缉离开客厅是去下令按照计划出兵，分别由21师独立团第3营向火车站、第一中学（高雄中学）进攻，要塞司令部守备大队则攻击市政府，屠杀“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前市长王玉云说，有关6日的会议，他“亦受邀参加。驻守要塞司令部国军数百人分乘数部卡车，车上架有4挺机关枪，前后开赴高雄巿政府、高雄中学及火车站，不分靑红皂白，见人就开枪，以致无辜百姓伤亡无数。”目击者黄海波说：“军队蜂拥而下，以吹号为讯，人车浩荡沿途开枪，滥杀无辜直至巿府高雄桥一带”。军队攻抵市政府时，市参议员黄赐提议：“只要举出白旗，向国军投降，大家就会没事。”他带着大家举白旗欲向军队投降，结果，军队竟对他们开枪，包括黄赐、律师陈金能、参议员许秋粽、王定石等数十人都被枪杀。后来曾担任国大代表的许国雄医师说，他与他父亲许秋粽、另一位医师，到市政府开会，“下午两点左右，听到军队射击的声音，家父立即拉着我冲出大礼堂急忙想躱进市政府的防空洞，军队已冲至防空洞前，先对着洞口处15人开枪，家父立即头部中弹倒地，后来始知防空洞前的15人中，只有我一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许国雄说，“等军队停火吹起军号集合后，又斥喝所有倒在地上未死的人站起来，我与孙振成医师被捆在一起，当时我爬起来环顾巿政府四周，看到最少有二、三百具尸体。”
至于攻击火车站的21师何军章团第3营，抵达后就开始扫射车站及通往车站的地下道，目击者李捷勋口述，“第三天我又照常搭火车到市政府上班，下车后见到了惨不忍睹之情况，只见当时高雄火车站之人行地下道，尽是尸体。”第三营在火车站进行无差别屠杀后，转往第一中学，这里其实只有少数学生自卫队在守护校园及保护外省籍公教人员，却被夸大虚构是“高雄学生联合军本部”，彭孟缉回忆录中说，“我命令攻击部队的两个营冒着大雨继续进击第一中学，并用迫击炮四门架设在火车站屋顶上向第一中学的操场中心发射。”隔天，彭孟缉意犹未尽，又调来更多迫击炮攻击，直到确定无人在内为止。
彭孟缉报告伤亡极微。然而，前市长王玉云说，“被杀的人包括市政府员工、雄中师生及火车站来往旅客行人，还有为保命跳下爱河溺毙的百姓，由于人数过多，火葬场无法处理，送往火葬场的尸体，则系由警察局雇用牛车运送，每部牛车可放20多具尸体，如此一连延烧好几天才吿一段落。”
7日中午，彭孟缉才将软禁在山上的黄仲图、彭清靠及李佛续释放回巿府，涂光明、范沧溶、曾丰明则就地处死。另一位苓雅区长林界则继续囚禁，后以“聚集流氓，非法组织保安队，劫夺焚杀扰乱治安，提出不法条件，胁迫缴械”为由，加以处死。
彭明敏教授在《自由的滋味》中曾转述他父亲彭清靠的说法，凃光明在高雄要塞被捕时，“忽然破口大骂蒋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陈仪。他被带离代表团，以铁丝取代绳索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凃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之后，凃被枪杀了。”彭的部队还对凃光明家族抄家、抢劫金银财宝，迫使凃光明遗族无家可归，甚至高雄市警察局奉命查封凃光明财产时，也发生贵重及纪念性物品、或电器（收音机、电扇、吹风机等等）及崭新的皮箱、雨衣，被彭孟缉高雄要塞司令部守备大队长及书记官，向派出所强索或假借真抢的方式取走不还。彭孟缉及其逃难来台的部队真是丢脸下流到了极点。
彭孟缉7日结束军事镇压之后，立即受到陈仪及国防部的嘉许。于是，他在8日继续派兵到屏东、旗山镇压；10日，又派陆军及炮舰，合攻台南；13日，再进击嘉义。逮捕1500名嫌犯，且部分人犯被公开枪决，可说是228事件创伤久久未能愈合的重要原因。彭孟缉踏着台湾人的鲜血步步高升，深受蒋介石赏识，当年5月就先升任台湾全省警备总司令，之后又出任台湾省保安副司令兼台北卫戍司令，后来台湾全省警备总部改编为“台湾警备总部”，他再任陈诚辖下的台湾警备总部副司令。
1947年3月8日，中弓通过其在陕北的电台发表广播，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弓台湾省委还特别成立了 台湾2.28运动的“地下指挥委员会”，从监狱出来的谢雪红积极与过去的台共成员取得连系，在2.28事件时组织二七部队，于台湾中部抵抗政府军队。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政府部队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镇压。数月之间，死伤甚众，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史称2.28事件。
四，转型正义揭露真相
期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历史研究学者黄惠君说：“228事件只是因为查缉私烟吗？所以台湾菁英就整个被屠杀吗？ 这是不是太荒谬了？其实背后的关键是当时台湾人要求立即实施县市长民选，要求要任用本省人士，甚至你必须改革，而不能再用类似日本殖民时代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所以背后有这样的一个对民主的努力。”
198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2.28事件调查委员会”，1992年2月22日发表“2.28事件调查研究报告”。高雄的林界身为区长，协助维持社会秩序，以他的背景也无“纠集流氓结队抢劫航业公司外省人宿舍”的可能，因此，冤死成分极大，他的女儿林黎彩（现任228基金会理事）曾于1992年状告彭孟缉未经法院程序擅自枪决林界，结果，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竟然不起诉。
1995年李登辉总统代表政府向所有2.28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成立“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公告天下：凡有亲属在2.28事件中伤亡的，均可向该基金会报案和申请赔偿，法定申请期两年，后经四次修订，延至9年，直至2004年10月6日才届满。截至该日为止共受理申请2756宗，核准2241宗，其中死亡681、失踪177、其它1383。最高赔偿金额600万新台币，赔偿总额达71.6亿元。
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同年，台湾“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台湾的政府每年例行公事一样追悼228事件中的遇难者、向台湾人道谦。而台湾的民间，每年不依不饶地以228事件述说着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几乎要把蒋氏父子锉骨扬灰。
2003年和2005年国民党前后两任主席连战和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全体2.28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还不止此，国民党政府扩大平反范围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期间所有7000多宗冤假错案，向他们赔礼道歉，为其中819名死难者和其它冤狱者共赔偿达178亿元之多。并且在台湾多地树碑纪念，铭刻碑文，让后辈永志不忘。
2007年“2.28事件”60周年，台湾民众在台北“2.28和平公园”举办追思祈安仪典，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表示，“2.28事件”是“官逼民反”的维权事件，不是族群冲突，发生血案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国民党有责任。要继续追查真相，给罹难者及其家属一个公正的说法，清除在户籍数据记录不良的档案，恢复他们的名誉。……马英九说，衡诸历史，任何政府与人民的冲突若以流血收场，政府作为握有公权力的一方，总要负起主要的责任。政府存在系于人民的信赖，当政府以武力对付人民时，受伤的不仅是人民，政府与人民的信赖也连带受到伤害，需要很长时间修补，任何政府 面临类似问题时须勇敢面对，以最大耐心与包容来谋求重建。
台湾立法院2017年12月5号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将设置一个独立机关处理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及不当党产处理等事项。
台湾从1949到1987年实施戒严38年，这段期间不得集会、结社、游行，也不得随意兴办报章杂志，包括书籍、歌曲、演出都可能遭到查禁。根据台湾法务部公开的资料显示，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近3万件，无辜受难者约14万人。曾在1960年代被关押10年的蔡宽裕说，转型正义如果要彻底落实，首先纪念蒋介石的中正纪念堂应该更名转型，去除其威权象征。蒋介石的曾孙、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示，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可以公开讨论，也赞成公开相关档案史料，还原真相。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双连教会牧师赖信道博士说，即使发生最可怕的暴行，永远不需要以仇恨和报复面对不公义的结果，以色列和德国曾有仇恨，现在也有了友谊、宽恕跟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