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曾以大洪水消灭了挪亚一家外的所有人类，后来的人类就由挪亚一家繁衍而来。如果现代人以病毒武器来毁灭人，就是在僭越上帝，终会带来最大悲剧。而且由这种无形的武器来毁灭人的悲剧就在苏联上演过。
1876年，第一次使用人工方法，德国医生科赫将病菌接种到健康白鼠体内的试验成功了。后来他用显微镜观察，发现玻璃片里面的炭疽菌迅速繁殖分裂。随后发现，传递炭疽病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炭疽菌的孢子！所谓孢子，是炭疽菌干缩后形成的珠状体，周身长着厚壁，能保护自身不受干热、阳光和有害化学药品的侵害。即使没有食物和水，也照样死不了。而一旦生存条件合适，厚壁破裂，细菌便又出来繁殖。他还发现，炭疽菌从来不在活的动物体内形成孢子，只是在动物死后才能形成孢子。科赫建议，把死于炭疽病的动物尸体焚烧或者掘深穴埋掉。这是防止炭疽病蔓延的有效措施。
20世纪初，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鼓吹发达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马上要灭亡了。为了加速帝国主义的灭亡，苏联一直秘密搞生化武器，还对本国人民和波兰人使用毒气弹。斯大林还把毒气弹送给冯玉祥。1918年以来，莫斯科地下埋葬着大量的生化武器，多达235处。苏联灭亡后，其秘密试验生物武器的事实才逐渐披露出来。
1969年，美国签订《国家环境保护政策法》，宣布永不使用生物武器，公开销毁了库存的数万枚生物武器炸弹，分离并无害化处理了数百公斤干燥炭疽杆菌和兔热病病菌、7.3万公斤麦锈菌和900公斤稻瘟菌，相关设施净化、设备拆除，连霍顿试验场都变成了旅游景点。在这个基础上，美国进而推动了1972年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只保留防御性的研究内容——苏联也是缔约国。
1979年4月的一天，苏联工业重镇斯维德洛夫斯克市，24号医院送来了三位病人，他们症状相似，高烧头痛，呼吸困难。起初，医生还以为他们得了不明肺炎，但很快，他们的病情迅速恶化，到第二天凌晨就已有两人身亡，剩下一人口鼻流血，奄奄一息。第二天，城市中的另一家医院也出现了同样的怪事，一天之内，医院内挤满了病人，到处都是打着寒颤、高烧呕吐的患者，有些人的身上还长了黑色的水疱，看上去十分恐怖。医生们怀疑这些病人感染了什么传染病，但是又对这种病一无所知；短短一天内，死亡人数急剧上升，医院停尸房堆满了尸体。一时间，恐慌情绪在整座城市里蔓延……
此时，一份苏联流亡者报纸报道：苏联军工厂爆炸，导致炭疽杆菌泄露，造成上千人死亡！这条消息立刻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苏联已经签署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研制生物武器是违反公约的。另一边，大量出现病人的陶瓷工厂内，全副武装的工人们正在用氯气消毒。很快，苏共对外宣称，这是因为工厂内的员工集体食用了某私人屠宰场被炭疽污染的肉类，才造成了感染而死亡。对于当局的解释，民众根本不买账。在这家陶瓷厂上班的工人们表示，很多人也吃了那架屠宰场的肉，为何没有被感染？当局到底隐瞒了什么？苏联解体后，这起恶性事故终的原因终于重见天日。参与此事调查的哈佛生物学教授马修.梅塞尔逊和她的妻子珍妮.吉列在《炭疽：致命疫情的调查》一书中，详细披露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发生事故的是第19号营地，这是苏联最繁忙的生化武器工厂，负责生产干燥的粉末状炭疽武器。这种粉末由发酵的液体培养基中提取，使用时装在弹头上，爆炸后可形成气溶胶，一旦被感染，便可在短期内致命。厂区的工人们都会定期注射疫苗，所以不会被感染。但是，由于炭疽杆菌极度危险，所以工人们的工作充斥着危险和压力。厂区和外界是严密隔离的，唯一与外界接触的是干燥机上面的排气管。在排气管中安装有过滤网，每次换班的时候工人们都要对干燥机维护检修，直到3月30日，检修的技工发现过滤网堵住了，于是便拆下来清洗，并让下一班的同事重新装回去。按照操作规程，换班前应当由上级中校负责记录，备注滤网已经拆下。但是这名中校急于回家，忘记了要备注的事情。
结果，下一班的工人上班的时候，没有在记录本中看到滤网已经拆下的信息。于是，工人们便像往常那样打开了机器。这时候，恐怖的炭疽杆菌被干燥机的废气吹到了城市中，直到数小时后工人们才发现没有装过滤网！此时此刻，大祸已经酿成，再装回过滤网也已于事无补。微风将炭疽杆菌吹到了旁边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的夜班工人成了第一批受害者，仅仅一周时间，全都发病身亡。
此后，苏联高层和军方迅速行动，设置了隔离区，并宣称陶瓷工厂的工人食用了感染的肉类才造成死亡。但当地两名医生从克格勃的手中保存了组织样本和医疗记录，证实了死者死于吸入性的炭疽感染，而不是摄入食物引发的肠胃型炭疽。为了销毁证据，受害者尸体被泡在消毒剂中，附近所有流浪狗被消灭，同时还逮捕了不少食品小贩，罪名是“传播污染食物”，这些小贩成了受冤的“背锅侠”。城市官员得知炭疽泄露后，命令市政工人擦洗房屋街道，修剪树木枝叶。结果，这一错误的命令导致刚刚沉淀下来的炭疽孢子再次被搅动到空气中，更多人被感染。后来，专家估计，泄露出的污染物不超过1公斤，其中炭疽芽孢不超过1克。事故却造成了5000多人染病，1000多人死亡（百度在“生物武器”发展现状）。可见生化武器的威力有多可怕。事故发生后许多年，苏联当局一直隐瞒了真相，后来广受国际社会的谴责。这场灾难也被称作“生化版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现在看来，依旧令人不寒而栗。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生物国防学院中心主任的阿利别克，是苏联的中亚的卡萨克人，曾为苏联军方发展炭疽武器的细菌战专家，是苏联细菌战计划下一级机密部门的副主任。1992年逃到美国后，他写了《生物危机》（Biohazard ）的著作，披露：苏联细菌战研究计划在1980年代后期的全盛时代，拥有近百所实验室和工厂，工作人员达6万。以痈菌专家为例吧，根据美苏双方协议，他1991年首次来美视察访问时，发现美国只有两名专家，而苏联的专家则多达2千人。阿氏说，1980年代苏联曾以细菌战对付阿富汗境内的游击队；即使走改革开放路线的苏联最后领袖戈尔巴乔夫都全力支持细菌战研究计划，1985年戈氏签署了一项五年计划，拨款逾十亿美元，以赶上美国在细菌战的研究发展，尽管美国宣称在1969年即已放弃攻击性细菌武器的研究与发展。1988年，苏联最高官员却在那时下令俄国的SS－18洲际飞弹装载致命的痈菌等病毒，此等飞弹可打到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等美国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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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西方科学家发现了冠状病毒，认为冠状病毒只能感染动物。1967年，西方科学家发现感冒患者中有15%是冠状病毒引起的。1975年，引起人拉肚子的肠道冠状病毒被发现。科学家还发现，冠状病毒怕热，冬春季节比较活跃，夏天就蔫儿了。
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的黄杏初因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中国称为“非典型性肺炎”。最早与病人接触的一些人，很快都被传染上了。12月中旬，广东河源市的7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上报。病人流向广州，疫情就在广州爆发。2003年1月下旬，卫生部才派出了国家专家组赴广州调查，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禁止媒体报导萨斯；3月初，SARS在北京传播。卫生部9日开会，强调任何人不得对媒体报告疫情。3月23日，世卫专家到达北京；而北京官员们却把“非典”患者转移到急救车上，不让世卫专家看见。4月3日，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卫生部长张文康举行记者会，声称萨斯已受到控制，北京只有12例患者。4月4日，蒋彦永批张文康公开说谎；因为仅309一家医院，当时就收治60例SARS病人。4月11日胡锦涛离开首都奔赴萨斯前线的广东。4月17日中共常委会决定：隔离病人，撤销张文康的卫生部部长和孟学农的北京市长。台湾在2003年3月初出现第一宗萨斯病例后，就向世卫求助，但在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世卫一直对台湾的求救充耳不闻，一直到5月2日，北京眼见台湾情况日见严峻，才同意世卫到台湾施救，足足拖了两个月。台湾吃了不少哑苦。SARS从2002年11月开始流行，到2003年4月1日中国官方正式通报非典，隐瞒了近半年，导致了全球8000多人感染，774人死亡。
SARS疫情夏天结束后，2003年9月，由于不当的实验程序导致西尼罗病毒样本与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里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27岁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2003年12月，台湾军方预防医学研究所44岁的詹姓中校，因在处理实验室运输舱外泄废弃物过程中操作疏忽染上SARS。台湾科学委员会随即作出决议指出，詹中校违反了SARS项目研究计划的“实验室安全准则规范”，被给予不得申请研究计划经费的处分。2004年4月，SARS疫情重又进入国人的视线。这次疫情，北京和安徽两地共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1名病人死亡，在短短的几天内有862人被医学隔离。
根据事后媒体报道：26岁的宋某是安徽医科大学病毒学在读女研究生。2004年3月7-23日，宋某在北京病毒所腹泻实验室实习。3月23日晚，宋某乘火车回合肥；25日宋某感到全身酸痛、发热、身体不适，自服感冒药、抗生素，症状未有缓解。3月27日，宋某乘火车返京；29日到北京市健宫医院就诊，以“左上肺炎”入院治疗；其母——53岁的魏某立即赴北京陪护。该院20岁的护士李某曾护理过宋；4月5日李某开始出现寒战、发热、咳嗽，4月7日李某收入健宫医院，14日转入北大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19日，李某的2名陪护亲属出现发热症状，23日李某被确诊为非典病例。5月4日李某出院。
4月2日，宋某和魏某乘火车返回淮南，在淮南矿二院治疗。4月4日宋某以病毒性肺炎转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4月8日，其母魏某因发热伴有干咳入住安医大一附院，并和宋同住一个病房，入院诊断为右侧病毒性肺炎；4月19日，魏某在无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宋某此时没有想到“非典”二字。4月22日，国家CDC的三人到医院看望了宋某，并采集宋某血清标本带回北京。23日，卫生部宣布宋某为非典确诊病例。29日，卫生部和安徽省卫生厅专家组根据魏某的尸检结果等，认定魏某为“非典确诊病例”，伴发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继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死于心功能衰竭。5月10日宋某出院……
卫生部严厉处理了这起重大责任事故，共有5名责任人受到行政处分。其中包括时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的李立明。在2004年5月8日病毒所的整改会上，李立明说，“台湾、新加坡实验室感染均未造成二代病例，但这次我们的SARS泄露事件不仅造成了传播，而且出现了第三代病例。”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628906.html
4月22日，北京报道：再度发现SARS病例，中国政府在24小时内就通知了WHO。在得到中国通知后，WHO很快派专家介入。WHO的专家沃雷说，追查SARS源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主要的工作由中国方面完成。沃雷说，人为的错误有好几种，比如，实验室本身的条件、实验人员的粗心、实验室管理不善等等。最后的调查结果如下：
1.本起疫情来自实验室内感染：(1)宋某和杨某（博士后，男）两个原发病例发生在同一实验室。该实验室一直开展有关SARS冠状病毒(SARS-CoV)的科研工作。(2)封锁病毒所后，未再出现任何SARS病人。(3)从二代病例魏某(宋某之母)胸水分离到SARS-CoV，其全基因组序列与该室用于实验的毒株(HT-SCoV-2)高度同源。(4)未发现宋某和杨某与野生动物接触感染的证据。(5)宋某和杨某发病潜伏期内没有任何其他SARS病例报告，没有实验室外接触其他SARS病人而被感染的可能。(6)杨某与宋某最后一次接触，到杨某发病相距15天，仅在走廊碰面，杨某发病不可能是宋某传染。
2.感染来源局限在腹泻病毒室：(1)宋某和杨某两个原发病例都来自腹泻病毒室。此外，还发现该室另有二人(任某和崔某)抗SARS-CoV 的IgG和IgM抗体阳性，感染具有明显的聚集性。(2)从二代病例魏某分离到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腹泻病毒室实验用毒株(HT-SCoV-2)高度同源。(3)对病毒所全部工作人员进行医学观察，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未发现其他科室存在任何SARS-CoV感染者。
3.没有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泄露的证据：(1)宋某和杨某2004年以来都从未进入过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工作。(2)虽然腹泻病毒室进入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工作的任某血清抗体阳性，但没有其传染给宋某和杨某而导致本次SARS疫情的证据。(3)腹泻病毒室指定使用的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基本硬件设备和总体结构符合要求。
4.引起实验室感染的环节：病毒灭活不彻底。调查认定，病毒所腹泻病毒实验室的博士生任小莉将P3实验室中的非典病毒毒株带到腹泻病毒实验室研究，她所采用的灭活SARS病毒技术，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最终造成实验室人员宋某和杨某感染。任小莉本人，还有腹泻病毒实验室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崔某，事后被查出体内的SARS抗体呈阳性。他们在2004年2月份就出现了腹泻和高烧等症状，曾先后到协和医院及友谊医院就诊。庆幸的是，他们的病情后来均有好转。由于是学生，任小莉在此次事故中被免于承担责任。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王克安说，P3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的关键在于它的负压系统，这其中最重要的设备是生物安全柜，它“通过负压使室内空气只能向生物安全柜内流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有一个针对二级生物安全柜的“标准49”，这个标准指出，包括照明度、振动等都是很重要的指标，每年要进行专业人员培训。而在我们这里，标准没有那么严格。至于专家队伍，既懂工程又懂验收的国内专家还不多。“现在国家迫切需要制订有关生物安全柜的标准。”工程院院士庄辉说，“从建筑的角度说，现在的一些建筑队不是专门建P3实验室的，对于P3安全方面的特殊要求他们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