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是别人家饿死人（关于大饥荒）

当然，这不是说自己家里就没饿死人，只不过少罢了。我们家也饿死过人，我外祖母曾亲口对我说，她的父母都是饿死的。但这终究是比较远的亲戚，可能得算母系远亲（在社会学意义上讲，母系终究比父系远，因为经济关系远）。
这当然不是说饥荒死人真少，而是因为：如果都死了，还会有人出来说么？
从统计规律上讲，大多数人家里死人的比例，肯定要少于整个中国饿死人的比例。一家里死的人越多，剩下来讲述的人就越少；如果当时死绝户了，或者死绝后了，现在也就没人来说了。

所有死人的事，都有类似情况。战争的亲身实录，一般有两类（刻意进行导向的除外）：
第一类是因为死人多，他才写的。作者九死一生，当然值得写一本书给我们看。这种书里士兵死亡率之高，只能说是骇人听闻。但也不足为例。因为不死这么多人，就没这本书。
第二类是因为作者（参战者）因为别的原因有名了，写点回忆录；或者是作者随便找一参战者进行访谈。这种书里，死亡率往往就很低，比平均数字要低。原因就在于，随便找一人，最大的可能性，自然是找到那些伤亡很少的部队里的人，几乎死光的部队的幸存者，一共也没几个，哪儿那么容易碰上啊！

两类都有片面性，要了解战争的全貌，就得互相参照着看。
大饥荒也是如此。

：【宝应事件】三年大饥荒，“鱼米之乡”江苏宝应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回忆：“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总数的6.2 %。绝大多数是因为缺粮而饿死的。宝应的惨剧，是由于大跃进中那套左的错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



[ 本帖最后由 qiongao 于 2011-10-30 10:10 编辑 ]

杜斌新编《毛主席的炼狱》一书中收录了一张“父食子”的照片，父亲刘家远双手被铁铐紧铐，站在墙边，身边是一具被他解肢剖肉的他儿子的头和骨架，还有一铁锅胡萝卜炖“人肉”。刘被枪毙前，执法者给他和儿子的遗骸拍照存档，成为大饥荒年代人食人的罕见历史见证。这大概也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父子照

因为饿死发生都比较集中。。。绝户的很多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著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 日，毛公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8）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9) 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10)


话虽这样说，毛毕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些心虚了，因而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不着痕迹地“纠偏”、反左，从而把经济政策悄悄地扳回正常轨道。然而，彭德怀出现了。彭的《意见书》虽然委婉却认真指出了大跃进的问题。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给会议。当时在庐山的中共高干，.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的占多数。这就极深地刺激并惹怒了毛。在他看来，这是对其权威的挑战，也就是对其权力的威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突然袭击，发动猛烈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在他的帝王式的要挟下，庐山会议就此转向反右，而彭德怀的《意见书》则是其“导火索”。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是要表明他对“ 正确性”的垄断权，任何人不容置喙。为了自己的权威与权力，他坚持恢复祸国殃民的政策，哪管饥民相食，饿殍遍野。


据毛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饿死人的絶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一九六０年二月，国务院中共中央派到河南信阳的调查组就已发现，该地饿死的人高达百万。


对大量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反应是硬着头皮顶住，然后指鹿为马，竟敢于谎称饥荒的原因是：“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1)


毛在1960年3月，中国饿死人最严重的时刻，他在杭州会议上还要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在那怨声载道的岁月，毛对自己的名声极其敏感，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档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他采取进攻姿态，大讲阶级斗争，居然正式把饿死大批同胞的大饥荒最后正式归结为子虚乌有的“地主阶级复辟”，(12) 而广大的地主们，此时正奄奄一息坐以待毙呢。很显然，在毛泽东明明清楚已经饿死人的情势下，他的“硬着头皮顶住”和“指鹿为马”，就是故意制造死亡。


同时，正如贝克先生在其《饿鬼》一书中指出的：就是在饥饿高峰的“一九六０年，中国当局相继邀请一些国际“友好人士”访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中国政府精心照顾下周游全国。他们访华后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发生饥荒，没有人饿死．．．．．．。” 贝克说：“中国政府严峻而轻蔑地拒絶了一切援助，甚至也拒絶了一些中立的国际组织，如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中国红十字会致电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称：．．．．．．‘在我国没有发生饥荒。’这正是毛的旨意。在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毛竟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13)。毛竟然如此封锁信息以谎言杜绝国外以粮食援助濒临绝境的饥民，无以名之，我们只能如实地称之为是不折不扣的 “故意制造死亡”。


因此，就连马思乐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毛个人的政治考虑，最终证明要比农民的生命具有压倒性。正是在庐山会议上，毛坚持要清洗彭德怀，而且，仿佛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他坚持恢复被彭所批评的激进政策。主席本人早先曾经批判过的‘共产风’，重新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巨大的人类惨剧，毛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14)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 (15) 这种残酷，难道不能与卡廷事件中斯大林杀波兰军人相媲美？


斯大林杀人也不过如此。他杀死了大批白俄以及苏联的高级军官和干部，毛泽东同样杀死了大量国民党军人和共产党干部。这两种屠杀之罪无分轩轾。而最为世人切齿痛恨斯大林杀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与毛泽东明知饿殍盈野，仍铁石心肠坚持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暴政，坚不开仓济民，坚不允许逃荒要饭之赐死，二者的残忍也是相当的。

59年3月25日上海锦江饭店绝密会议记录，毛泽东下令征购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创记录高。毛说：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能吃饱。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9]，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1]，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 [19][20]，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21]。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22]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23]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皆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24]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25][26]

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7][8]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华裔女作家韩素音

除了饥荒的直接责任人以外，这批自愿上中共的当，宣称没有饥荒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才是最该死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看见西方左翼，就想问候他们的女性家属的原因。

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非正常死亡、死亡人口数量等方面，都存在着广泛争议。既有认为完全不存在非正常死亡的观点，也有认为死亡人数逾4000万的观点。中国政府方面，截至2011年，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数。学术界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在支持存在大规模非正常死亡观点的学界中，即便是最保守的说法，也超过了1000万^[36]。

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

今天，在中国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37]。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北大学者孙尚拱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38]：1961-1962年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4400万人。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科尔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40][41][42][43]}，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44][45][46]，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47][48][8]。 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里面列举了各方观点，结论是从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如果从1958年算起，那总数接近3000万^[49]。

作为一个例子，下表来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42],

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50]。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决定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事宜与中方协商。毛主席知道后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据朝鲜前国际书记黄长烨回忆：他在1958年访问中国，在东北丹东看到许多玉米和高粱都烂在地里。感到很奇怪，就问陪同的中国官员为什么会这样。这位官员回答：明年中国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话音落地，紧接着是被后来的教书称为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

大饥荒时，许多农民意欲逃荒寻活路，各地政府公然禁止，甚至枪决农民，使无数人饿死家中。此行为有中央文件为据，1959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不许农民离乡，安徽凤阳考城大队有农民控诉：“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都不能跑”

日本鬼子来了我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都不能跑

不认清“新中国史”，不把老毛拉下神坛，国人和几十年前一样不会有长进

楼主貌似认为不应片面夸张人为饿死人的现象。

只可惜那些绝户的人不会出来声讨你，那些从不道歉的当权者不会感激你。

你的理解能力很成问题。

我专门来骂楼猪的。
首先，当时饿死的虽然说是全国性的，但地区都比较集中，主要是农村。现在有多少农村人懂上网？你叫他如何发表？城市人死的肯定少，现在说话的都是城市人。这就是为何“死的都是别人家的”。
再次，没拆你楼猪家的房子，是不是就不存在强拆？我现在肚子饿了，是不是全世界都在饿肚子？NND，“两面性”三个字就懂打，但意思就不懂，还来乱喷，少骂点都不行。

你除了会骂人还会什么？
我非得说：全国饿死人的比例，和最严重的地方是一样的，你才满意？
我哪条说得不对了？

[ 本帖最后由 nkpoper 于 2011-10-30 19:27 编辑 ]

如果油价上涨，大家七嘴八舌予以讨伐；五毛就跳出来说：涨得再多才好，让那帮穷鬼开不起车。然后引发大家乱骂，把注意力转移掉。

点一下他的名字，里面没有主题，AV方面有几个回复，关于政治社会的回复只有一条：
ddy1970：
发表于 2011-10-7 22:08          只看该作者
还真有自带干粮上茶馆的？！

这就是毛腊肉的真实思想！你们这些屁民在他的眼里连个屁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