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杨振宁和李政道决裂40周年
先来介绍一下宇称不守恒中的“宇称”。
宇称
假定我们把每一个亚原子粒子都挂上标签：要么是A，要么是B，二者必居其一。现在再进一步假定，一个A粒子只要分裂成两个粒子，这两个粒子要不是统统属于A类，就 必定统统属于B类。这时我们可以写出A＝A＋A或A＝B ＋B。一个B粒子如果分裂成两个粒子，这两个粒子当中总是有一个属于A类，另一个则属于B类，所以我们可以写出 B＝A十B。 你还会发现另一种情形：如果两个粒子互相碰撞而分裂 成三个粒子，这时你就可能发现A＋A＝A＋B＋B或A＋ B＝B＋B＋B。 但是，有些情形却是观察不到的。例如，你不会发现A ＋B＝A＋A或A＋B＋A＝B＋A＋B。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好吧，让我们把A看作2，4， 6这类偶数当中的一个，而把B看作3，5，7这类奇数。 两个偶数相加总是等于偶数（6＝2＋4），所以A＝A＋ A。两个奇数相加也总是等于偶数（8＝3＋5），所以A ＝B＋B。但是，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之和却总是等于奇数 （7＝3＋4），所以B＝A＋B。 换句话说，有些亚原子粒子可以称为“奇粒子”，另一 些亚原子粒子可以称为“偶粒子”，因为它们所能结合成的 粒子或分裂成的粒子正好与奇数和偶数相加时的情况相同。 当两个整数都是偶数或者都是奇数时，数学家就说这两 个整数具有“相同的奇偶性（宇称）”；如果一个是奇数， 一个是偶数，它们就具有“不同的奇偶性（宇称）”。
李政道其人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当时他只有大二的学历（在浙大和西南联大各读了一年），但经过严格的考试，竟然被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录取。3年后便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辨，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1956年30岁时便升任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从副教授到正教授，只用了1年的时间。
李政道30岁就升任哥伦比亚大学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1957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年仅31岁，是诺贝尔奖有史以来第二年轻的获奖者。
两人的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在《李政道传》一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各执一词
之前关于两人争执的情况，当然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 “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下面一段文字摘自《中国人一定要知道的真相：杨振宁和邓稼先》
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先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注：此为原作者误把另一个同名的李政道误以为物理学家李政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
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 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 的 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在李政道的建议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科研基金。
李政道设立的CUSPEA计划，让无数大陆的青年学子，有机会到美国一流大学深造，可以说，中国科技大学今天为什么那么容易申请出国留学，基本上可以说李政道博士做了最大贡献。中国科大的学生，在李政道博士的计划中，占了最大的比例，都是进入到美国名校，为中国科大出国留学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没有李政道的计划，情形可能会差很多。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在出国方面，也受益于李政道的计划良多。
李政道为了帮这些人联系学校，写推荐信，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有一个报道提到，这至少占了他很多年的时间每年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我想可能还不止，因为想想可知，为了联系这么多人去美国名校，凭他个人之力，一定常年累月都要思考相关的问题，或是有学校或学生因各种事情找上他。而作为计划的发起人，不可能不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