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看完这个片子快凌晨两点了，关掉播放器后感觉头皮一直发麻，好想手边有包烟，让我抽出一根来，让我吐出一个烟圈。躺床上闭了眼却也久久难以入睡，感觉有好多话要奔出喉咙，却不知从何说起。 被影像弄得辗转反侧对我而言已稀松平常，而这一次愈显震撼与沉重。
《上
访》，是导演赵亮花了12年时间拍摄的纪录片，内容聚焦在了上访的人群上。以往在报章上已经见过太多太多有关上访的文字，有时甚至到了麻木的地步。但文字
终究不是具象的，我们不知道新闻的当事人当时是怎样的表情，控诉时是怎么的口吻，哭泣时是怎样的眼神。甚至连他们的穿着我们都不知晓。而这一次，影像杀出
来，太粗鄙太真实太庞大，像一块巨石扔向你，而你发现没有多余的空间让你逃脱，只能让顽石压制身躯。
影片中拍了形形色色的上
访者，来自五湖四海说着不同方言，因为下岗失业、房屋拆迁、司法腐败等等问题而集体涌向萎大祖国的首都，最后讽刺地筑起了一个“上访村”，一个被高楼大厦
冷酷拒绝，被高架捆绑的村落。
生活的艰难已经无需赘言，电是稀缺的，水是稀缺的，睡眠的空间是有限的，而白天，被汽车尾气包围，夜晚，被狂烈的冷风掠过。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还要天天去寻找公平、寻找正义，去获得一点点安慰，而往往结局是被严拒，被驱赶，甚至被殴打。而看起来，他们从未想过要放弃。一
边看电影里不断闪回的黑夜我一边自嘲:中国人的命是那么硬，却又那么贱。
就像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上访其实是维权通道里比较特
殊的一种情况。一方面它是矛盾的集合体，各种伤痛、苦难会交织在一起，成为一纸诉状，投向官方，地方不行，那就上中央。
另一方面它又把希望寄托在了官方，它仍相信政府会来解决他的的问题，会给他答案，而不像其他的以极端的方式（甚至抛弃生命）来获取自己的权益。
这便形成一种痛苦的对峙，牺牲了时间、工作、亲情，你会愿意等待一个似乎没有终点的结果吗？
影片中最让我寒心的一幕，一对上访的夫妇，来北京已经有17年了，最终因为上访无果而选择卧轨自杀，镜头拍到了被碾碎而散落四处的尸骨，一块头皮，半个手
掌。如果说海子的卧轨还多少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那这对夫妇的卧轨，其实是这世间最绝望的冰凉。 火车依然穿行如往昔，血迹也会消退，但痛苦依旧。
更让人忧心重重的是来自地方的“精良截访部队”，而就现实的情况来看，这部队愈演愈烈，截访手法也层出不穷，招招致命。地方对矛盾的调合显然失去了理性与智慧。
影
片另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跨进新世纪那一年，当全中国人沉浸在除夕佳节的喜庆氛围中时，有几个老人，坐在一条长凳上，在寒风肆虐的空地上，对着前方不远
处的一台破黑白电视机收看春节联欢晚会。信号不好，图像模糊，而主持人们口中说的节日祝词也变得虚弱与飘渺。繁荣与祥和从来不是拿来歌颂的，它应该是你我
走在大街上看到所有人轻松的表情、灿烂的微笑，真诚的谦和，它会自然而然从你我身体里散发出来。我当下意识到，那一年的除夕夜我在干什么？
受了冻还是饿了肚子？ 从来没有。
从小到大我们被告知被教育：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所有人。但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富起来的人绑架了权利和利益怎么办？ 社会缺失了公平，产生了矛盾怎么解决？
看完这片子让我一下子想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困惑，我不仅怀疑这个世界，更怀疑自己。我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中国人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每一个具体的中国人的命运到底被怎样安排着？我对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度的人们真的了解吗？
但
我想，至少还有人在努力着，昨天是个好日子，因为敏感词获得了敏感词。可能很多人认为这又是一次西方世界的一处政治秀，但我不在乎，因为身处围城的我们，
知道自己想要的什么，渴望的是什么。还有更多人在努力。科学智慧的土壤才能孕育坚强自省的花儿、蝴蝶，乃至云朵。我期待更美好的未来，不仅我们这一代，更
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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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赵亮访谈
记者：国际版与国内版（导演版）有何不同？
赵亮：国际版浓缩得厉害，很多事没点透。国内版五个小时篇幅，还是很细致的。我觉得这个影片国人会更爱看。
记者：片子剪出来了，但主人公故事还没完，接下来还会继续拍吗？
赵亮：这个已经伤着我了，身心受到很大的压力，太痛苦了，后来有一段我再去上访村都不拿机器了，即使再好的素材也不想拍了。
记者：为什么痛苦？
赵亮：拍摄过程很煎熬，拍摄和制作从来没有给过我快乐。上访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距离，那些上访者的生活太不正常了，不上访至少能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
记者：你觉得他们不上访会更好？
赵亮：有些人他没办法放弃，因为只有这条路能寻找希望。也有人已经上升了精神境界，这些精神是在泥土层里升华起来的，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但一些理念容易在头脑干净的人中产生。
记者：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赵亮：像老潘，就是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来到这里，在家里生活没有作为，他想产生意义。新一代上访人会考虑经济利益，但老一代有精神追求，要求促进当代的法制建设，获得经济补偿之余，他们更希望维护社会公平。现在的上访主要以经济手段作补偿，像老韩，不给钱我就不走。
记者：关注这个群体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对上访有什么认识？
赵亮：拍《上访》相当于上了一个社会大学。每个时期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可从访民的结构状况中折射出来。比如近些年国企改造出现的下岗问题，城市改造带来的房屋拆迁问题，当然司法腐败造成的侵权也是上访来源。
记者：艺术家跟政治的关系很微妙，你怎么把握这种关系？
赵亮：艺术家的作品就是他思想的呈现。我是个简单直接的人，周遭的环境对我有最直接的影响。我通过纪录片表现周围的事情，之后才会考虑它表现的形式。如果你做一个作品跟你没关系，那很不真诚。
记者：你的作品，无论是《罪与罚》还是《上访》，冲突性都比较强的，你的选题标准是？
赵亮：我不说我关注政治，但我关注民生。我不太喜欢拍风花雪月的故事。纪录片能够承载历史，在中国当代，它的纪录功能还是能体现民生的。
记者：同样题材，你的拍摄手法和呈现方式和别的导演有什么不同？
赵亮：我不太主张拍新闻的感觉，艺术还是应该优雅地表达。如果拍摄手法能传达出电影本体的语言，艺术语言的魅力会更专业。现在很多艺术品良莠不齐，如果只为了谋生，我觉得比较卑劣，像前两年搞当代艺术的一些人。
记者：有人批评《上访》视觉过于单一。
赵亮：我可能会更注重情感式的表达。上访村确实有精神病人，但可能几万人才有几个，几十人里头就提一个的话，比例就提高了，会误导观众。这个事情没有绝
对的客观，选择素材和人物肯定融入了导演自己的价值观。我不喜欢拍摄者只是看，像动物世界那样，摄影机和动物没有交流。拍记录片最大的特点是在消耗自我，
因为你在陪别人生活，自己的生活被放到了最低的位子，这个代价非常巨大，如果还要拍我不喜欢的人，代价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