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在《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文章里面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我 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是我在台湾访问时发生的故事。2004年台湾邀请我去访问，并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答应让我在台湾免费观光旅游15天。当时我提出来，做完演讲之后，你们给我一张地图，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们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们说没问题，台湾你可以随便看，老百姓想什么你可以随便问。
做完演讲之后，他们就开着一辆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见到台湾老百姓我就问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们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说，到法院去告他们，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审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们没有合同拆了我的房子，他们错了，必须赔。再说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说假如发生这样的事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找议员去告他。我们的议员来调查，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就完了，都得引咎辞职。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样的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后就会很兴奋地就赶过来，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样的事情，他不单可以当县议员，可能还会当国会议员。但是我不甘心，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次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的，当他拜票来的时候我会用脏水把他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就得出这么个结论。今天我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还问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我到过很多国家，问了很多人，基本回答都差不多，基本结论逻辑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我只讲台湾？因为台湾和大陆有同样的文化，或许西方的制度不适合中国，我们不是一直在强调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人骂马英九了，实际上，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到镇里下馆子，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是和谐的？首先，要有明确的产权。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能既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我们哪个农民敢说我的土地谁都不能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总之，我们没有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东西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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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hja403 于 2010-6-30 20:32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