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广东的昆虫学家＿胡经甫
一位广东的昆虫学家＿胡经甫
中国生物学家。广东三水人。1896年11月21日生于上海，1972年2月1日卒于北京。1917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学系，获理学士学位。1919年在东吴大学研究院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昆虫学系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1949年历任南京东南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北平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1933和1941年先后应聘为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生物系客座教授。1946年获湖南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兼任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员、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中华海产学会会长、中国动物学会会长、北京博物学会会长和《北京博物学杂志》总编辑等职。1949年后在共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任一级研究员，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委员、编译局科学名词编审委员会委员和总后勤部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他是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
他任燕京大学教授长达23年之久(1926～1949)，有杰出的教学才能，深受学生欢迎。他教过的学生多数已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如徐荫祺、陆近仁、刘承钊、林昌善、张宗炳等）。由于东吴和燕大当时都开设医学预修系，他在医预班教过的学生，有不少成了著名的医生（如邓家栋、吴光、祝海如、谢少文等）。他在1916～1949年间曾发表水生生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昆虫学著作86篇。他在1923年发表的博士论文《
翅目（叉 属）之形态解剖及生活史研究》，为中国昆虫学早期的优秀著作。1936～1938年发表的《中国
翅目昆虫志》总结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描述本目昆虫139种,凡5科、4亚科、32属和3亚属，全文225页，图629幅，为中国石蝇研究的权威著作。1935～1941年出版的《中国昆虫名录》共6卷、4286页，含中国昆虫25目、392科、4968属，共20069种。此书网罗全世界有关中国昆虫的记载,列示每一虫种的分类地位、地区分布、同物异名和文献出处等，为研究中国昆虫提供了最基本的查考资料。他为此书在1933～1934年利用出国讲学的机会，亲赴欧美七国（英、法、比、德、瑞士、意大利和美国）考察核对有关中国昆虫的模式标本和原始文献。全书几经修订，历12年才完成，为20～40年代中国昆虫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49年后他集中力量从事医学昆虫的调查研究和人才培训。1952年因参加反细菌战工作曾获中央卫生部颁发的爱国卫生模范奖状。1964年因科研和教学成绩卓著而在军内荣立三等功。主要编、著还有《中国水生昆虫》(1932～1935)、《无脊椎动物学》(1931)、《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合编）(1962)等
最近收到有关胡先生的一点儿东西，使我对胡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网上找了一个胡先生最全的说明，才解开了“医师”这个头衔的秘密。
胡经甫，昆虫学家，教育家。中国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早年在襀翅目昆虫研究上做出开创性的成果，赢得海内外的声誉。４０年代完成的 《中国昆虫名录》，在中国昆虫研究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晚年投身于医学昆虫学和军事医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参与完成了第一部《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为填补我国医学昆虫学的一些空白领域作出了贡献。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和医学人才。
胡经甫，原名宗权，笔名胡烈。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１日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广东三水县，父母生６子，经甫排行第五，全家生活靠父亲教书收入维持。其父毕业于香港皇仁学院，早年因不满旧式家庭只身外出，先后在厦门、上海等地教英文，曾在梅溪书院任教。胡经甫出生次年，其父４０岁就任苏州沧浪亭省立高等学堂英文总教席，举家迁姑苏安居，因而他自幼在苏州长大。１５岁前，他受父亲的严教善导，在家学习了四书、五经、诸子文选以及中外史、地和数学，尤其是受到良好的英语训练，以致能顺利地阅读英文《莎氏乐府》、《天方夜谭》和多种文选，并能进行中英文互译，英语会话流畅。１５岁那年，他以同等学历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３年级，同年苏州高等学堂停办，其父退休回上海定居，他单独留在苏州上学。两年后，即１９１３年，直升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１９１７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读研究生，１９１９年毕业，获硕士学位。他在苏州求学期间，半工半读，艰苦奋斗，为了减轻父母负担，还将幼弟带到苏州上学，极力供助幼弟至大学毕业，显示了刻苦勤奋和孝悌的品德。
胡经甫既是孜孜不倦学习的好学生，又是手脑并用，热情参加各种业余活动的活跃青年。当时教会学校盛行童子军训练，１９１５年夏，学校选派他去上海参加童子军短期训练，回校后连续当了四年的童子军“军长”，在同学中享有威望。他在东吴大学生物系受到全面的专业训练，常野营露宿采集各类生物标本，并专修了动物学、植物学、藻类学、昆虫学、生物技术及拉丁文、德文等课程，均取得优秀成绩。在读研究生期间，曾在东吴大学的学术季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苏州的水蚤》。
胡经甫在完成研究生学习前的青年时代，已经打下了良好的科学文化基础，掌握了可供广学博览的语言工具，更培养了规范、严谨的学风，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畏艰难的意志。取得硕士学位后，他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讲师，不久即通过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的考试，并于１９２０年秋东渡太平洋，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以２０个月时间修完博士生课程，撰写了当时世界最好水平的襀翅目形态解剖及生活史的研究论文，显示了中国学者的才华，获得博士学位，受到广泛赞誉，并获得自然科学ＳｉｇｍａＸｉ金奖钥匙。此后，２６岁的胡经甫就满怀以科学振兴民族的心愿回国。自１９２２年９月至１９４９年６月间，先后历任东南大学农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和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他曾被选任美国寄生虫学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会员，中华海产生物学会会员、会长，中国动物学会会员、会长，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等职。他以其卓越的教育和科研成就，成为享誉中外的生物学家和生物学教育家。
胡经甫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１９３３年９月曾应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昆虫系的邀请，受聘为客座教授前往讲学。１９４１年再次出国讲学途中，遇珍珠港战事发生而羁留于菲律宾的马尼拉，此时他已４５岁，在危难时期又立志学医，就读于菲律宾大学医学院，４年中读完了医学课程。１９４５年回国后完成了医生的实习期，取得了湘雅医学院的毕业证书。这是他第二次大学毕业。此时年已４９岁。由于胡经甫兼具生物学和医学两门学科的坚实基础，因而在任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的同时，还兼任清华、燕京二大学的校医，并先后为东吴、燕京二大学开设的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医学预修系执教，因此有不少名医曾是胡老的门墙桃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胡经甫在北京个人开业行医。１９５１年后，胡经甫欣然应聘到军事医学科学院任研究员，从事医学昆虫学的研究工作。１９５４年应中国科学院之聘任中国动物图谱编辑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５年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同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日，不幸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于北京。
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开拓者和教育家
胡经甫自１９１７年从东吴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一直在生物科学的教育和科研园地辛勤耕耘，以其卓著的成就，表明他不愧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开拓者和教育家行列中杰出的一员。在他大学毕业的那年，他发表了《生物学与中国之关系》的评述性论文，表达了他立志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心愿。他在文章中写道：“反顾我国，生物一科罔无所知，非惟不足以利物而用之，反受制于物，以致财源内溃，金钱外流，生计维艰，乱机四伏。”从而列举研究生物学的八大利益，以精炼的词句，阐明了植物保护、良种选育、寄生害虫防治以及森林、人口等重大生物学问题和开展研究的利益所在。如“研究生物学，然后可以鉴别良莠之种，与其选择方法”，“研究生物学，然后可知森林之利与兴办森林之法”，“研究生物学，可以知害虫之害与绝虫之法”等等。他针对当时“吾国生物学程度仍在幼稚时代”的状况，表示“以提倡生物之学，振兴实验……为一己社会服务之责任”。强烈呼吁“窃愿吾人咸以生物学为有用之科学，而重视之，学校咸列生物学于学科正宗之列，社会咸注重生物学之研究与实验，政府则以生物学之实用施于行政区域”，以“福人民、利社会、巩国基”。这在当时是向社会倡导生物科学的杰作，对于我国生物学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促进作用，显示出一位开拓者的高瞻远瞩。
胡经甫不仅呼吁社会重视生物学的发展，而且在困难的条件下，勤奋努力，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发展中国的生物科学。自１９１７—１９２８年间他不仅刻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而且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实地研究，与老师祁天锡合作完成《中国淡水海绵之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内容丰富的淡水海绵研究论文１４篇。他在出色地完成教学、科研的同时，还热情地参加“中国科学社”在国内提倡科学的活动和生物学界的学术活动。１９２４年夏，清华大学开办“中学生物教员补习班”，他欣然出任主讲人；此外他还积极参预组织“北京博物学会”等活动。当时他与老友秉志博士在国内生物学界齐享盛名，因胡经甫在北京，秉志在上海，被时人誉为“南秉北胡”，受到学术界的尊崇。
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胡经甫在燕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授长达２３年，在教学和科研中都做出了卓著成绩。他的文化基础、专业知识和语言才能在教学中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编写的讲义，取材新颖，内容充实，很受学生欢迎。如他写的《无脊椎动物学》和《无脊椎动物实验》等，均被视为当时国内优秀的大学教材。他讲课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富于吸引力，他的黑板字和手绘图表，均清新悦目。指导学生实习，联系实际，生动活泼，使学生印象深刻。他对学生一向诚恳热情，有求必应，百问不厌。他先后在四个大学任教，为我国生物学界、医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老一辈的科学家中，不乏其门墙桃李，如吴光、徐荫琪、陆近仁、何琦、邓家栋、祝海如、刘承钊、谢少文、赵修复和林昌善等著名教授皆出自他的门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经甫在为部队培养高级流行病学师资的教学中，或在全国自然疫源地调查的培训教学中，都是一丝不苟地编写教材，亲自带领助手到野外选择实习场地，指导学员野外实习。在编写我国第一部《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的过程中，他不仅亲自承担了关于白蛉、蠓、蚋和虻四章的编写，还针对参加编写人员经验不足的情况，热心讲解有关专业知识，并为大家先写出样稿，实施具体指导，改稿、审稿都十分认真，反复推敲，直到科学内容和文字表达上都满意为止。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周围的年轻同事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胡经甫在晚年为军内外培养了许多医学昆虫专业人才，其中多数已成为医学科研和卫生防疫战线上的骨干。特别是在他的极力倡导和直接指导下，为填补我国医学昆虫学中的空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经他指导的学生中，有的已成为蠓科和虻科研究的专家，使我国长期空白的领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胡经甫还十分注重基础技术的发展，他不仅善于亲自动手制作各种实验器材和模型，还善于组织人员共同开发。他在东吴大学任教期间，创办了“东吴生物材料处”，与技术人员一起共同制作各种动植物标本，供应大中学校生物学教学与科研应用。由于标本种类丰富，制作精美，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受到生物学界的欢迎。
为中国昆虫学发展树立了历史丰碑
胡经甫于１９２２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了《襀翅目（叉襀属）之形态解剖及生活史研究》的博士论文，这是一篇昆虫形态解剖学的力作。在这篇论文中，以叉襀属的代表种Ｎｅｍｏｕｒａ ｖａ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ｉａ为模式，从外部形态结构，内部解剖全面地描绘了骨骼、神经、消化、循环、排泄、呼吸、肌肉、分泌、生殖等九大系统，其中对头胸骨片、口器、外生殖器的描述尤为详细。对肌序结构的剖析与组织切片的显示，均十分清晰生动。与此同时，他以难有的毅力，不分昼夜与寒暑，持续全年在自然条件下实地观察，对其个体生态和生物学特点，作了系统研究，从而发现该种襀翅虫稚虫期９个月内，有２２个龄期，并记述了成虫羽化、交尾、产卵等行为特征以及幼期的栖息、活动、取食、休眠、寿命，以至天敌和体外寄生虫等都作了详尽的记载。这项成果是把分类、形态、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系统研究的一个范例，在当时具有世界最高水平。回国后，他对中国襀翅目昆虫进行调查研究，１９３８年发表了著名的《中国襀翅目昆虫志》一书，系统总结了中国的研究成果，描述了襀翅目昆虫５科、４亚科、３２属和３亚属的１３９种，全文２２５页，图版７４页，合计插图６２９幅，这不仅是中国襀翅目昆虫研究的里程碑，它与《襀翅目（叉襀属）之形态解剖及生活史研究》一文一样，同是襀翅目昆虫研究的世界权威之作。
在上述论著中，显示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基础，敏锐的观察能力，严谨的学术风范，精湛的实验和绘图技术。胡经甫一生坚持研究，直至年过花甲，在视力甚差时仍然亲临现场，亲手绘图。
在中国昆虫学研究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胡经甫的《中国昆虫名录》巨著。这部专著于１９３３年完成初稿，１９４１年全部出版，共６卷，４２８６页。这项浩繁的宏伟工程，作者自１９２９年起着手编写，历时１２个寒暑，常年累月，查阅了浩瀚的文献资料，编制了难以计数的卡片，倾注了大量心血，广征博引，仔细核实，并远涉重洋，遍访美、英、法、比、德、瑞士和意大利等国有关的博物馆，查对有关中国昆虫的标本和资料，历时一年回国，才最后修订定稿。此后，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帮助，于１９４１年将６卷巨著陆续出齐。此书首次以现代生物科学分类学的理论对中国昆虫作了系统、全面整理，记载了见于我国的昆虫２５目，３９２科，４９６８属，共２０，０６９种及其有关文献资料。在此书编著过程中，胡经甫家庭连遭不幸，幼子爱妻相继病逝，给正当盛年，潜心于科学研究的胡经甫以沉重的打击。他也曾一度感到“心力交瘁，万念俱灰”，但为了科学事业，为了给中国的昆虫学研究铺上一块坚实的基石，他强忍悲痛，坚持完成了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编修校订工作，做到全始全终，克底于成。当我们追忆在那连年秕政，民众贫穷的旧时代，依靠科学家自己和他的少数学生、助手的力量来经营这样的宏伟工程时，对他的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仰瞻由胡经甫树立的这块丰碑，它不仅是一份厚重的科学遗产，也是激励后人为科学事业坚韧不拔而献身的精神财富。
１９５３年胡经甫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后，他已年近花甲，体力视力不佳，仍然孜孜不倦地亲身参加各项研究工作。在组织开展全国医学昆虫相的调查研究中，他带领青年学生和助手，言教身传，到辽东半岛和中原腹地进行调查。后来又参加我国第一部《中国重要医学动物鉴定手册》的主编工作等，继续为国防建设做贡献。
为民族振兴奋斗的爱国科学家
胡经甫秉性耿直，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科学家。大学时代，他在１９１７年发表的《生物学与中国之关系》一文中就提出：“观乎今日２０世纪世界之大势，可知改革、竞争、进化三者与全球各国政府社会人民所倾注。”“维我中华虽云文化开韧最早，然中更数千年之秕政，民智遏塞，举凡泰西各国政事学术，吾人多未见闻。”表明了胡经甫对遏塞民智的“秕政”的不满和要学习现代科学以振兴民族的心怀。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东吴大学同学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也发动了罢课和游行示威，但遭到校方无理压制和威胁。同年５月１４日东吴大学同学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所在地召开校友、学生和家长联席会。胡经甫以同学会会员、研究生兼助教三重身份，被选为学生会总代表，回苏州与学校当局谈判。当时有可能为此而丢掉硕士学位和饭碗的危险，但他不顾个人得失，在广大学生、校友的支持下，义正辞严，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学校接受了学生的条件，完成了同学们的委托。
胡经甫成为兼具生物学和医学的著名科学家时，４０年代国民党曾多次威逼利诱，甚至派专机接他出任国防医学院医学前期教育主任，都受到他的断然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人串连京、津大学教授搞所谓申请美援签名运动，以及动员他当国民党副总统顾问等，他也不为所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当时他虽在个人开业行医，却欣然应邀担任了区保健站站长，负责指导区内的爱国卫生运动。抗美援朝期间，他又满腔热情加入了反对细菌战的专家行列，进行有关调查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会议上荣获“爱国卫生运动模范奖状”。这些事例的对比，显示了这位科学家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
１９５３年，胡经甫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后，他除从事医学昆虫学的研究工作外，还受聘兼任了不少其他职务，科研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都以饱满的热情，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他的职责。尤其在医学昆虫学的研究中，以实事求是的学者风度，不摆架子，不争名利，不因年老体力视力不佳而稍有懈怠。
胡经甫作为一位爱国的科学家，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为我国生物学和昆虫学的发展铺垫了一块块路石，中国的昆虫学工作者将常仰望着他建立的丰碑不断地开拓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