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总结

来自河蟹娱乐

正月十五，央视添堵，预示今年，难以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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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佩服不已

这4字句的打油诗对仗工整，实例充分，绝了！

其中一句，春晚播出，人民当家，中华民主！

[轉貼]2009年十大最值得重温的评论
作者：时代周报   发布时间：2009-12-26    阅读次数：2287次

在一个速朽的时代，写作已然是一种行动。这些学者或传媒人以其桀骜的坚韧保持了面对公众写作的激情，不厌其烦地传播着常识，与流行的种种谬误作战。他们是一大批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动者，而不仅仅是这里有限篇幅列举的十个。如果你在过去的这一年里，没有来得及好好地获得知识与真理的浸润，那么，至少可以从这里的一次小小总结提示的路径，去重温那些值得记取的声音和它们背后的那个孤独的写作者。  

　　1、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  
    《南方都市报》社论 2009-04-15  
　　摘要：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  
　　入选理由：从响应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完美延伸到对公布震亡名单的呼吁。舆论监督和政府的契合点或在于：在理性思维和建设性监督之下，政府如果宣告了某种规划或理想，我们有让他履行并达成的权利和义务。 (特邀点评人：冒安林)  

　　2、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徐贲 《南方周末》  2009-04-29  
　　摘要：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9年，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入选理由：旅美学者徐贲以其海外观察的视野，写作了一批对中国颇有启发意义的文章，这只是其中一篇。文章视角从细微处入手，却事关公民素质、公民理性培育。中国的教育问题一直被多方诟病，根源在于我们缺乏有效的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到底该怎么搞，这篇文章给出了参考答案。 (特邀点评人：彭伟步)  

3、天价维稳成本为何降不下来  
    笑蜀 《东方早报》 2009-06-29  
　　摘要：天价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对经济危机阴影包围下的中国经济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价维稳成本为什么就是降不下来呢？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  
　　处于转型期即新旧社会问题交汇期，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这样成了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入选理由：这是一篇探究当下社会治理问题的力作。作者从地方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出发，揭示了转型中国目前的尴尬局面：伴随市场经济成长，我们的社会治理基本制度却在各地频频失灵，地方政府往往只得诉诸非正常渠道即法外解决或曰特殊处理来试图缓解社会矛盾，以至于维稳成本高昂得成了天价，而且还在飙升。作者对社会治理者的告诫极具现实意义：要降低天价维稳成本，就要建立国家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完善法律制度、媒体制度和代议制度构成的国家基本制度。(特邀点评人：展江)  

　　4、天使的倾斜  
    崔卫平 《经济观察报》 2009-07-29  
　　摘要：“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  
　　入选理由：面对引起大众同情的血色事件，思考者崔卫平在这个寓言般的故事中，坚持聚焦秩序而非伦理。她指出，将自己置于一切规则之上的“善”，与不加节制的恶其实处于同等层次，具有同样暴力和破坏性。当下的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引刀成一快的对决和冤冤相报，而崔卫平提醒，无论善与恶，不讲规则，则致暴政；终结暴力的，只能是良好法治。 (特邀点评人：李军)  

　　5、抱怨是一大成就  
    长平 《金融时报》中文网 2009-09-25
　　摘要：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入选理由：长平这篇文章好在他一贯的不抽离，不高高在上，却能以自我反省的角度犀利地点出政府与人民之关系的健康递变。在为人民的“抱怨权”辩护的同时，也善意地慰藉政府不用对人民出于自身权益的怨言感到过度不快。然而，正因为他写得这么好，我才不能不感到一丝悲凉；原来我们抱怨的权利也是要一步步来的。(特邀点评人：梁文道)  

　　6、思想解放的下一个突破口  
    徐友渔 《时代周报》 2009-09-30  
　　摘要：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放开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如果说，30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入选理由：“我们需要回到和考察思想解放的原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命题。原点在宪法规定的保障言论自由或者是十七大文件宣称的尊重“表达权”。什么时候不用再提倡思想解放？不会言者有罪的时候。至于表达权不以说的话正确不正确为前提，更是常识。(特邀点评人：袁伟时)  

　　7、意见充分表达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梁文道 《时代周报》 2009-11-05  
摘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惧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惧来威胁政府。  
　　入选理由：首先要向文道报喜，如他所期待的，广州成了“下一个厦门”，甚至比厦门更令人欣慰——番禺居民反对的垃圾焚烧项目已经停止，番禺区及广州市领导把民众的对话要求看作是公民社会的成长。集会游行示威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很多政府官员一直在害怕这项权利妨碍社会稳定。这篇文章以香港的历史为镜鉴，从事实和逻辑上为这项权利正名，具有重要的价值。(特邀点评人：长平)  

　　8、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秦晖 《经济观察报》 2009-11-09  
　　摘要：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入选理由：秦晖的这篇大作言简意赅。柏林墙的兴建和倒塌是二战后人类命运大搏斗的侧影。祸根是苏联栽下的。与西方占领西德的政策截然不同，苏联把计划经济、专制统治强加给东德。于是，统治者用高墙与机枪对付芸芸众生。在历史洪流冲击下。柏林墙坍塌了。马克思地下有知，必然喟叹：我为之奋斗终生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料播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特邀点评人：袁伟时)  

　　9、屋顶上的悲剧  
    熊培云 《东方早报》 2009-12-03  
　　摘要：自杀式的维权表达，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甚至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入选理由：没有什么比“屋顶上的矿难”更能用来形容2009年年底发生在成都的那起因暴力拆迁而起的不幸事件了。“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看见物权的天空塌了，我们什么都看见了。我们经常这样看见，我们又经常看不见。“矿难”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是时代的新伤痕。谁来治理心灵的“矿难”呢？培云说，有生命就有希望。但愿如此。(特邀点评人：周虎城)  

　　10、一桩难题 一个机遇  
    贺卫方 《财经》 2009-12-07  
　　摘要：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让国民作出错误的选择；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不能容忍异议，缺乏合理的决策程序，压制和平的反抗，最终只能导致国民在两个极端中选择：或者极端地忍受；或者极其暴力性地反抗。  
　　入选理由：贺卫方以法理为基础，敏锐地捕捉到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背后的程序缺陷，又不失时宜地指出了这次事件背后所蕴藏的能够践行审议民主的契机。文章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民主这一命题进行了阐释，指出人民之治与替民做主思维的根本差别。(特邀点评人：杨锦麟)
本文链接：2009年十大最值得重温的评论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2009年12月24日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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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以人权的名义，公开汶川大地震震亡者大名单
2009-04-15 08:41 南方都市报 社论（此文在多數網站已被刪除，原因不明2010-01-0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承诺保障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被羁押者的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同时保障媒体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其中还涉及保障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的人权，为尊重遇难者，承诺对地震中遇难和失踪者登记造册并予以公布。

在四川强震发生后的300多天里，重建过程中传出过负面的行政事例，给全国民众造成了困扰和担忧。普遍的疑虑之下，政府以何种态度对待震区民众的人权，始终成为不曾转移的关切点。生者何所依，死者何所道，国家首次就此公开许诺，终于将尊重人权补充为震区重建的核心原则。虽然只有时间表，尚缺路线图，但在人权的旗帜下，提高了迈向正确方向的可能性。

可也要看到，就在即将迎来大地震周年祭祀之际，仍然没有一份完整的名单，尽数将罹难同胞和失踪者收录在内。震恸尚且不绝，无名伤逝尤其悲哀。姓甚名谁绝非无关紧要，它们的一撇一捺组成人权的基本笔画。因为每一个名字都是生命的象征，像流星指示星空那样，都代表着曾经热烈生长又迅即断裂的生活。任由亡者的姓名埋没，犹如罔顾生民的处境，人权也就无所托付。

将地震受害者与人权画上等号，不是为了将姓名神圣化，而是要强调人权质朴且直击人心的一面。归结到汶川地震，遇难者作为人存在过，也当以人的礼遇接受虔诚的祭奠，循着姓名的线索，才能寄上真实的祈祷。最坏的情形是，若不得不向无名纪念碑低头致哀，或让国民去祭拜大而化之的罹难者数字，那将是谁也不能承受的耻辱，必定会在历史上写下难以消除的羞愧二字。

以国家人权计划为衡量标准，任何将遇难者和失踪者名单作为秘密的举动都是不可理喻的，更违背这一人权行动计划所象征的民众要求。人权计划出台后，为了减少重复劳动，震区的地方政府，应公开已经掌握的名单，并彻查遗漏的姓名。而这些人权名单属于所有民众，可以被自由查阅、获取和传播，也同样可以被自由地查漏补缺。

尽管目前仍然残缺不全，但震亡者与失踪者名录是四川地震留给全体国民的遗产。政府部门曾经强调要对遇难人员进行详细核实核查，收集姓名、籍贯、遇难地点等基本信息，因此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必须分期分批公布，核实一批公布一批。应该承认，核实遇难者名单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甚至会涉及遇难经验教训总结问题，因此在四川地震一周年祭将至之时，公众对于尽快公布遇难者包括遇难学生名单怀有热切的期待，因为这也是灾区重建工程的一部分，是我们公民社会自我治愈的一个程序。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有一些志愿者在四川自发地整理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他们通过网络搜索引擎谷歌、百度提供的无数链接以及公开新闻报道，以电话或亲自拜会当地相关政府部门、遇难者亲属等咨询方式，搜集和整理相关的信息。这既是对政府部门主动行使职守去厘清谜团的压力，更是为落实人权行动计划相关承诺提供巨大动力。尊重接纳社会组织或志愿者团体介入名单的搜集、整理和发布等，而不是以狐疑或排斥的态度看待这些公民以及团队的自发努力，将是落实公民权利法案的最好见证。

强调建立并公开震亡者名单，详实登记他们的性别、年龄、籍贯、身份等，并非为了争取什么权利，只是为了抵制无时不在的遗忘，实现更庄重的纪念。名字体现人权，名字就是悲欢离合，展现往昔的生活片断。由此，呈现他们生前的笑脸，察见那些已然破碎在五月的梦想，抚慰那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痛。在名单的帮助下，地震就不可能真的夺走那些同胞，因为他们留下了一世为人的凭据。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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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说理教育从小学开始
作者: 徐贲   2009-04-29 20:29:47      来源:南方周末

逻辑和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
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在上高中，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向我询问如何准备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写作考试。谈到说理文时，我特别提醒她，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写作时要分析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逻辑、说理地一一应对这些理由，方能证明自己观点合理。不顾及不同观点的说理文，得分都在5分制的3分以下。

对于美国高中生来说，这样的说理要求是他们从初中时就一直强调的。说理是双方对话，不是自说自话，必须以逻辑、说理为交流基础。美国学生一般11岁进初中一年级 (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初中3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共说理的部分。说理的内容反复出现，因为逻辑和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的准备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 (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 这是首次提出“说理评估”的要求，初、高中阶段一直继续延用。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如“林肯是美国总统”。而“看法”的陈述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如“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圆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八年级要求的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

例如，八年级课本中收有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一篇作品，同时附一篇含有说理谬误的评论，评论写道:“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教师会告诉学生：这里犯了“普遍泛论”的谬误，常见的泛论表述法包括“每个……”、“所有的……”、“大家都……”、“总是……”这一类用词。评论还写道:“自己精神没有问题的作家是写不出这种故事的，不然爱伦•坡又如何能体会什么是疯狂。”这里犯的是“虚假对立”的逻辑谬误（要么“疯”，要么“不疯”）。其实，作家写疯子可以运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疯子不可。评论再写道:“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是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对方的话，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public documents），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在美国学校里，从高小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9年，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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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天價維穩成本為何降不下來
笑蜀   2009-06-27 15:01

學校停課，客船停航，旅館停業。直到鄧玉嬌案判決公佈，巴東這種接近戰時狀態的所謂“穩控”才告段落。據一位巴東官員介紹，如此“穩控”，當地政府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這對老少邊窮的巴東顯然是天價成本，難以負荷。

巴東事件剛剛落幕，江西南康、湖北石首又爆發較大規模的群體事件。自然，也要不計代價地“穩控”。

中國的行政成本之高，早是眾所週知。社會矛盾和衝突的高發，尤其群體事件的此起彼伏，更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多了一個同樣不斷攀高的維穩成本。

目前還沒有權威的全國維穩成本統計。但僅就部分地區的情況來看，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維穩經費相當於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為普遍現象。

上海金山區1996—2006年政法總投入124609萬元，佔財政總支出的5.6%。財政撥款年均增幅17.34%。

廣州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比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要多出許多，為此遭致廣州市人大代表的強烈質疑。

如果說上海廣州皆屬經濟發達地區，天價維穩成本尚能支撐的話，對於經濟並不那麼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天價維穩成本就不免令他們捉襟見肘了。譬如湖南津市。該市因政府財力有限，雖然維穩經費在財政撥款中已經佔了較大比例，仍不能滿足需要。無奈之下，只好口中擠食，強令所有財政撥款的行政事業單位壓縮20%的開支，擠出財力保證維穩經費。甚至不惜從每名統發人員的工資中逐月扣錢，撥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確保專業巡邏人員工資的發放。

天價維穩成本已經是沉重的包袱。它最終必然分攤到每個納稅人的頭上，對經濟危機陰影包圍下的中國經濟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危害人人皆知，但天價維穩成本為什麼就是降不下來呢？

原因可以列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則只有一個，即國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靈。推究已經發生的諸多群體事件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群體事件發軔之初，都往往是小事，往往因為拖，最後拖成了大事。而這個拖的過程，往往都是當事人或者受害人求告無門的過程，從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的過程，從只是滿腹冤屈發展到滿懷怨恨的過程。之所以求告無門，無非因為正常渠道不正常，不具備解決相應問題必須具備的足夠權威，因而不能不缺乏解決相應問題的實際能力。

處於轉型期即新舊社會問題交匯期，社會矛盾和衝突的增長已是不可遏制。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會矛盾和衝突一旦發展到了不能不解決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決，特殊處理。而每一次法外解決、特殊處理，都更加烘托出正常渠道的不作為，更加把其他當事人或者受害人引到法外解決、特殊處理之途。法外解決、特殊處理就這樣成了處置群體事件的慣例，國家基本制度被冷落，而越來越邊緣化，越來越失去公信力。

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其基本制度本身就已經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資訊發佈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高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代議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範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只要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麼幾乎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經由成熟的程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專業化的解決，而不至牽一髮動全身，發展為危及整個社會的狂濤巨浪，讓整個社會都付出高昂代價。

所謂維穩成本，總的來說就是法外解決、特殊處理的成本。這是在國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來的成本，而且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複製性，註定其成本之高超乎尋常。這個不正常的成本，無妨看作國家基本制度正常與否的指數，國家與社會關係正常與否的指數。應該承認，目前這個指數不理想。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問題是值得鼓勵的方向，但要能夠通過正常渠道解決問題，先要讓正常渠道正常起來，讓正常渠道作為國家制度上的基礎設施能夠切實地起作用。天價維穩成本證明，這已經是刻不容緩。

[專家博客 笑蜀的博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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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天使的倾斜
崔卫平    2009-07-29

当我们进入“以人为本”的年代，需要进一步追问“人是什么”？人有怎样的潜能和局限性？人在社会与历史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对我们自己的人性进行“深度围观”，也是今天的必要课题。到了对人自己的种种表现深入反思的时候了

一

2008年10月28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用菜刀砍死了老师程春明，随即打电话报警自首，整个过程果断冷静。起因是他认为程春明在自己的女友以及他俩的关系中投下阴影。在回答警方审讯时，他声称杀死程春明的理由是“一是要报复，二是要杀一儆百。老师应当为人师表，老师有不轨的行为，而学校又不处理，只能杀一儆百来解决问题”。所谓“杀一儆百”，听上去颇有正义感，释放了一种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信息。

无论如何，随着付成励手中的菜刀起落，程春明倒地身亡，这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身为老师的那一位再有过失，但肯定罪不该死。然而，这件事情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于，付成励远非一个品质低劣的人，恰恰相反，这位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有着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点，他远离丑恶并嫉恶如仇，他感到不能忍受的是，程春明老师身为有妇之夫，为什么还要滋扰女学生，而且始终逍遥在外？

他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他的质疑是难以回避的。尤其是放在当今社会，一般人们对于各类丑事变得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而付成励表现出来的惊讶、拒绝和执着，超越了我们环境中流行的“规则”或“潜规则”，的确非同一般，成为一种绝响。

这样说，完全不涉及这个案件的司法处理，只是想发掘和辨析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空间：在摒弃付成励暴力残忍行为的同时，却不能完全摒弃他单纯和纯洁的思想，不能完全摒弃他那样一种鲜明尖锐而不是模糊含混的态度。而偏偏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是前后连贯、一脉相承的，甚至不幸也是必然的。

有一个遥远的故事几乎与这个事件构成一种平行关系，具有某种类比性。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借助于它，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来理解眼下这件棘手的事情。

二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作者梅尔维尔（1819—1891），他最著名的作品有《白鲸记》。这本小说最近被再度追捧，因为它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最爱。我们将提到的，是梅尔维尔晚年的最后一本小说《比利•巴德》，薄薄的100来页，在作者去世30多年之后（1924）才出版，很快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法学界、伦理学界、政治学者及心理分析家们热衷的话题。我先是在阿伦特的《论革命》一书中知道了它，随即找来英文版，还曾经与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谈到有意译出这本小书，后来才得知原来作家出版社已经在2003年翻译出版了该小说，更名为《漂亮水手》。

21岁的比利•巴德是个弃儿，关于自己的身世，他只知道曾被盛放在一只篮子里送到一户人家门口，亲生父母是谁一概不晓。他没有接受过教育，几乎不识字，却保持了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干活勤快，身体强健，年纪轻轻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而且长相英俊，“谦逊的漂亮面孔和一种亲切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欢迎，给大家带来和平与恬静。不善言辞更增添了他的魅力。有一次他与人起争执，一拳将对方打翻在地，马上诚心道歉道：“对不起，我一生气就连话也说不出来，只好用拳头来说话了。”对方马上原谅了他。他本来在一艘叫做“人权”号英国商船上干活，1797年英法战争期间，被征到一艘名为“不屈”号的军舰上，就算当了海军。

比利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与其他船员不同，他从来不计较待遇，吃喝都能凑合，干活也很卖力。新船上纪律很严格，犯规者会被当着大家的面打得皮开肉绽，这让比利感到不忍。他格外小心地遵守所有的规定，但是怪事却在他身上发生了，军械师克拉盖特老是想要找他的麻烦。一次船身突然摇晃起来，比利端在手里的汤撒了出来，正好克拉盖特经过，这个居心叵测的家伙奸笑道：“小伙子，干得漂亮才是漂亮啊。”看见克拉盖特笑，其他人也笑了起来。

克拉盖特想出了一个圈套。夜晚一名哨兵将熟睡的比利叫醒，动员他参与谋反，遭到了比利的严词拒绝。船上的人们都在议论：“比利的心底太善良了，根本看不出来克拉盖特盯着他看的时候，眼神有多么邪恶。”接着，克拉盖特亲自在船长面前声称有人鼓动暴动，并说出了比利•巴德的名字。船长维尔不相信，克拉盖特警告他不要被比利的外表所迷惑：“你只看到了他好看的脸蛋。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维尔船长找来比利•巴德询问情况。当着比利的面，克拉盖特继续扯谎试图陷害。比利难以置信，感到莫大的耻辱，小说作者这样描绘道：“比利的脸色苍白，他张大着嘴巴，却只吐出一些奇怪的声音。”而他越想讲话，就越是讲不出来。他伸出拳头，将克拉盖特打倒在地，克拉盖特旋即断气。

维尔船长以严厉著称，但是远非残酷鲁莽，喜欢阅读蒙田的著作，始终像慈父一样呵护比利。他内心当然不相信克拉盖特的鬼话，但是，根据战时法律，比利的行为是“以公然的反叛行为犯下的杀人罪”。同时，“身为军人，是不容许有个人意志的”。结果比利被判死刑，临上绞刑架前，比利喊出的是“上帝保佑维尔船长”。而印在大家心里却是“比利”这个名字。

这个故事很像寓言，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某种力量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结构性的恒久意义。比利•巴德代表了一种纯洁无邪，作者这样介绍：“任何种类的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对他的天性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甚至这位“年轻的水手还没有见过口蜜腹剑之人”，他像个天使，代表着“善”。而克拉盖特是阴谋诡计、堕落邪恶的集大成者，代表着“恶”。威严而仁慈的维尔船长则代表着“智”，他体现着智慧、美德、人间法则、国家理性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细看才会发现，小说中冲突的结构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与通常见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矛盾对立不是在一般所谓善良与邪恶之间展开，以及最后站在善良一边，结局导向善良战胜邪恶，或者在与邪恶的较量中善良进一步呈现自己。该故事将这一切“掉了一个个儿”——对立冲突设置在 “自然”（包括“善良”和“邪恶”这两者）与“人工产品”（美德、制度、社会）之间，前者被看成是有重大缺陷的；因而最终的立场并非站在传统的 “善良”一边，而是将它与邪恶并置在一起，让“善良”同样处于接受审判的位置上。需要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

三

来历不明的比利•巴德没有受过教育，说话结结巴巴，让人无法听懂，最能够表达这个人意思的是他的拳头，这表明他是一个“自然人”，处于“社会之外”，对于这个社会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其中的限制和规则，他所知无多也不感兴趣，他凭着自己善良温柔的天性行事。如果不是遇到了重大险情，他的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得到他自己和人们的双重认可，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而为比利及他人察觉不到的，那个居心叵测的克莱盖特却看出来了：“红艳艳的雏菊下很可能是一个陷阱”。尽管这话听起来非常恶毒，然而结果证明这个家伙是对的。也就是说，在比利温柔祥和的举止背后，实际上非常脆弱，一碰即碎。他未经触动的“善良”实际上没有经过考验，他的“无忧无虑”伴有一种危险的混沌及盲目——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便是不容置疑的，并且一步跨到了头，仿佛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其他的真理和视角。他永远也不需要与人讨论，不需要接受来自其他维度的检验，他本人便恰恰处于世界的中心，是“绝对的”和“根本性”的。

暴力正是由此产生。当他感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理，便以一种不顾一切的方式去捍卫它，让它得到实现，其余一切都不存在。凡是想要阻挡它实现的人或力量都需要让路，需要从眼前拿掉。某种与生俱来的原始性，很快演变为一种压倒性的力量，首先被压倒的则是这个人本人。当比利挥拳将克拉盖特打翻在地之前，他已经被来自自身的某种强大力量所控制，被自己的愤怒和激情所压倒，他的拳头是不由自主的，所发出的力量和产生的结果，会令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肯定不想看到克拉盖特一命呜呼，然而他最终面临的就是这种不想见到的局面。

也就是说，在此人对社会规则所知无多的同时，他对自己身上的这种力量也毫无所知。于是，善良的外衣脱落，暴露了其残忍暴烈的一面。阿伦特是这样概括从比利身上得出的重要结论：“善良因其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它并不温和，而是以暴烈的方式表现自己，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暴力的方式。”将善良与暴力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善良的底部，蹲伏着暴力的源泉，这是一个为人们所不熟悉的、挑战性的看法。

而那个知道比利身上隐藏着骇人力量的克拉盖特，居然也没有躲过一劫，在他所发明的“真理”得到检验之时，也是他付出生命代价之际。这是为什么？阿伦特这样理解作者的意思——克拉盖特同样处在 “社会之外”，他身上的“邪恶”如同比利身上的“善良”一样，属于既不自知也不能自我控制，他一再惹火烧身而不能自拔。如同比利代表“绝对善”，此人代表“绝对恶”。如果说比利是“天使”的化身，那么克拉盖特便是“魔鬼”的化身。在这种同等水平的对立及循环当中，人们所期待的东西并没有出现。

需要有一种能够超越自然力量之上的力量，或者超越于自然力量之外的力量。这正是由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阿伦特用“美德”来称呼维尔船长所代表的那个维度。所谓“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经过训练、打磨、淬炼而来，因而是有所反思、有所自知，是有尺度、有分寸和有边界的。美德所拥有的是一种千锤百炼的光芒。与美德这种“人工打造”的东西处于同一个层面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法律等。它们不如“人类天性”听上去那么有魅力，那么吸引人，但却是一些恒常的、稳固的、触手可及和可以期待的东西。“美德也许没有善良强大，但却唯有它能够化为持久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维尔所代表的是第三种力量，他代表的是“自然”的对立面。

显然这是反浪漫主义的，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思路。梅尔维尔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框架，除了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对于人类心灵洞烛幽微的观察，同时得益于他的时代的馈赠。他自己在该小说的序言中解释自己灵感的起点：这个故事开始的1797年，而当时所有的思想者都卷入了一种危机思考当中：“为什么在清除了旧世界的余毒之后”，“革命本身摇身变成了一个坏蛋，其压迫性比其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小说家所思考的结果，最终与政治学者达成完全一致，这真是非常难得。阿伦特总结梅尔维尔在这个故事中想表达的是：“善良是强大的，甚或比邪恶更加强大，但它与 ‘根本恶’一样具有一切力量所固有的暴力本质，而对一切政治组织形式构成危害。谁要是抱庸常之见，将善良等同于温顺和软弱，势必对此大吃一惊。”对于这种“绝对善”的警惕，应该丝毫不亚于“绝对恶”。 “法律和一切‘持久的制度’不仅会在根本恶的践踏之下瓦解，同样会在绝对天真的冲击之下崩溃。”（《论革命》）

阿伦特认为，这是身为美国人的梅尔维尔才能够得出的看法，他能够“从更丰富的政治经验中汲取灵感”。在她的论述框架中，比较起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政治性质的，即考虑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同样从这个起点出发的法国革命在半途中突然掉转方向，将一些非政治的东西纳入进来，这便是 “同情”——潮水般的对于穷苦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表述成最高的“美德”，然而其内里，仍然是一种自发、自然的感情，与比利的“善良”一样，是一种未经触动、未经反省、不容置疑的“自然之物”，因而同样有可能在它的底部，存在着巨大的暴力倾向。人们在 “同情”这种感情中所专注和投放的，很有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感受而非他人的痛苦。

这并非说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同情，而是说仅仅同情这种自然感情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足以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惟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的基础。正像比利的善良需要被超越一样，对于比利的同情也需要被超越，需要得到合理限制。即便是“天使”，当他在人间的法律与社会制度的范围之内行事，那么他行为的结果，也需要被纳入同一个视野和框架之中。这就是维尔船长存在的首要意义——在人世间范围之内的意义。

四

回到我们提及这个故事的最初起点上去。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至少部分地从“公义”出发而杀人的付成励，以及如何面对这个年轻人对于世界的质疑。不久前法庭审理此案，据记者从参与庭审的人士中了解，付成励在法庭上态度强硬，坚持认为程春明的行为“不配为人师，该杀”，并表示如果他能出来再碰到类似的事情，他还会这样做。心理鉴定的结果表明，此人心智正常。他的同学也提供了这样的印象：性格开朗，性情中有急公好义、打抱不平的一面，而不是校方最早说过的“性格内向、孤僻”。

借助于梅尔维尔的这个故事——在最好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付成励是比利•巴德的精神伙伴，与这位美国作家笔下的虚构人物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碰巧他们同为21岁。比利感到自己是被诬陷的，付成励感到自己的爱情被程春明所玷污 （不管这是否是事实，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从一个被否定的悲惨事实出发，感到自己被连根拔起，感到被压倒、被羞辱，尤其是感到根本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克拉盖特为什么要撒谎？程春明自己有妻子，为什么还要将手伸向其他女孩子？

不排除付成励心中也许还感到一种人们很少提及的不平等，即性的不平等——为什么程春明想要占有那么多女性？这在付成励的视野与经验中，是无法解释、难以接受的，他始终想不通。而换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社会仿佛认同这样的规则：只要双方平等、愿意而不是强迫性的，一个男人“有”过多少女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令付成励反感的恰恰正是这个。从这个立场看来，年轻人付成励与比利一样，对于“文明世界”的气息有些格格不入，多少也是一个“远离社会”的人。应该承认，虽然说起来大家都生活在所谓“社会”之中，但是每个人介入其中的程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规则的稔熟及法律制度的认同程度也不一样。

他们同样感到自己身上原本的东西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差异。比较起来，比利谦虚得多，除了最后那一拳，他平时要更为低调，而付成励则更具挑战性。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当他们主要是体验着自己身上的美好，感受自身的恬美或正义，他们放松了一个观察，便是自己人性中可能潜藏着的黑暗与暴力成分。他们对于自己人性的负面状况不了解，就像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所知无多一样。别人眼中的天使，也是自己眼中的天使。

而天使是不能执法的，不应该由天使拿起权杖！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不知道将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不知道一旦别人参与进来，他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和“绝对的”，他的真理也不是“无限”和“惟一的”。他并不处于正义和真理的中心；觉得唯有自己的一拳或一刀才是正确的，并且由此而能够恢复世界的秩序，完全属于幻觉。更为重要的是，那实行正义的力量，不会是他单个人。他需要了解到并允许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也能分享得到他的正义感，与他一同推进这项事业。

当然不可否认，付成励是在“学校又不处理”的情况下（他这样认为），才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极端途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只有出了一个付成励，才能够针对（付成励眼中的）程春明的“恶行”，从而克服它们，其他办法真的不见效，就像俗谚里所说的，只有让“狠人遇到狠人”。在分析梅尔维尔的故事时，阿伦特也提到：能够干预这种“绝对恶”的力量，也许恰恰是“绝对善”，只有它们两个力量相等（“唯有这种善良的暴力才足以抗衡恶的堕落力量”）。这是另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处于“法律制度之外”的现实主义，这同样也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也能够接受与理解杨佳那样残忍极端的行为。但是不管是从比利•巴德还是付成励、杨佳的举动当中，都产生不出良性的“持久制度”，而只有这种持久制度才能带来持久的真正和平。

付成励、杨佳较比利走得更远。比利属于用力过猛，他并不想真的看见克拉盖特断气，而付与杨则渴望闻到血腥味，他们想看见“敌人”的尸体，他们知道自己手中利器的分量。虽然他们表现得愿意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但那是他们想要承担而实际上承担不了的。不能说一个人愿意为杀人付出代价，他就可以杀人。要能够解释付与杨的行为，还需要引进一个维度，那就是若干年来在我们学校里正规和系统地传授的“暴力革命”及其合理论的学说，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所表明，在中国革命及其理论装备中，不是也能够找到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子？包括极度推崇“自然”的那位理论家卢梭的某些影子？

五

故事还没有完。按照阿伦特的说法，我们此前所谈论的，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接下来的内容更深邃、令我们更不熟悉。不仅比利在临死前喊着维尔船长的名字，维尔船长在临死前也一遍遍叫着“比利•巴德”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处死比利为什么成了维尔船长心头抹不去的伤痛？这便是那个悖论——“上帝的天使打死了他，但是天使一定要被绞死”。怎么讲？

维尔船长是以人间法律的名义处死比利•巴德的，那也是万难之中“有限性”的名义，是一个身处“有限性”当中的人能够做出的十分有限的决定。但凡有别的更好办法，他并不想要这样做。这并不仅因为不愿意让自己的手沾满他人的鲜血，而是“天使”终归还是“天使”——天使固然不应该插手人间事务，当他温柔的面孔从天空中降落，便暗藏着杀机；然而天使的存在本身，提示着它翅膀上方的那一片蔚蓝的天空，这个天空代表着这样一些绝对的尺度——善与恶、真理与谎言、美好与丑恶、纯洁与肮脏等等。我们每个人心中实际上都保存有这些尺度的暗室，尽管不能大声将它们说出来，不能直接加以运用。若是没有这样一片天空，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的界限，我们的眼睛则要陷入失明，我们这个人世间也要重新返回不分善恶彼此的混沌混乱。

因而维尔船长始终认同比利如同自己的儿子，他不赞成比利的行为，但是认同和欣赏他的精神及道义。处于痛苦撕裂当中，这位船长所收获的并不是法官的胜利，而是杀掉亲生儿子的痛苦，就像从自己身体之内被取走一块。这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悲剧核心——维尔船长不得不闯进和介入两种“绝对”之间的对立，然而他所站立的地面及拥有的武器，却无法穿透和处理这种对立，他甚至无法制约“绝对恶”，只能惩治“绝对善”，即阿伦特所说：“当法律无法对根本恶予以严惩，就只能惩罚根本善。”（又云：“法律是为人而设的，不是为天使和魔鬼而设”。）他必须为自己“知其不可为而为”付出代价，那是灵魂深陷痛苦的负担。

不只是维尔船长，所有的人都必须为他们在人世间的“有限性”付出代价。正是他们容忍了这个世界，容忍了其中的罪恶、调停以及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当所有船员看见吊死比利•巴德的帆板，他们自然想到“它上面的一片木屑都是那根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一块木头”。缺少了这种悲剧感，则是陷入了另一种暴力和暴戾。

崔卫平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email protected]
[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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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抱怨是一大成就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长平   2009-09-25

在做媒体编辑的若干年内，我每年都要为国庆报道的策划费尽心思，但是并没有因此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也许是下意识遗忘的结果。

记忆中最难忘的国庆节，是1984年的大阅兵。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刚刚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在靠不住的记忆中，那天阳光分外明媚，我独自在家守着收音机，收听北京阅兵的现场报道——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应该是事后的新闻报道中播放了现场录音，让我忘乎所以地恍若置身现场。

我清楚地记得，当听到“小平您好”这句著名的口号时，我非常激动，大为振奋。我回头还能看见自己的幸福表情——一个单纯的少年，怀着上进的心愿，感觉正在和国家一起，走在通向美好未来的金光大道上。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这六十年里，这样的少年表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出现，也反复地记录在政治宣传画里。我还不知道的是，在别的一些国家，人在少年已经进入对国家和社会的叛逆期。我们的叛逆期，总是要来得更晚一些。

我更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是，为了这场激动人心的壮观仪式，普通百姓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直到今天，不断地看到北京交通管制、严防死守的消息，不断地听到朋友们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抱怨，才开始在那个金色的记忆里加上了一个灰色的疑问：当时存在这些问题吗？这些年来，每年的盛大庆典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我猜想当时的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原因是：第一，规模没有这么大，规格没有这么严；第二，没有反恐的需要，安全措施要少很多；第三，媒体报道更加统一，引导人们只看好的一面；第四，最重要的是，民众不习惯抱怨，觉得国家大事当前，个人生活受扰理所当然，不值一提。

直到现在，对很多北京人来说，第四点也依然如故。有一个北京人对我说，大家已经把这些事当作生活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否则难道每天进行明知道没有希望的抱怨吗？

我曾经读到过一篇正面报道，表扬贵州某山区的村民如何爱国。我不能确定故事的真实性，但是那篇报道的确是这样写的：当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出的一些火箭，残骸经常砸在那些村民的屋顶甚至头顶，被砸中者总是兴高采烈，捂着流血的头欢呼，因为他直接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而且间接地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大概很多北京人在国庆时也是这样的心态，为自己的直接见证和间接参与感到自豪。

不过情况显然在发生变化。前几天媒体报道一则消息，湖南省桂东县草堂村的村民，看到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天而降，落在繁华城区。经有关部门认定，这是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通信卫星升空后掉落的整流罩。报道中采取了“以人为本”的立场，称“没想到这位‘天外来客'降落在了人口居住区，还好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假如有，我想被砸中者或其家属一定会抱怨。

从没有抱怨到抱怨，这其实是六十年来值得总结的一大成就，可惜官方并没有这样想，主流媒体也不敢这样说。

显然，官方仍然习惯于被赞美，而民众也刚刚开始学习抱怨。

不要抱怨，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劝诫。很多年前，我自己也曾把毛泽东这两句诗当作座右铭：“牢骚太甚防断肠，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心理学上，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取代过度的抱怨，无疑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然而，一旦把它移植到政治领域，就有些偷梁换柱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不懂得区分公私权界，总是混为一谈。

然而，是问题总会浮现。比如，心理学家可能会对你说：与其抱怨生活，不如去改变生活。这句话换到政治领域，往往就变成了这样：与其抱怨政治，不如去忍受或回避政治。

心理学家认为，人们抱怨是因为有通过抱怨获得好处的期待。这也可以反过来解释政治的沉默，人们不抱怨是因为看不到抱怨的希望。在一个民主政体下，抱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人们通过抱怨可以改变社会。如今中国社会的抱怨多了，至少可以看作是还没有窒息至死。

一个人在民主国家，从少年时代起就习惯于抱怨政府，长大了更是牢骚满腹。而在集权国家，一个人在少年时代，通常是在写赞美政府的作文，长大了只会忍气吞声。

这就可以解释近年来一些令人迷惑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显示，集权国家的民众往往比民主国家的民众更满意自己的政府。例如我数月前参加的一个中印比较论坛上，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调查结果就表明，对于本国政体的认可度，中国人远远大过印度人。我就想，假如把这个调查拿到文革中去做，认可度肯定会更大。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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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思想解放的下一个突破口
作者：徐友渔
来源：时代周刊  2009-9-30

　　思想解放运动，有赖于不拘泥于教条的理论家的呐喊和论证，有赖于思想开明的高层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但最根本的是要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最终决定成败的，还是亿万人民群众。

　　从神话回到人间常识

　　如果要问“思想解放何以可能?”回答是：这没有什么高深和神秘的地方，只要我们忠于生活，忠于我们的本性，就做得到。解放思想和科学发明、发现不一样，不是依靠高智商去揭示世界的奥秘，它只是要求人们不要盲目相信偶像和权威，如实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说话和办事。在许多情况下，它只是要求回到常识，如果我们处在常识和常理被歪曲的情况中，我们需要的只是纯真和勇气，而不是高深的知识和智慧，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孩一样不假思索地高叫“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裳!”

　　思想解放是人的解放，就是从人之外的状况，从非人的状况回到人自身。马克思曾经说过：“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国理论界在破除“两个凡是”和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惊世骇俗，并不说明这个问题在哲学上，在认识上有多难，只说明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愚昧到什么地步，我们的人性丧失到多么可悲的地步。

　　思想解放也是启蒙。人类的不幸在于，总是有人—多半是有权有势的人—要蒙蔽人，与此同时，人们总是不甘心受蒙蔽，要扫除思想的障碍。在谈到思想解放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大哲学家康德关于启蒙的话：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思想解放始于民间

　　记得《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是在大学校园内读到这篇文章的，当时并没有感到震动，只觉得它讲的不过是常识常理。虽然在官方正式拉开思想解放的大幕时心情平静，但在这之前，我对思想解放已经有所体验和期待。

　　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我“大串连”来到北京，目的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但所见所闻却使人感到惊讶和充满疑问。北京的许多大字报都转抄了林彪的讲话，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又离我们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学习毛泽东著作。”尽管当时的气氛很狂热，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很厉害，但我还是感到这些过头话有些气味不正。到了这年底，读到北京农业大学附中两个学生写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批判林彪的说法，引起了共鸣，虽然我已经知道他们因为这封信被抓捕。

　　思想解放运动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针对的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我这一代人在早几年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曾经“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林副统帅接班人地位”的下乡知识青年发出的第一个疑问就是：“林彪不是毛主席亲自挑选的接班人，亲自树立的副统帅吗?”“不是说毛主席洞察一切吗?”我们痛苦地、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毛主席的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他可能犯错误，其实他已经犯了错误。只有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思想变化，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才可以解释1978年的思想解放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进行得那么顺利。其实，斗争和阻力只是在上层。

　　重视改革的民意基础

　　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是在30年前启动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是：党内和理论队伍内部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没有解决，一般认为思想的分野是改革与保守，最高层领导和下层群众是要改革开放的，而许多干部因为因循守旧，怕改革触动既得利益而保守。但从90年代起，公开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主张不明显了，原因一是改革发展壮大了，二是许多原来不太支持改革的人发现，改革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反而使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好处大大增加了。放权让利使他们的权力受到的监督和约束少了，由于行政审批制和价格双轨制，寻租活动和权钱交易的机会增多了。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相反，一般群众承受了改革的代价，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们的改革梦想破灭了。现在，再问“要不要改革”已经没有意义，问题变成“要什么样的改革”。

　　反思改革很有必要，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人群主导的改革与改革的初衷，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一致。在反思和总结改革时，我们要不断回到原点，问一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全体人民的福祉，还是单纯的经济增量和经济效益?现在，我们需要破除对于GDP和“短期出政绩”的迷信。

　　我们必须重视“改革的民意基础”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早已过了开初的舆论动员阶段，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们策划和操作的事情。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必要、没有能力像专家、官员那样制定建设和治理的计划、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评价这些计划、方案的优劣利弊，有权利决定它们的取舍。近些年频繁出现的拆迁、征地、收费、建设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纠纷，充分说明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把他们撇在一边或者侵犯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坚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思想解放要更上一层楼

　　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长期的，一定会有反复和曲折。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有所作为，必须把思想解放当作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断深化、不断提高。30年的经历表明，思想解放的第一波之后，并没有形成持续的潮流，回潮时有发生。

　　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只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用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人的思想其实还是似解放而未解放。努力和奋斗尚未有穷期，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次思想解放，也不能停留于当年思想解放的水平。我们需要新突破，在深度和广度扩大思想解放的成果。

　　如果说以前思想解放产生的效果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那么，下一步思想解放应该使得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别开生面。不论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发展，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的诸多弊端，都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找到突破口。可以说，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任何不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思想解放。

　　今后思想解放的聚焦点或突破点在哪里?人们对此可能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最起码的要求是言论的解放，舆论的解放。因为，所谓思想解放，高的要求是发现新的东西，低的标准则是解除压制而已。开放言路，既是宪法条款保障的，也是落实十七大报告尊重表达权必须做的，它是思想解放最基本的保证。

　　如果说，30年前的思想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那么以后的思想解放能自下而上或者上下结合就更好。集思广益，能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增大凝聚力。

　　理论是灰暗的，生活之树长青。让我们继续面向现实，放眼世界，以更加勇敢的心态和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跻身于世界文明之列。

转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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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意见充分表达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作者 梁文道   2009-11-05 00:40:23    来源：时代周报 第51期

20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除了每天在人家的校园和书店打滚，间时也会逛逛不同的商店。当时，我最爱去的不是什么名牌精品，而是平凡不过的大型超市，因为它更能展现常人日用所需，更能让人认识这个国家的民间文化。结果我很惊讶地在许多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一种示威用的标语牌，它大小固定，形态一致，下面有根小棍让人手持，上头是块白板让人自己填字。后来我果然见识过不少美式的示威和罢工，那些家伙安安静静，排成一支环形队伍，人人举着那种超市买来的道具，循回不息地走动。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够了，便起来再走；他们不激动，旁人也见怪不怪，该干什么照干。

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一条被人叫做“恶法”的《公安条例》，是殖民地政府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民间运动而特设的法例，按规定市民集会必须先向政府申请许可，否则就是非法集会。尤其荒谬的是它竟然还规定了但凡三名以上的市民在公共场合聚集，就已经可以当做是“集会”，警方有权介入过问。从上世纪的6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几代香港市民的冲击之下，虽然这条法例仍然存在，但内容总算被修改得稍稍合理。更妙的是，包括警方在内的政府部门也渐渐学懂了酌情的技巧，就算遇上了未经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也不一定全部依法起诉。久而久之，似乎双方都找到了某种平衡应对的方法。

公元两千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把香港称作“示威之都”，因为那一两年香港竟然出现过上千场的示威集会，平均一天一次有多，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照这个数字看来，香港的监狱应该早就爆满，警察也应该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整个香港社会更该变得火头处处、动荡不安才是。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那两年你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市面依然繁忙，地铁里的人龙依然有序排队，真真正正是“马照跑，舞照跳”。偶尔遇上游行抗议的队伍，你会发现人数远远不及示威群众的警察一边替他们开路，一边用扬声器播放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尽管如此，但奇怪的是，那些警察和示威人士都不太紧张，互不理会，各行其是。旁边围观的人也不多，大部分路人都保持着香港精神，忙忙碌碌地高速通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了20年前在美国的经历。

照理说，香港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双方的民族构成不同，文化习惯不同，政治制度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香港竟然出现了这种看起来十分“美国”的示威文化？如此轻松且如此日常？在那20年里头，香港这个中国城市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过去那种警察如临大敌，群众情绪激动，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一去不返？

从头想起，我发现并不是回归前后的香港反而变得更西化，学到了更多美式示威的神髓，而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变得更成熟，更能摸到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之道。简单地讲，那就是不要把群众集会看得太严重。

香港官员回应集会的必有官腔是：“我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这种官腔有时的确会叫人恨得牙癢，因为除了这句陈词滥调，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说过。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比诸从前，这种应对确实高明了许多，他们只用一句“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就把一条街上的群众打发过去。接下来他们也许会和群众代表协商谈判，认真听听他们的诉求。甚或搞点“统战”伎俩，委任几个人加入“××委员会”，用桌上的言语往来取代镜头前的表态冲突。当然，也许他们什么都不做。但最起码，他们没有用刚硬的言语和行动去激怒群众，没有把群众当成真真正正的敌人。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变了。40年前去游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可能有点壮怀激烈的慷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警棍和囚室。所以临行之前都会有点紧张，例如上世纪70年代甘浩望神父带领水上艇户争取陆地居留权时，他对群众喊出那句香港社运名言：“不用怕港英的爪牙，敌人只不过是头纸老虎！”你当我是敌人，我就当你是日寇；不难想象，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像战争一样了。现在呢，游行人士也真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表达诉求”，上街就和上网差不多，只不过前者花的成本要更大，表达的态度也更坚决。游行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政府施压，希望它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它最终的结果通常是把政府压回谈判桌前，绝不是你死我活的闹革命。说到底，反对兴建一座焚化炉，或者反对输入外劳，又哪有这么严重呢？

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假设一场集会会激起更多人效法，更多的集会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然而，香港一年一千场游行也没有吓怕外资，更没有破坏社会和谐呀！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大家的心态都很平和，谁都不怕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惧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惧来威胁政府。

说了这么大堆话，是因为我知道广州市最近要在番禺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很多市民签名反对，甚至发动“晒车”。结果一些人找了其中几位业主夜谈，叫他们“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做好亚运东道主”。事情真有那么可怕，可怕到会威胁亚运主办城市形象的地步吗？如果群众聚会就要闹垮一座城市的形象，那么我的香港早早就该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我慕厦门美名已久，却直到最近第一次见识到它的风光人情，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PX事件”，让我向往它的政府和市民竟然那么温和，文明而可爱。广州与厦门都是沿海城市，我一向对广州的市民文化喜爱有加，相信，广州会是下一个“可爱的厦门”。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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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经济观察报 秦晖/文    2009-11-09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与风气。通常，当我们无法准确查知这种风气的
源头时，我们就以一场具体的戏剧化事件作为它的原点，尤其是在这个事件蕴含有
完美的禁锢与自由、沉闷与变革意义的时候。可以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历史
上恰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代表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民众的自
由流动、市场的自由扩张与思想的自由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这个时
代的面貌。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 让我们与一些杰出的思想者一起，再次评
价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 （人称 “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 “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 “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 “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 “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 “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 （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 “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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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屋顶上的悲剧
熊培云   2009-12-3 2:12:46

　　几天前，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组新闻照片，说的是成都一位女企业家，站在自家的屋顶上，浇上汽油，纵身火海。寂静的屋顶上，一边是国旗，一边蔽日升腾的浓烟。新闻里说，离这位女子不远的地面上，正有一群如狼似虎的人在强拆她家的房屋。她在火堆边的求饶没有阻吓住任何人。

　　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悲惨，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就在那一天，我给这组照片起了一个名字，叫“屋顶上的矿难”。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思路，也许是因为矿难作为一种日常的、近乎无法根治的巨大灾难，已深深烙在我的记忆里。矿难是这个时代的溃疡，屡禁不止的哀伤。

　　为什么是“屋顶上的矿难”？你也许要责怪我了。屋顶，原本是个多么诗意的名字啊！“我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屋顶上的骑兵”以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屋顶是世界的高处，它连接蓝天与星空，是高歌自由与超越凡俗的象征。同样，在我喜爱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最让我难忘的镜头之一也是来自屋顶，尽管那是一座监狱的屋顶。

　　这段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事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多么美妙的事情。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然而，在上面的那则充满悲情的新闻里，我只看到唐福珍的侧影，看到绝望站在高处，看到高处不胜寒。

　　老实说，我是在几天后才牢牢记住“唐福珍”这个名字的。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我记忆差，而是因为这位“悲剧主人翁”有着怎样一个名字并不重要。过去，我们常说，不要轻言死去的人们，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更知道，这个不幸女人的名字，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名字的一部分。

　　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其房产也被认定为非法建筑，不受法律保护。她的自焚令人心痛，而在她死后，更让人心痛的是，她的亲戚要求见她最后一面，答复是“先请示一下领导”。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总那样似曾相识。大概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英国农民因为领主的巧取豪夺这样向国王“上访”诉苦：“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米波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据为己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占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拆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砸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儿的啼哭……”

　　近些年来，“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米波尔的幽灵开起了嘉年华与演唱会。评论课上，我让学生们讨论唐福珍所遭遇的悲剧并要求他们在纸上写下各自的感想。有位学生用了这样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标题：“青山无柴烧自己”。你甚至不用细看余下的文章就知道这位学生在写什么了。大家不是总在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而这一切，在已然绝望的唐福珍那里，渐渐失去了意义，剩下的就真的只有“拆下肋骨当柴烧”了。

　　个体的物权又一次被粗暴践踏（编按：唐家人曾与当地村委会签订建房用地合同）。2009年的这个冬天，我是真的在那个屋顶上看到一场矿难。只是，和以往的矿难不同的是，在那里，不是藏在暗处的地塌了，而是光天化日下，我看到物权的天空在那里坍塌。

　　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悲叹，从开胸验肺到到这场屋顶上的自焚，维权者“反求诸己”究竟上演了一出出怎样的悲剧！别人抢夺你的房屋，你却要没收自己的生命，又是怎样的一种不幸！

　　绝望无济于事，自杀式的维权表达，虽然能激起社会的注意，但对个体而言，终究是在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是在给自己的不幸命运“落井下石”。我之所以常说“悲观是卧底”，即是因为我意识到悲观会与这不如意的世界、貌似强大的侵权者构成合谋，里应外合掀翻我们的斗志，甚至像唐福珍一样，因绝望而消灭自己的身体。

　　有生命就有希望。那些因抗争命运而绝望的人，应该结束自己针对自己生命的那一场“暴政”。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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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0]
一桩难题 一个机遇
本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25期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07日

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让国民作出错误的选择；民主是人民之
治，而非真理之治

贺卫方/文

　　作为现代社会标志之一，都市化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人们集中生活在一个十数公里方圆的地理或物理空间之中，车水马龙，灯红酒绿。都市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是财富的聚集地，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梦工场，同时，按照作家雨果的说法，更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夜晚的明亮如昼换来的是白天的黯然无光，人潮涌动的同时也带来人欲横流。安详恬静的田园生活一去不复返了，道路通向城市，我们都“被自愿”或者被裹挟着投入其中，归路难觅。

　　在享受现代而高雅的城市生活的同时，我们不断地制造肮脏的垃圾，这也许正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困境（想想人类每天制造这么多肮脏的东西，却仍然有人自以为神圣，或者如敬神一般敬某人，实在是可笑）。

　　垃圾愈来愈多，往昔差强人意的填埋方法已经无从应对，一个又一个的大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危险。于是，新科技发展出来：可以将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岂非天大的好事情。但是，混杂着大量有害物质的垃圾在燃烧中产生了新能源，同时也产生了“二恶英”——这种气体弥散在空气中，人们浑然不觉，但病灶却悄然地在你的体内生成……

　　临近垃圾焚烧厂的居民怒不可遏：为什么要将这工厂建设在我们的家园附近？政府这厢不断地解释：检测结果表明，“二恶英”的排放量不仅在国家标准之下，而且也在欧盟标准之下。居民们不相信：你正常运行时检测的结果也许如此，但是谁敢保证工厂总是正常运行？假如你为了减少成本，导致排放增大，我们如何能够每时每刻都监督？即便容许监督，那些高科技的机器我们看都看不懂，岂非正龙拍虎，文盲读书？

　　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决策陷入僵局。

从现有的资料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决策程序本身存在很大缺陷。按说这样的重大决策必须由本地最高权力机关即人大会议作出。

　　由于项目涉及到周边居民的利益，也涉及到复杂的科学技术事项，人大代表需要事先广泛地搜集民意以及科技信息，尤其是那些负面信息不可遗漏或掩饰。

　　另外，人大还可以根据中国宪法第七十一条，设立特别委员会，对项目做专门调查，举办系列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居民代表、人大代表以及专家进行辩论式审议。

　　这样的听证会应该全程电视直播，以增进人们对于其间利弊得失的理解，同时也提供一个选民得以监督代表的途径。不用说，这种审慎的决策程序本身可以起到某种说服的功效。

　　但是，番禺区以及广州市没有通过这类程序作出决定，涉及本项目的所有重要决策都由行政主导。

　　当然，我们也看到过人大代表的身影，但都是站在政府立场上说话。例如，番禺区人大代表关志升等在2008年3月14日提出议案，要求加快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尽快关闭火烧岗垃圾填埋场。

　　不久前，周边居民不断地对这一项目发出抗议之声后，我们在媒体上又看到代表们独特的作用。据《番禺日报》报道，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了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现场，认为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要大力支持政府加快推进垃圾发电厂这项民心工程的建设”。

　　这样言之凿凿的话语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当央视记者问其中的一位代表，他是否亲自了解周边居民的看法，代表回答“没有”。可见这“民心工程”的说法是如何空洞而抽象。

　　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大代表中为什么都一边倒，毫无反对意见？须知区一级人大是中国各级人大里惟一与直接选举有点关联的权力机构，番禺人大代表的这番表现实在是令人丧气。

不过，这种做法不过是中国各级政府决策模式的一个缩影。当然这是相当不智的。如果我们的代表真能够在会议上直言不讳，不同代表之间唇枪舌剑，直观的证据、激烈的论辩加之专业化的知识得到深入浅出的解说，这样的做法也许在效率上有所牺牲，某些时候甚至导致合理的方案最终得不到通过，不过，这不正是民主的真意么？民主是让国民决定自己的事务，包括让国民作出错误的选择；民主是人民之治，而非真理之治。

　　这种论辩式审议所起到的解压阀功效也是不可低估的。在论辩中，我们可能说服原来的反对者，也可能说服不了，但当我们看到或听到某些代表把心中的反对直接表达出来，自己心中就舒缓了许多。“那家伙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而且说得真痛快！”第二天他也许就没事了，至少不那么激烈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政治文化里太缺乏对这种差异和冲突的尊重了。政府的决策总是为人民的，如果你觉得受到伤害，那多半是你自己并不知道你的根本利益所在。这种先验的正当性使得我们的制度严重缺乏纠错能力，反而具有极其强大的坚持错误的能力。

　　我们似乎有着一种很幼稚的和谐观，认为和谐就是保持一致，就是毫无差异，就是一团和气。殊不知真正的和谐恰好来自冲突，一个和谐的社会表面看来经常是不和谐的——议会里经常发生冲突，甚至不同党派议员大打出手；传媒里提到领导人，大多都是负面的报道；街头上隔三差五就有人游行示威，而且经常是反对政府的；甚至国家跟别国打仗时，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走上街头，举行反战示威。举个极端的例子，某个村子里，村民开会研究是否建设一条公路，最后表决都赞成，只有老约翰表示反对。主持人赶紧询问：老约翰，你为什么反对？老约翰回答：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我只是不喜欢全体一致通过。

　　不能容忍异议，缺乏合理的决策程序，压制和平的反抗，最终只能导致国民在两个极端中选择：或者极端地忍受，或者极其暴力性地反抗。

　　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改朝换代没有制度创新，根源正在于这种压制性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

　　是否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具体地址应该设在何处，这一次番禺区和广州市遭遇到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过，近代化过程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而且是广东省的首善之区广州市，在处理这次难题的过程中，是否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再进行一次制度的创新呢？■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财经网]

有才有才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