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管制保障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与否跟舆论管制无关
段拥军
传统的意识形态管理及其作用往往被夸大和神话，最高领导人曾经说过的：如果专拣坏的登，每天登多少万条坏的消息、新闻，这个政权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等等言论，亦被人们不加分析的接受。事实上，社会稳定与议论纷纷的言论，或者说社会稳定与否与意识形态管理控制，并没有人们一直以为的那样联系密切。早在1957年，反右运动之初，社会就就曾放开人们说话的禁忌，报纸天天登载右派的言论，结果对政权的权威有撼动没有！没有丝毫的撼动。
人们有一种幻觉，以为过去的稳定（如文革时期或之前），是靠人们思想的高度一致、社会言论的健康向上、舆论管理的严格有效实现的。事实绝非如此。文革时期社会的高度稳定，依靠是一整套严格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口粮配给制度，比如出行审查制度、单位制度、积极分子制度，政治思想工作制度，群众专政制度等等。言论的统一和管理的严格，不过是这一系列制度在言论领域的体现。今天，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推断：如果保留原有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即使完全开放言论，亦即报纸言论放开（像57年那样），大字报放开，小字报放开，人们的讲话放开（像时下的中国社会一样），照样不影响社会的稳定及其向既定方向的发展。
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尽管有一段时间，社会对大包干体制颇多非议，报纸上的言论也很少支持宣传的成分。但是，作为一种合理有效的、受农民欢迎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由于政府没有在实践上限制它的推广与普及，结果这种体制最终还是发展得遍及全国。而另一方面，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尽管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民主等等思想，这些年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宪政观念在内的现代政治学观念也经常受到人们的推崇，相关言论不仅已经放开，而且有相当的宣传力度，但是最终，因为没有广泛的实践与政策来实现这些观念的追求，没有强有力的体制模式来体现这些美好的价值，抽象的民主言论与宪政观念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
过去我们常常讲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讲资产阶级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实际上，这是为了提高捍卫与固守传统经济政治体制的意义，而树立起来的假想敌。如果不是严峻的现实使我们固有的经济体制难以为继，如果不是我们党立志改变旧的体制，杜靳斯等一大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者，只能永远做梦去。就是他们把美国之音的频道再扩大10倍，把反社会主义宣传的力度再增加100倍，丝毫也影响不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如若不然，问一问朝鲜和古巴的同志们，美国和平演变的功效在什么地方？西方所谓社会主义的终结等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又对他们社会的变化产生了多少影响？他们的回答一定是：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今天，一度有朋友说，西方新自由主义者大肆传播他们的思想观念，不仅搞垮了国企且试图引导中国的国企改制，这种说法明显想当然耳。实际的情况是：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苦练内功可以挽救国企等一系列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以及国有企业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并没有为搞活壮大众多中小型国企提供多少成功的样板，无奈之下，人们只好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不是新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使国企走向转制之路，也不是该观念强大到足以左右我们改革实践、改革路径的程度。而是严峻的现实与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需要，促使我们在各种不同的理论观念中寻找办法，现代经济学理论恰巧是最为成熟、应用最广泛的理论，因而被人们拿来应急。
时下，又有人说“普世价值观念”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破坏中国稳定的手段，这说法同样想当然耳。实际上，不论是瓮安事件还是杨佳袭警，抑或是云南胶农与警察的冲突，哪一件影响稳定的重大事件是宣传意识形态管理不善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宣传带来的？显然，没有一件是。如果我们各级部门官员将自己范围内的社会事务处理好，将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处理好，将现实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化解，就是自由的言论照样不会带来上述一系列问题。反之，就是这些地方将舆论和意识形态管理宣传搞得像文革一样严格，照样避免不了相关问题的发生。
媒体和舆论，只是社会躯体运行情况的温度计和传声筒，最多是一个出气筒。社会躯体的温度状况，社会成员吵架声音的高低，人们愤懑的程度，都可以通过它们表现出来。但问题本身：社会为什么发烧，人们为什么吵架，何故愤愤不平，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讲，不是舆论宣传能够影响和改变的，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政治运行机制下。
俗话说得对：不要睡不着觉怨枕头不好。虽然睡觉离不开枕头，睡眠质量的好坏与枕头也有关系。但大部分情况下，睡眠好坏与枕头无关。把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赋予媒体和意识形态管理者，或者说将社会不稳定归咎于人们乱写乱说、归咎于舆论管理的混乱，就如同把自己睡不着觉的责任归咎于枕头不好一样，是极不合理亦不正确的结论，也是一些人多年以来一直深陷其中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