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代表真理 --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讲话相关内容:
        
         如果我们看看西方发展的历史，意大利最早的接近近代的大学，是在博罗尼亚，大概有1000年的历史了。法国的巴黎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大学在培养人才、造就国家栋梁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        

      有一句哲言，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鼓掌）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

         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

         人们告诉我，有1000年历史的博罗尼亚大学，现在的墙壁四周还是断壁残垣，有的地方不得不用水泥柱子把它顶起来，防止它倒掉。当然它一方面保护了1000年的古迹和文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保留了一种精神。

陈平原  



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撰《21世纪的大学》中称：“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例外——为了达成此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做得到吗？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有民间辛辣的讥讽（“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有官员机智的辩解（中国教育的成绩和缺点，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有不着边际的表扬或谩骂。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姿态、批判性的眼光，来“直面惨淡的人生”，谈论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

一、调整“大跃进”心态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国际先驱报》记者问，引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为何需要 “慢些走”，并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暂时停下来，或者放慢脚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调整步伐。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相当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我的观察，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怕传媒，其决策多少都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关注，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大学运作的特点，大学该怎么办，困难在什么地方，路该如何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你知道，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不容易。我承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个进步不像公众想象得那么大。而且，你也别指望这种状态能在短时间内改观，比如，突然间杀出一匹黑马，让中国学人大长志气。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说话的口气就越来越峻急。

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的长期发展不利。以前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很清静，现在进了校园，觉得和外面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无法沉潜把玩，只满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这个状态，基本上是制度逼出来的。大家都想把大学办好，可欲速则不达——不是说压力越大，管理越严，就越能出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二、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

北京大学1993年的拆南墙，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墙，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什么？前者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至于后者，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治大学周边环境”，而是意识到此举确实冲击到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也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十几年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价值与世俗利益的巨大张力中，寻求尽可能稳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说中国大学之过分“世俗化”，有几个观察角度：第一，强大的资本力量，凭借大笔捐款而影响大学的具体决策乃至办学宗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很少见。第二，大学为了“生产自救”，主动走向市场，筹办大小公司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如“董事长国学研修班”等），这方面，各大学各显神通，多少都有斩获。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强力介入，使得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主”。这是中国大学的特色，摆在面子上，谁都无法回避。第四，隐约存在着的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交换，比如大学送现任官员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通过合法手段），敦请有魄力且有资源的退休官员出任院长或校长。后者现在很时髦，不说投桃报李，就算全都出于公心，此举在为大学带来丰厚人脉，使得其日后“好办事”的同时，也带进了某些官场气象，让大学里“行政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所谓“有样学样”，今天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官场了。

前面提到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因是公立大学，必须接受政府的检查与指导，校长及教授们抱怨“行政权力过度约束”，因此，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可他说的那些事，比起中国的大学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以及大学中人的曲意逢迎，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大学混同于官场。风气陡变的结果是，大学校园再也不是清净之地，更谈不上“圣洁”二字。过于世俗化的，除了办学理念，还有教授、学生的精神面貌。大学中人，本应追求独立人格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在商业以及行政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声音”已逐渐消失了。

这就说到人们常常议论的大学是否需要“围墙”。在我看来，围墙分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围墙，欧美各著名大学或根本没有，或不很明显；可不管置身于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是大都会（如哥伦比亚大学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园都很幽静。而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校园，有高大完整的围墙，但根本挡不住商业大潮以及世俗口号铺天盖地，以至你想“躲进小楼成一统”，都很难做到。大学与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以及高校的过分世俗化，使得围墙里头的教授与学生，都很难再有一颗平静的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发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批评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现在在校的大学生也都很浮躁，不是想着如何赚钱，就想耍朋友，学习的氛围越来越差了。

大学已死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选择不读大学

现在的大学生是被学校逼出来的 哪个大学生才进校的时候不想学习知识?哪个大学生不想学以致用?但现在大学只知道赚钱 买地 修楼 扩招 再赚钱 恶性循环呀 而传授的"知识"是什么? 毫无用处 或许学生唯一学到的就是造假 因为学校都在造假 但那是正道吗?
如某位总理说的 要把教育变成商品 现在好了 教育彻底变成了商品 有钱就可以买 但是买到的是什么? 如果学生是顾客 教师是服务员 那顾客只能是二儿 没有3包 不准退货 试问 这样的商品你会买? 嘿 奇怪的是 就是有千千万万的人要买 还买的不亦乐乎

这100年太关键了

楼主太为知识分子论了,有些狭碍.文人气太重不足以论道,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你有点酸呀

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

中国现在的教育还不如100年前，唉

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这是中国的什么功，什么教。

没上过大学，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校风怎么样。

无论怎么说，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有教育意义！！

"   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

         很抱歉 ！  Acaemy   应为  Academy    ，学院、研究院的意思。

真理本来就是谁都代表不了的，谁都能代表的是政治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