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状况调查与分析

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执笔  



本文由王绍光、胡鞍钢和丁元竹执笔，周建明等人参加讨论，写于2002年。在过去几年中，文章涉及到的问题，部分已有所改变或正在改善之中，受到人们的欢迎。但也有些问题仍然存 在，需要人们持续地加以关注。

引言：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各种迹象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作者曾经在1999年的国情报告中就已提出严重警告，“尽管目前中国还不会发生全局性的重大政治事件，但也不排除发生局部的突发性事件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又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当前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1999年5月作者再次撰写了《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状况与对策》的国情报告，引用了沈致远等人的研究成果，突发性事件具有一定的共性，按照其发生机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能量积累型”，例如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又如泡沫经济的虚假价值不断积累，直至突然崩溃。二是“放大型”，例如原子弹爆炸，企业倒闭而引起一系列债主相继倒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事件，一国危机引起亚洲金融危机。这两类突发性事件都有“一触即发”的特点，也有能量积累放大效应，即“能量积累越多，放大倍数越高”。目前我国的许多突发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有一个“能量”积累过程，也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前兆，而且问题积累得越多，前兆就越明显，但是那里的问题诸如腐败问题、干部作风恶劣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最终“一触即发”。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能量积累型”的突发性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可能会转化为“放大型”事件，以至于无法控制（失控）或者系统崩溃（政府突然间垮台）。

我们进行国情研究的宗旨始终是防止出现最坏的事件和结果，即“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这是中国历史上“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还不能预测这些政治地震、活火山什么时候会爆发，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大致了解它们活动的地带和正在积蓄的能量。我们不是那些大胆的预言家，而是发出社会的“警世之言”，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这是本文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

要研究严重影响我国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重大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状况及其原因。这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又是最有争议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是比较稳定还是不稳定？如果不稳定，主要的表现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社会不稳定会产生什么经济政治社会后果？靠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吗？对社会包括对政府不满者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如何避免演变或推向对抗性矛盾？

不同人群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形势：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稳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人民群众如何看？党政干部如何看？我们发现，各类调查有惊人的共识。

老百姓普遍认为腐败、下岗失业和农民负担过重是影响中国稳定的三大突出问题。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调查，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和2001年都集中在五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以上都具有相当高的复选比率。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的连续六年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

党政干部也认为腐败已成为中国头号的社会问题。从中央党校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这已经是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这表明，连中高级党政干部都公开认为，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是普通群众还是党政干部，他们对中国社会形势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在那些重大问题上不仅很准确，而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我们可以以如下事实来进一步说明。

当前我国社会不稳定突出表现为：第一，在城市，有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群，“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减少4807万人。这相当于一个韩国总人口。第二，农民的农业收入因农产品价格水平持续4年下降（累计下降22个百分点）而大幅度损失，估计在3000亿-4000亿元，大大降低了广大农民的福利。第三，腐败已经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的经济损失计算：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初步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根据作者对国家各部门公布的数据将其分为10类系统性腐败，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竟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第四，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公共服务水平与可及性十分悬殊，二是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极化指数迅速上升且达到历史最高点，三是中国基尼系数明显上升，已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原因，根据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 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 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问题既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现象，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又相互强化。这反映了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五个相互关联的悖论：第一，在受到先后两次世界外部冲击的不利情况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宏观稳定，低通胀，高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进，是我国经济的最好时期，但是社会矛盾冲突愈来愈大，社会公众愈来愈不满意，社会形势愈来愈不稳定；第二，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明显提高，实施防治腐败的措施最多，惩治腐败分子的力度最大，但是全社会的各类腐败特别是系统性、单位性、集团性的腐败愈来愈严重，涉及的金额愈来愈大，不正之风愈演愈烈，全党不满意，全国人民更不满意；第三，大多数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相当规模的城乡群众特别是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许多弱势人群愈来愈被边缘化，他们的基本生活愈来愈困难；第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始终主张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大陆收入分配变得愈来愈不平等；第五，无论是人民的收入和家庭资产还是国家的财富都获得了空前的增长，但是人们的不安全感愈来愈明显，这包括：工作不安全，收入不安全，养老不安全，社会不安全，生态不安全，文化不安全，人身不安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老百姓的心态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睛雨表”，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晴雨表”。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稳定的核心是人心稳定，人民满意；反之，人心不稳定，人民不满意，必然引起社会不稳定。了解人心，了解民意，是实行“良治”的基础，也是保证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有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人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意呢？如果他们不满意的话，将采取什么途径或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者说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中国日益开放时期什么人是输家，什么人又是赢家呢？

改革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下半期，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从全民“分享型”或“共享型”增长到部分“获益型”增长，从全民“非零和游戏”增长到 “零和游戏”增长，从“人人受益”增长到部分人“获益型”增长。在过去二十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不公平仅仅体现在有些社会群体所获得的收益要比其他群体大上，在过去六七年里，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游戏”：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尽管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低于大多数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已经高于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亚洲邻国。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的根源，严重的不平等都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调查结果：究竟是什么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

究竟是什么人对生活与社会状况不满意呢？他们有多大比例呢？“谁拥护政府？谁反对政府？”这对经济转轨期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最为关心和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根据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0年对六个城市居民调查，对自身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包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达到22％，即超过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1亿人。

在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过去三年（1999、2000、2001年）的调查中，总的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变化很小。每一年都有大约5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大约45％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就全国城镇人口而言，约有2亿人。

由此可知，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约在1亿-2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在22％-45％，其人口绝对规模相当多；其中非常不满意者比例在7％-8％，大约在3200万-3600万人。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也制造了比例较少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反观年收入在20000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9.7％和9.3％。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年的增长趋势，5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个百分点。

以上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很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毋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的人倾向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意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意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当被问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了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什么好征兆。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很容易成为对党和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者。尽管相当多数不满意者的人均收入或其他收益的绝对数（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在相对下降，自尊感受到相对的压制。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或者受损的利益（如下岗和失业）不能得到必要的补偿，就会对领导人的公开的“政治承诺” 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政治不满。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体，而且是人民内部的弱势群体。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在过去二十四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以上，几乎每三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 年底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2002年1月底，全国享受低保的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倍，其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万人。2002年1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 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正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安全感、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不公平增长”。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便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企图用其他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依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假设正确的证据。近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似乎也印证了“倒J”假设。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万一经济增长大幅放缓，而不公正问题依然严重，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不能简单地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的势头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摘自《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三联书店2007年9月版）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于建嵘



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冲突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但却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所进行的抗争活动，而将其排斥于体制性利益表达之外，将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动荡和爆发的能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过去25年中国的社会冲突状况

以“八九”风波为标志，中国的社会冲突经历了由知识精英主导的进取性争权，到由工农为主体的反应性维权抗争活动的转变。前者的特点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旗帜下重构社会价值和政治体制；后者以在法定框架内争取和维护基本权益为特征。这些转变和特征都是由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统治秩序所决定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989年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的经济领域出现的下海经商潮，消解了部分知识精英的政治热情。同时，那些仍然具有政治抱负但愿意认同现体制的知识精英，获得了更多的进入权力体制的通道。到20世纪末，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排斥性的统治格局，社会冲突也就进入了新阶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个新的统治格局有如下特征：

特征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共同“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初步形成了相互间身份转换机制。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认同，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实现了所谓的“精英联盟”。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特征二，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特征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会进一步边缘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这表明，在经济大发展的“太平盛世”，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社会冲突也有由此进入了一个以工农为主体的维权抗争阶段。据统计，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7年间增加了3倍。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宗以上。这些事件的诱因基本上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主体也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知识精英的争权活动是以较典型的社会运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基于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理念的统一诉求下进行的集体行动，它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和规模性。而工农的维权活动则是一种议题式的抗争活动，具体的事件与具体的诉求决定了它的多发性和分散性。工人农民一般不直接冲击社会核心理念，而是从传统的政治话语和法律框架内寻找维权的依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工人“以理维权”和农民“以法抗争”

目前工人和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的特点是：工人“以理维权”的主题是经济权利及其相联系的民主管理权利，农民的“以法抗争”以土地争议为焦点。由于工人和农民这两大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他们在进行维权抗争活动时也就存在许多不同：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首先，维权抗争的依据不同。农民是“以法抗争”，工人则是“以理维权”。无论是为税费还是为土地，农民多以具体的国家法律和中央文件为依据，以全面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作为诉求目标，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和痛苦是由于县乡政府或村级干部不按法律和中央文件办事造成的。工人抗争维权则多以意识形态为依据。在工人的诉求文本中，最常见抗争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厂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在许多工人的想象中自己还处在国家的权力之中，他们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以理维权”。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二，维权抗争的内容不同。农民以减轻农民负担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土地问题引发的冲突呈上升趋势，农民要求维护土地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经济权利。已退休的工人为了争取应有的福利待遇提出“要吃饭”，下岗工人为了获得劳动的权利提出“要工作”，正在进行国有企业改制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岗位提出“保护国家财产不被流失”，生活在完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雇佣工人则提出“发放足额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三，维权抗争的对象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为直接抗争目标。在农民看来，由于基层政府不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法律和中央政策，导致他们的权益受损。工人抗争的对象是企业管理者和资本拥有者。作为国营企业的职工来说，他们下岗失业或不能享受到应得的福利待遇，是由于企业的管理者腐败无能造成的。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人，则把资本家和企业管理者作为抗争的对象。工人和农民抗争对象的区别一个重要根源是，农民权益受损的表面原因在基层政府，中央将农村基层党政作为改革对象。导致工人权益受损的决策则来自中央，地方政府比较超脱，而且国家往往站在资本的一边，这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四，抗争的主体和组织形式不同。工人抗争的组织领导者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退休工人或干部，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农民抗争的骨干分子是退伍军人、回乡退休的国家干部、原村组干部。农民维权抗争组织叫做“减负组”、“减负会”、“维权会”，有的直接叫“农民协会”，更多为“减负代表”、“上访代表”。工人的组织叫“学习组”、“护厂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有的直接叫“游行示威领导小组”或“罢工委员会”。相对而言，工人的组织较为公开、正规，有较为明确的组织纪律；农民的组织多处于地下，主要靠道义来约束，处于软组织状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农民维权活动与中国政治发展

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一个在正式的政治过程中没有其利益真正代表”的弱势群体。因此，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这说明了中国政治的非法治性。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十分复杂的互动，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一，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政府多次下文，“三令五申提出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农民负担问题等权益受损而产生的农民维权活动，首先是被作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消极因素来看待的。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也就成了“政治问题”，并进而成为“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成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说明，执政者认识到了农民权益受损的政治后果，从而改变国家政策来调整利益关系。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农民由于饥饿而对那种穷折腾的体制的背叛。这种背叛所形成的压力被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所认可，并顺势将其变成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能否继续顺应农民维权活动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将其合理地转化为中国新的农村政策？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农民维权问题上表现出尊重民意的特色，“亲民”已经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政治标志。学者们所称道的新民本主义就是以维护民权为核心内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当然，农民维权活动与执政者的政治行为相一致是有条件的。首要条件就是把农民的维权活动界定为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协商，在制度上保征农民维权活动的合法性。农民捍卫自己法定权益的行为很难在现实政治框架内取得成效，这势必导致农民维权活动的诉求从维权升级为争取社会治理权。而维权活动一旦进入到政治运动阶段，将对执政者构成严峻的挑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二，农民维权活动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农村的政治协商已经成为可能。农民维权活动的直接目标是基层政府，他们以中央的权威作为基础，试图以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并在许多场合是以地方政府监督者的身份采取行动。这样，农民就在事实上成为地方党政必须顾及的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待这种力量，地方党政最初都力图打压和消灭。他们借用国家的力量或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对农民维权代表进行各种迫害。这些迫害不仅没有将农民维权代表消灭，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秩序甚至执政安全。这就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约束地方党政的行为，并对农民采取一定的安抚行为。中央政府的这种态度，让农民感到“青天”的存在，他们的行为具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而那些被迫害受打击的农民维权精英也就成了英雄。这就使更多的农民参与维权活动之中。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而地方党政在中央要求稳定和农民要求维权的双重压力下，有的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有的则采用收买维权精英的办法。在有些农民维权精英力量较为强大的地方，地方党政已经不得不把农民维权精英看成是可以协商的对象，在执行某一政策时，听取维权精英的意见，并希望他们帮助说服村民。虽然这种协商还只是初步的、非制度化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三，农民维权活动对知识精英进行着现代权益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出现了社会危机，知识精英就会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但无论是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知识精英都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垄断在自己手中。而当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当政者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时，那些被知识精英宣传的政治话语就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式，甚至成为某些社会模式的代名称。为了强调“知识”的政治权威，移植西方政治话语成了最常用的手法。如果这种移植离开了中国民众社会的现实，忽视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前提，给社会带来的并不一定是福音。中国近现代许多时期，正是在当权者和知识精英共同经营的专业化社会话语体系中，广大工人和农民这些民众社会的主体逐渐沦落成社会的弱势群体。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历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近十年的维权活动中，农民以自身的力量在影响执政者，并以自身的行为在教育知识精英们。当一些先锋知识分子举起所谓“新民权行动”的旗帜、高呼宪政、民主和民权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早已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抗争。这说明，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具有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发自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农民正是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的话语权。这种抵制的意义是绝不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的走向。正是这种抵制，让许多知识精英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维权活动是中国民主和法制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有那些民众从自身的生存状况产生的社会行动，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任何社会模式或发展计划，在农民不屈服的维权活动面前都显得幼稚可笑。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其四，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农民从“依法抗争”到“以法抗争”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在“依法抗争”阶段，主要是“议题式维权”，就已发生的具体事件提出单一的维权诉求。到了“以法抗争”阶段，农民进行的是“法定式维权”，不再以具体事件为依托，而是以“法定权益”标准来衡量所遭遇到的一切处境。法定权利是他们行动的基本框架。他们的行动也更具理性和克制，“超越暴力”成为那些具有明确组织性的维权农民的一个重要目标和特征。可以说，从早几年的暴力维权，到近年来的理性维权，是中国农民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然而，尽管农民的诉求均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很多场合，农民的理性抗争并不能唤起执政者的认同。正是这种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与执政者对公民权利的无视状况才导致各种社会冲突的增加。这些冲突，有可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完全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在维权活动受挫后表现出来的群体意识的觉醒。农民维权活动虽然并不具有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意义，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从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来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命运。他们在努力将抗争的目标从“法定权益”引向人类普遍尊重的基本人权。那些提出“解放现代农奴”口号的维权农民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而从争取法定权益到立法权利的抗争也将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可以预见，从“以法抗争”到“依法参政”将成为他们维权的下一个目标。这些都将改变中国基层政治的性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对未来中国社会冲突的预测和思考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进入社会冲突的多发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工农大众与掌握了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社会强势集团的博弈仍将是主要内容。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而要防止底层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一，中国进入了以工农大众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劳资冲突及农地冲突有可能成为最主要形式。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而在农村，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及强势资本集团将把目前农村最有价值的土地资源作为掠夺的主要目标，农地冲突将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失地失业的农民将成为全社会的焦点问题。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二，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有可能实现联合，以对抗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精英联盟。取决于如下因素：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底层群体对身份共同性的认同。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不仅仅是老、病、残，而且是生活贫困和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和农民群体。一般认为，目前的工人和农民虽然有共同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但他们很难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行动力量。他们的联合甚至需要借助于参与到社会其它群体的共同行动中。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中就没有动员组织力量。目前在工人和农民这些底层群体之间有一个人数十分巨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及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这就是复员退伍军人。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社会群体，仅生活在农村的就有2100多万人。在目前许多农民减负组织或土地维权组织中，这些人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南方某些地区，复退军人已开始利用这一独特的身份进行联合性的社会动员。如湖南一些地区的复退军人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号称有十多万人的“反腐部队”，它的主要成员是下岗工人和贫困的农民及下层知识分子，宣称实现了“工农联盟”。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大众联合的话语体系是否有效。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要进行联合行动，需要有适合他们进行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认识到他们共同的处境是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反腐败”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动员话语。在过去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冲突中，工人和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腐败”的内容。在部分工人和农民看来，他们生活困境的根源就是“腐败”，而要改变处境就需要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腐败分子”。他们对现行体制中的腐败现象不满，但对未来社会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只是希望通过反腐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三，要防止底层大众联合与精英联盟的冲突造成革命性的颠覆，需要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建立公正的宪政体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中国已经存在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基础性条件，但目前的工农大众与精英集团的冲突是否会导致一场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条件：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最高执政者的“仁政”能否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胡温的亲民新政获得了底层大众的认同和称赞，但并没有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真正认同，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而发家致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出现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在以往及现存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中央的权威正逐渐被地方党政的自利主张所消解。而且，国家的工作人员所追求的个人目标，也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目标发生着各种形式的冲突。这表明，一个经济开放的社会，如果没有多元化的政治秩序是难以为继的。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执政者如何对待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目前工农的维权抗争活动是作为一种政治压力而存在的。如果突破这种压力的限度，就会使现存的统治秩序失去平衡。特别是随着工农维权活动的不断强化，如果不能将其纳入法治轨道，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事件，甚至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样，就有可能使执政集团联合或者分裂。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会将工农的维权抗争转变为国家政治层面的行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3．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的冲击无法用现存的意识形态修复。中国目前主流社会的核心价值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被统治者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这一诉求也越来越缺乏合法性。但这并不是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没有革命的冲动。革命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笔政治遗产，可能会成为工农维权抗争的政治资源。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但对于执政党来说，如果将那些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政治遗产视为财富，则可以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扼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体制提供力量。当然，这需要执政者表现出政治智慧和勇气，重构工农“解放”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执政党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政治制度，允许工农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以保卫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看政府怎么搞了

腐败问题、买官卖官、无德无能的官僚作风是社会不稳定的罪恶之源。

现在中国的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苍蝇明摆的，关键是没人想解决，也没人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