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袭警案：政治对决法律
从7月1日杨佳袭击上海警察，到今天7月22日，已经有20多天了。
在这20多天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支持杨佳和反对杨佳的两股力量，在网络的虚无空间里发生了战争，支持杨佳的力量占了压倒性绝对优势。比如腾讯网中两股力量最悬殊的比分是：43930人支持杨佳，仅有893人反对杨佳，支持杨佳的力量占了98.008%，反对杨佳的人仅仅占了1.992%。到现在为止，反对杨佳的人的比例，从来没超过10%，至少，我一次也没有看到。
然而，在白岩松的cctv新闻台节目中，白岩松却振振有词的说，杨佳袭警，个别人同情杨佳，甚至有人称呼杨佳为大侠。白岩松的结论，彻底强奸了支持杨佳的民意。看过白岩松的节目后，我个人直接把白岩松归类入畜生一列，他的形象，已经在我的心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
杨佳袭警案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杨佳？奥妙在哪里？
笔者认为，杨佳袭警案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关心，是因为引爆了一个关系中华13亿民众命运的问题：政治对决法律。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公权救济对决公权致害。
政治和法律是什么关系？考察人类文明历史，很容易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政治强奸法律的历史，是一部政治逐渐退缩而法律逐渐强大的历史。政治特权的公权致害始终是民众的威胁，而法律的公权救济则是约束政治集团的绳索。政退法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政治和法律在绝大多数时候是一对很尖锐的矛盾，公权救济还是公权致害？是一个问题。
政治特权对民众的生命财产构成核心威胁，政治特权可以使用法律或者非法律的借口，践踏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种对民众的生命财产的威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公权致害。民众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打击公权致害，是民众的利益所在，这种行为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公权救济。国家的法西斯指数=公权致害效率/公权救济效率，国家的和谐指数=公权救济效率/公权致害效率。
杨佳袭警案中，民众的核心要求是法律本位化，打击政治本位化，追求公权救济，反对公权致害，从而营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以公权救济为主导的法律环境，削弱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以公权致害为主导政治环境，这是关系到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知屋漏者在檐下，知政失者在荒野，人心背向取决于此。
杨佳袭警案成为政治对决法律的战场，成为公权救济对决公权致害的战场，成为关系亿万民众福利走向的分水岭，这是民众对杨佳袭警案的全部热情所在。
在公权致害的环境里，法律成为儿戏，以政治利益为旗帜的政治力量，可以轻而易举的公权致害践踏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比如特权者打了人，从维护特权者形象的大局出发，对特权者进行保护，就是一种政治。典型的公权致害有“抢尸”，“把错案办成铁案”，“举报者落入被举报者的刀下”，都是政治环境公权致害的产物------对于亿万民众来说，这种威胁如沙在目，如刺在喉，寝不得安，命在人手。“打酱油，做俯卧撑，被自杀，死者情绪稳定”等等网络流行语的出现，则是民众非暴力对抗的最高方式。杨佳袭警案如何能不引发亿万民众的巨大热情？又有什么能熄灭民众的这种热情？
综观网络上的焦点，民众对杨佳袭警案的法律进程非常关心，这恰恰体现了民众对法律本位的要求。原始的支持杨佳的诉求，正在理性的转变为对杨佳袭警案的司法进程的关心。司法质疑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网络：两位谢律师以上海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是否有资格做杨佳的律师？上海公安是否要回避杨佳案？杨佳母亲的去向？上海谢律师为什能找到杨母而北京律师找不到？盘查杨佳的录音录象能否全部公开？案情内幕能否公开？审判过程能否公开？相比较遍地的污染企业，遍地的妓女和飞天的房价，这些询问代表了中国的真正的崛起！
杨佳袭警案的前前后后，警方的公权救济在哪里？警方的公权致害在哪里？杨佳受到过怎样的公权救济？他又受到过什么样的公权致害？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杨案的社会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民众的热情就找到归宿了，国家就可以防微杜渐的预防该类案件了。
对比民众对杨案法律进程的热情和关心，民众对公权致害再次显示了精确的否定和厌恶：当有人称杨佳为丧心病狂的杀人犯的时候，立刻有人回击“丧心病狂的袭击动力来自于丧心病狂的压迫”，支持前者的人数为30人，支持回击者的人数则为2389人（腾讯网）。关于质疑警察是否有权无缘无故检查身份证的问题，支持质疑的人数为15741人，反对质疑的人数则为844人（腾讯网）。
正因为杨案引爆了“政治对决法律”的炸药包，该案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政治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将再次被搬上历史的舞台
如果杨佳在台北旅游，遭到警察【不正当对待】，向台北市警局和警政署申诉后未受公正处理【这是可能的，毕竟官官相护是中国官场的传统】，他还有二条路可走：
一.找台北市议员陈情【通常民众会找知名度较高的，市议员在选区内均设有服务处，其办公室电话也都是公开的】，议员接案后有二种做法。1.如果在议会期间，直接在议场点名市警局局长及分局局长、涉案派出所警察接受质询，市警局会指派政风室人员进行内部调查，通常在一周内会做出公正处置，该赔偿的赔偿，涉及刑事责任的移送法办。【市警局必须严肃处理，最现实的原因是该单位年度预算审查权在议员手上】同时，市警局局长也会受到连坐处分，而市长郝龙斌更免不了要出面鞠躬道歉。2.如果是休会期间，议员必然选择召开记者会，图文并茂的公开炮轰警方【新闻越大议员就越能为下次选举累积资源】，此时由于已是公开事件，除了警方会火速内部处理外，事发行政区检察官必然会主动介入侦查【渎职属于公诉罪】，施暴警察即使与杨佳达成和解，依然无法免除刑责，最多是减轻而已。而且在此期间新闻媒体争相穷追猛打，自由采访或评论，没有什么单位可以下命令封锁消息。而这样的舆论监督，更加促使案件能得到公平公正的最终结果！
二.直接向法院起诉【自诉】：台湾的司法，不存在【立案】问题，告诉即论。虽然台湾的司法尚未做到100%独立，但像杨案这种低层级的诉讼，绝不会有人介入关说，杨佳至少能得到公平的诉讼，也许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但正常人都能接受这个结果。而如果胜诉，涉案警察必遭判刑，民事部份也能得到国家赔偿。
也就是说，如果杨案发生在台北，杨佳完全可以兵不血刃的达成【报复】的心愿，因为体制提供了他【报复的权力】，而且是有效的。
我同情杨佳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或许从未想过找上海市人大代表，而就算他想找，也无从联系【许多地方的人大办公室电话号码在114查询中甚至被列为机密】，而就算被他找到了，人大代表大多不会理睬【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选民服务的概念】，人大代表即使管了，警方也完全可以敷衍过去【人大代表对警局没有约束力】。
到法院起诉，那就更令人沮丧了，因为有90%的可能是连立案都立不了的【做此判断出于本人在大陆曾打过二场官司，知道涉及政府部门的案件，在立案时就是一种高难度挑战】。退一万步说，就算立案成功，能得到公平审理吗？我想稍有社会经验的都知道答案。
体制内能走的路都不通，而杨佳又不肯算了，于是他采取了最原始却也最有效的方法解决了问题，可是代价将是七条人命！
体制内的救济管道不具功能，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又暧昧不明，以暴制暴于是填充了饱满的正当性。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
是杨佳杀人吗？深层次的说，是体制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