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论胡适：“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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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大节不端，小节亦然。一是其私德卑劣。吃喝嫖赌放在黄金荣张学良身上不是问题，而放在一个北大校长身上就是问题。二是其学问低下。胡适没有真才实学，无论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红学，哪一门都稀松平常。三是不懂民族大义。胡适一生崇洋媚外，挟洋自重;以卖国为荣。胡适好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为他传播西化制造空间，此乃大逆之罪。

　　引言：胡适到底为何许人物?

　　胡适，民国文人兼政客，解放后曾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又名声鹊起，被公知们捧上了神坛，简直奉若神明。例如有一个网名叫“摆古论今”的公知，在自己的微博中发了这样一个蛊惑人心的帖子：

　　【“冯顺弟(胡适的娘)，23岁守寡，不识字，但对唯一的儿子悉心教育，从不在别人面前批评儿子，以免伤到儿子自尊心。但每天早晨，都要对儿子晨训，儿子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全都跟儿子讲清楚道理，告诉儿子错在哪里。不管家境多么窘迫，也要为儿子买书。她的儿子是胡适，后来成为大思想家，一生得过35个博士头衔。”】

　　不明就里的人看了这个帖子，会顿生感动，进而赞叹：啧啧，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真的是这样吗?

　　本人其实无意深入解读胡适，因为此人根本不配消耗在下的精力。

　　但既然公知们如此抬举此人，奉之为偶像，赞之若神明——那就不妨粗线条地根据历史实证特别是《蒋介石日记》梳理一下胡适的人生，看看这厮到底是个何许人物。

　　一、胡适有嫖妓之嗜好
　　如果按照那位公知说的，既然母亲对胡适这个儿子家教是如此之严，那么胡适一定是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有出息的好孩子吧?然而真相却是如此不堪——大谬不然。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在上海一直呆到1910年。其间，胡结识了一个德国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一个洋混混。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旧社会那一套堕落行径——吃喝嫖赌，全都学会了。

　　据胡适自己的日记——他的学生生涯中，“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这种种情况，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倒是一一有所记录。

　　据现存的59天版本的胡适《藏晖室日记》(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所记录，粗略统计，胡适自己有明确记载的吃喝嫖赌抽：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藏晖室日记》，收入《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上册。)

　　胡适这个时期的日记，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

　　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着打—— 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另一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真是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说胡适毕竟浪子回头，把吃喝嫖赌的毛病改了。其实不然，1911年胡适赴美留学，到了美国依然逛窑子嫖洋妓。从美国回国后还是继续逛窑子嫖妓，甚至曾经拉着徐志摩一起去嫖妓。

　　胡适一家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是切切实实受过传统宗族救济制度恩惠的人。成年之后，很多人都能够对宗族传统保持着一份尊敬与珍重之情，认为宗族是“吾国人道主义精神的生长点”。而青年胡适则成为一名致力于反传统的公知，说“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胡适这么说，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

　　二、蒋介石日记称胡适为疯狗

　　那么，成了道貌岸然的大文人且混入政坛之后，胡适的生活不荒唐了吗?人品变好了吗?也没有。蒋介石曾经在日记中这样评价胡适曰：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

　　人们或许不知，奇葩地作为公知祖宗的胡适博士，正是今天拿钱发帖的公知水军们的祖师爷。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是5200美元，而现在能够查到的是：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透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胡适写过一篇《台湾是多么自由》之文，赞颂台湾的民主自由，而此文竟让蒋介石为他付费掏了15000美元!

　　大概经常勒索钱财使蒋总统讨厌了，所以蒋介石日记中曾痛骂胡适：

　　【“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卑劣之政客、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看来老蒋对胡适其人的判断是：必须给它喂几口，这只“野犬”才会为主人“狂吠”几声!

　　三、蒋介石送胡适挽联暗藏讽骂
　　1962年2月24日，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对其知之甚深的蒋介石长出一口闷气，送了一副挽联，上书：“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此联看似称颂，实则颇含嘲讽之意。这幅对联后面其实暗藏故事：


　　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同居。“摆古论今”微博里吹捧胡适母亲教子甚严，还用了一副女性照片，但那人其实不是胡母，而是胡的情人曹诚英——胡适三嫂的妹妹。

　　原来胡适在同江冬秀举办婚礼的时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曹诚英。胡吃了窝边草，曹便怀孕了。为了爱情，曹毅然离婚，北上找胡适逼婚，如同现在的小三逼婚一个节奏。这就是蒋之挽联上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来源。

　　曹诚英带子逼婚，胡博士旁敲侧击地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吓得胡博士抱头跪地，再也不敢重提离婚之事。曹无奈堕胎。这就是蒋之挽联下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的来源。

　　1962年3月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一障碍也。”这是蒋对胡之死所作的结语与真实评价。

　　四、胡适的学问有多深?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章士钊，一个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议论哲学时谈及康有为、梁启超，并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

　　【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顾晓绿：《1912-1949民国映画：一言难尽》，团结出版社)】

　　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旅美学者唐德刚，乃近代史大家，笔者曾与之谋面请益。唐先生曾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并著有《胡适杂忆》。他对胡适颇有高评，但对其学问却居然不以为然，说：

　　【“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摘自《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大孔庆东教授对胡适曾作了一个入木三分的评价：

　　【“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做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

　　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和胡适为同代人，他对胡适第一印象即大不佳，胡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认为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据了解钱穆的人说，钱先生对一个文人作出“不是个读书人”的评议，确是很严峻的判词了。钱穆对胡适的这种印象，后来只有加深，而无改变。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正是钱穆对胡适乐于尘俗而无暇学问的判断。

　　钱穆与胡适相识于1928年。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和真有学问的人一见，胡适即露了原形。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当时的情景：

　　【“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

　　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宿，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

　　此后，胡适颇不愿和钱穆打交道。两人关系疏远，原因之一是立场相反，气味不投，一个崇洋，一个守旧;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学问犹如蜻蜓点水，与钱穆相差太远，很怕钱的较真和拷问。(参见余斌：《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万象》杂志)

　　五、胡适是近代卖国文人的总代表
　　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期间，于1911年12月初次接触及了解共济会。康奈尔大学是得到共济会、光明会基金资助创办的大学。

　　另据台湾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1911年12月2日胡适记：

　　【“夜往访L. E. Patterson之家，夜深始归。是夜偶谈及Freemason(规矩会)之原委始末。”】

　　1914年，胡适24岁。经推荐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共济会著名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

　　共济会，乃白人种族主义的最高秘密组织，是一个致力于消灭所谓垃圾人口、建立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极为反动的秘密政治组织。加入了共济会，就意味着必须遵循共济会的宗旨，在中国为共济会工作，说白了，就是专干损害中国利益、背叛国家民族的事。从此，胡适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与此相关。具体说，就是亲西方，在中国推行西方自由主义，反共，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其从美国归国后，便纠集同伙，发起组织了一个“疑古派”，主张中国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虚构的历史，即便东周以后的史料也“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胡适一伙“大肆贩卖西方学者之唾余，以民族虚无主义误导中国社会”，企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同时为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打开空间。这是胡适对中华民族的大逆不道。

　　反对爱国主义，贬损民族精神，是胡适一贯的政治倾向。早在1915年，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129页)。今天的公知们咒骂爱国者为“爱国贼”，与他们的祖师爷胡适真是一脉相承。

　　六、程潜怒斥胡适是汉奸
　　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胡适作为学界领袖，不主张抵抗，反而呼吁妥协。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变相承认日寇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爱国民众的谴责，而胡适却为之辩解，声称“非如此不可”。

　　1935年，他致信蒋介石，竟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其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对此，鲁迅先生讽刺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蒋百里将军发表文章，科学分析中日国情，坚定地鼓励国人——

　　【“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而胡适则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凑“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反对抗战，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甚至将爱国军民的抗战呼声污蔑为“歇斯底里的风气”。他要求国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来举行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还说什么，“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胡适的歪理邪说让爱国者深感气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程潜将军怒斥说：“胡适是汉奸!”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则要求“逮捕胡适”。当时的青年学生致信胡适骂道：

　　【“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

　　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胡适等北方学者。陶希圣回忆说：

　　【“八月初，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龄、胡适之、梅贻奇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摘自陶希圣《由牯岭到南京》)】

　　此处胡适的话，表面看似替张自忠说情，实际上却表明了胡适不愿对日作战的一贯立场。值得玩味的是，后来张自忠英勇战死于抗日沙场，悼念、讴歌张将军者从国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万，而胡适却不置一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适在民族立场上的软骨病，决定了他必然和汉奸走得很近。走得最近的，当然就是汪精卫。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国后，舆论一片责骂，而胡却默然。1944年汪死于日本，国人拍手称快，胡却颇为痛心，在其日记中写道：

　　【“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

　　一个头牌的大汉奸，在胡眼里竟成烈士!

　　七、蒋介石称胡适为祸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死后，蒋介石曾经题词“智德兼隆”表面很捧场。

　　但是在私下的日记中，蒋介石对胡的评语却可谓深入骨髓——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

　　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文化买办”，“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蒋介石对胡适的定性可谓精准无比!

　　胡适如此之多的不堪，让公知也深感难堪。于是有人提出，抗战时期胡适出使美国，为抗战做出了贡献。真是这样吗?且看历史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适觐见蒋介石。蒋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

　　可是，胡适之到了美国后怎么做的呢?日寇侵华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胡适在美期间则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胡适却在美国交际谋私，给自己捞了许多名誉博士!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上。

　　1942年10月13日，蒋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评价说：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蒋介石这段日记透露的信息是：胡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国，连该说的话都不肯讲。以至蒋介石考虑要撤换胡适。其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正与美英商议废除列强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认为，若此时尚未将胡撤换，则胡适会把废约之功归之于自己，尾大不掉，那样的话要撤换他就更难了。

　　八、胡适究竟懂不懂旧体诗词?
　　毛泽东早年参加新青年运动，拜访过作为北大教授的胡适，但当时胡适没有把这个来自湖南的穷困的旁听生看在眼里。

　　曾经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泽东的诗词。

　　1958年，他亲自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翻译成英文发表，并且四处推介，赞赏备至。然而，此举却遭到胡适的反对。在胡适的纽约公寓里，两人就此发生争执。

　　胡认为何对毛诗词评价太高，理由是

　　【“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

　　何认为胡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艺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诗之外，胡适还认为，陈寅恪不过尔尔，也就是记性好而已。

　　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适内心极度嫉妒能者。

　　胡适对毛诗的非议，还见于《胡适日记》。

　　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便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到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参见《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页)】

　　其实，深谙诗词格律的毛泽东对于韵脚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释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说明毛泽东在此词中是有意破韵，是不想因韵害意而为之。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是一种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前提下，根据思想表达需要而稍加变通，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反之，了无诗意，缺乏诗味的句子，即便切韵合律又能如何?

　　显然，胡适如此胶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将毛的《蝶恋花》贬得“没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实质上属于羡慕嫉妒恨。至于其“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这句话，则更属于一种虚妄无聊的自负。

　　当年不配上你的中国文学史班的毛泽东，后来却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不但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大格局。胡适全然不见泰山之鸿巨，而独拿诗词挑刺以作障目之论，说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狭窄。

　　况且，仅以诗词而论，胡适之诗词与毛泽东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

　　例如，毛与胡在青年时代均各写过一首《沁园春》，不妨放在一起，两相比较一下：

　　胡适1917年作的《沁园春》：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

　　想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

　　去独夫“沙(皇)”，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

　　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

　　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

　　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

　　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此词胡适作于1917年 俄国推翻沙皇政体的二月革命爆发之际，故题名“新俄万岁”，登载在当年的《新青年》月刊三卷四号(民国六年六月一号)。

　　但是，此词意境浅薄，用语生涩，例如“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以政治口号直接入词，堪称20世纪流行的政治标语诗体的开山之作。后来郭沫若的诗词也多用此体，则为后人讥笑，殊不知开创此体的，恰恰是胡适。

　　我们再读青年毛泽东写于1925年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两首词都写于20世纪初叶。但是可以看出，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文学词章，这两首词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胡词气势孱弱，想象乏力，文辞生硬。其词既无“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的雄伟意象，也不具有“书生意气”，无力“挥斥方遒”，更不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毛泽东早年的这首《沁园春》却意象雄伟，意味深长，“栖凤枝头犹软弱，化龙形态已依稀”。胡适与青年毛泽东欲主宰历史沉浮的气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胡适在诗词上对毛诗词找茬挑刺，实乃自讨没趣，不自量力。

　　胡对毛的诗词评价如此刻薄，而毛对胡的评价如何呢?我们知道，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50年代，曾经在知识界发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运动。但是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却平和地说：

　　【“胡适这个人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唐弢：《春天的怀念》)】

　　毛、胡互评，两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此段内容参见于朱向前先生的《从两则史料看胡适评毛诗》一文，《毛泽东诗词研究》2014年第1期)

　　九、胡适思想有没有主义?
　　一个人，倘若抱定一种主义，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即便不为他人认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适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闲极无聊的溥仪把电话打到了胡适家：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胡博士受宠若惊。“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溥仪《我的前半生》)】

　　胡适兴奋莫名：皇上要召见我了!他在日记里写道：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

　　为此，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文中颇为得意地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其兴奋之情、骄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见之后，胡博士兴奋之余，还给庄士敦写了封信，描绘令其骄傲难忘的场景：“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这，就是号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之博士，在封建废帝面前的表现!

　　为此，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蒋召见胡适之》一文，把胡博士讥讽了一顿。鲁迅接着加了一把火，说：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嘛(很明显恶搞胡适之的【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见蒋)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二心集·知难行难》)】

　　是否真的主张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铁的事实是，胡适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在台湾，胡适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蒋公，但不容许别人也如此做，别人谁批判蒋介石那胡适就批判谁。以致美国人都调戏胡博士说：“台湾言论自由，只有胡适一个人的自由”。(智效民 ：《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

　　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赴美后反水，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引起舆论震动。刚刚指责“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的胡适之，看到这篇文章后是什么反应呢?

　　胡博士大为光火!蒋公也是你们能黑的?要黑也只能我来黑!蒋介石则大为着急!赶紧派人给胡适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仅写信批评吴国桢，还大笔一挥，展开反击——闻名遐迩的洗地奇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出笼了!由此拿钱发帖之事例可见，在金钱利益与民主自由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钱利益一边;在政治需要与事实真相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边，一切都由着他胡喷!


　　结语：胡适——伪君子，真小人
　　胡适大节不端，小节亦然。

　　一是其私德卑劣。吃喝嫖赌放在黄金荣张学良身上不是问题，而放在一个北大校长身上就是问题。

　　二是其学问低下。胡适没有真才实学，无论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红学，哪一门都稀松平常。

　　三是不懂民族大义。胡适一生崇洋媚外，挟洋自重;以卖国为荣。胡适好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为他传播西化制造空间，此乃大逆之罪。

　　胡适的一生，姑不论其吃喝嫖赌、浪荡堕落，也不论其私欲熏心、投机善变，仅以其政治立场论，也是乏善可陈：从“低调俱乐部”到恐日妥协的各种言论，从鼓吹自由主义到甘当蒋家王朝之鹰犬，从崇洋媚外到挖祖坟虚无中华文化，称胡适为文化汉奸并不冤枉。就是称之为文化买办更是名副其实。

　　总而论之，胡适，近代文人中之大无耻者，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真小人也!

　　我也略评一下毛泽东的诗词。
　　依托白话文的现代诗词，基本上就没好的，可为“文化荒漠”做一有力的注脚。
　　至于毛泽东的诗词，我们如果拘泥于“唐诗宋词”，以最高水平观之，毛泽东的诗词难免差了一筹。而如果以“元朝诗词”为标准，则还算不错。
　　汪精卫之诗词大略也是如此水平。
　　除毛、汪以外，其同时代或略前后，亦颇有些腐儒诗词，虽格律之类或颇符合，但腐儒气息太浓，全然不能与我们常见的古人作品相比较。因为古人中腐儒虽多，但能流传，难免须超凡脱俗。
　　而新文化运动者之诗词，无论古体今体，一般还不如腐儒。

二合一回一下：
胡适我并不了解，但是你说的有点夸张了。
1.学术。 显然能看出来胡适是个混子我第一次知道他三十几个名誉博士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啥正经人，那时候我还是个宝宝呢。
能干出这个事儿品味确实不高，就跟习包子报书名是差不多一个档次的事情。
但是————混子又怎么样呢？如果学术水平高就正确，那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正义会在哪边
BTW，我觉得胡适也不是烂到家那种，估计就是余秋雨那种人。

2.人品。 私德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也就是平均水平吧，如果不是略高于平均水平的话。最起码老婆还留着。
公德这个不好说啊，我知之甚少，看你贴的这个吧，其实我觉得更能说明蒋介石智障。明知道这个人不行还要用，你说责任在谁呢？毕竟也没谁逼着老蒋用这个人。这不就是“当初求片像条狗，如今撸完嫌人丑”嘛。

3.一般智慧或者政治判断。 跑了。单凭这个一条下限就不是最低的那一波。但是儿子留下了，这个操作确实很迷惑。要是我的话打断腿也要捆走，大不了以后养着。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两边压注的可能性，如果不是，那还好说，如果是，确实不高明（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就是对共产党判断不到位，倒不是两边押注）

“freedom is not free”，我以前一直以为这句话是劝人造反的。后来才知道是征兵之类的场合。
至于责任问题，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其实前两场讨论被你绕晕了
更有逻辑性的事情发展可能是这样的：
起关键作用的永远是匪谍，到了台湾，匪谍失去指挥和整个体系的庇护，就会慢慢暴露。跑又跑不掉，只能等死。所以老蒋到了台湾，反情报工作的水平等于被动提高了。既然抓到了，当然要杀掉，杀的多是因为能抓到的多了。匪谍杀掉了，新的又补充不进来，当然就稳定了。
等于说老蒋在台湾的白色恐怖力度其实没啥主动变化，变化的是匪谍组织失去联系，暴露的多了。如果在大陆就想干掉这么多人，肯定会有不少冤案，也抓不到大鱼。但到了台湾，反情报工作就从地狱模式回到了新手村。

　　胡适其人颇有虚名，蒋介石想利用一下呗。
　　至于用了以后再骂，如果出自日记，也无所谓吧。

　　至于白色恐怖。
　　1947年立宪，1948年行宪，连胡适都一度想过当总统，何谈白色恐怖？白色恐怖大略是从1948年开始的，在大陆未及时成型，到台湾才真正成型。
　　白色恐怖是打击匪谍的前提。如果不让左派人人自危，他们有无数种方法给你掣肘。

　　前些年（大概是小布什时期），有一个案子。被捕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律师为其向伊斯兰组织通风报信，被发现后吊销律师执照，他还不服气。
　　此人辩解说：他只是传递了“坚持到底”的政治立场，与案情无关，所以不应该吊销执照。
　　（我看的是采访录像，此人是个大胖子，印象深刻。）

　　这种人就应该枪毙。不枪毙，最低限度也是鼓励匪谍，而他是否真的只传递了政治立场，其实也是很难查清的。

　　反过来讲，今天的情况是：台湾在否定了白色恐怖以后，也开始给匪谍平反。
　　这足见自由派和匪谍有共生关系。

BTW,中共台湾省委好几个都留着当官了，倒是向忠发一言不合就崩了，所以政策松紧我觉得差不多。白色恐怖是绿营为了跟大陆割裂发明的语言。共产党也说白色恐怖，但是维基上的词条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再说一句，利用胡适名声然后达不到目的，这个本身就很丢人吧 虽然没有公开骂，但是用人用到这个份儿上，等于是给一个本来可用可不用的人挟制住了。

向忠发不是都招了？
何况那种身份的人，肯定不会往死里打吧

胡适在美国很有名吗？不会吧？林语堂啥的不是也行？

弄人的话，痛苦而没有生命危险的方法太多了……
莫名把重要目标打死，自己忠诚度都要受怀疑的。
按维基：“被捕后，随即供出陈琮英（任弼时之妻）和杨秀贞的住址，两人随后被捕”
就更没必要打死了。

作为对比，向忠发和中共台湾省委的人不是差不多嘛，那些人下场好得太多了。

要啥行政能力啊，大使就是吃吃喝喝拉拉关系呗……
要说行政能力，鲁迅还在教育部干过呢……技能之末，谁都会吧

　　向忠发这个事反正是诡异。打死固然是太不小心，立刻枪毙就更不合常理。相比较而言，我觉得还是打死比较合理。
　　根据我看的文章分析，说向忠发岁数不小，估计是打了一顿，就死了。

向这个身份，被抓就不好回头，所以肯定配合。但是太配合了，说完了，枪毙也算榨干最后一点价值，有没有可能？
还有就是阴谋论模板了，说了啥话反而让自己活不下去了

　　哪儿那么容易说完啊。
　　此外，这种人难道不应该大张旗鼓的审判枪毙，以儆效尤吗？

那就是说了啥送自己上路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