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微博传出消息，庹震已经和《南方周末》编辑部谈妥条件，“取消对南方周末的事前审查，总编黄灿去职;明日上班，后天报纸正常出版”。很多网友都认为在中共体制内也最多就是做到这一步了。
1月6日，《南方周末》的总编黄灿就开始主动替庹震背黑锅，揽下南周事件责任。1月7日，“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发布一封公开声明，指南周事件是总编辑黄灿和副总编辑伍小峰在上级压力下的违规操作。
黄灿也是十分冤枉，在整个修改新年献词的过程中，黄灿只是执行广东省宣传部的命令。黄灿也曾经给宣传部反映过编辑们的反抗，但是都被宣传部给驳回了。
在推特上传闻，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找到王岐山替《南方周末》求情。这个妥协的结果可以说是民众的压力和党内规则的结果。习近平想要“法治中国”，他碰到的第一个反对者就是体制内的宣传部。这个事情要是“依法治国”，就应该控告中宣部干涉新闻自由的罪行。
这件事最后确实按照中宣部的命令运作。中宣部的密令是“定性为意识形态斗争;严重挑战党管新闻工作的底线;要加强对微博的管理;有境外势力参与;广东的事广东自己解决”。这么多中国民众的努力没有改变中共控制新闻的本质，只是为《南方周末》争取了一个“取消事前审查”的一点点宽松。
这件事情之后，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什么”。反腐、异地高考、废除劳教制度，很多人都在说中国需要改变的地方很多。但是，这些却不是我们根本的需要，这些只是表面的需要。我们真正需要是“自由”!中国人有迁徙的自由，就不会有“户籍”;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南周事件”，腐败就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有信仰自由，就不会有迫害法轮功、基督教的事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