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5年12月，北京“34号供应部”设立，其使命就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访华、重大国事活动等提供安全的食品保障。
中 共中央转发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的《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把齐燕铭报告中的“在肉、蛋、卷烟等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特需供应”，于当年11月在全国实行。
这便成了“特供”体系的开始，之后的“国宴特供”、“军特供”、“外国专家特供”等等都属于同一范畴，只是规格和标准各不相同。
而对于“特供”本身来说，首先强调的是绝对安全，其次是高质量，排在第三选项的是方便。据《凤凰周刊》报道，“特供”体系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都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以求“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
2002年9月，北京市农委增设直接管理“特供”生产的北京市特需农产品服务中心，其级别相当正处级。
中心对供应的“特供”农产品质量实行全面监控，各区县农委主要负责人被指定为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区县“特供”农产品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做到“保安全、保质量、保及时、保秘密”。
据报道，只要“特供”点所产农产品合格率未能达到100%，“特供”资质将不保。
2007年，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说，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
此外，据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北京志o商业卷o饮食服务志》披露，对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外事活动的采用“特供”，是基于政治考虑，以做到绝对安全、不发生任何事故、体现高质量服务为原则。
其中规模大、人数多的重要会议供应服务比较繁重，为保证万无一失，在每次重要活动开始前，北京方面就组建专门机构确保完成任务。
副总理以上领导的“专供”
比北京“34号供应部”更早的是，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适度，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
香山农场初建时，就有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
此外，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
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央警卫局管理。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 泽 东、刘shao奇、周en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以后，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夫人们都会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就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不是一般渠道的蔬菜可以相提并论的。
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周en来也派他的护士，到农场一边参加劳动生产，一边传授外伤处理常识。首长夫人更是喜欢带着孩子去空气新鲜的农场散步踏青。
一年初夏，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但因不是桔子上市时间没有吃到。此后，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的水果蔬菜，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
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
“132”特别小组 由于原料缺乏，卷烟主要是甲级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卷烟的特需供应首先是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
当时，北京的特需供应针对行政13级以上(含13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按当时干部的行政层级划分，一级最高，13级以上属于“高干”)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其卷烟供应标准为每人每月不超过两条。
副部长级及以上级别干部，每人每月供应甲级卷烟两条;正副司局长级干部，每人每月供应甲、乙级卷烟各一条;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行政7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供给甲级卷烟两条;行政13级以上到7级以下的干部每人每月供给甲级卷烟一条。
1964年秋天，什邡卷烟厂的党委书记通知了几个技术好的师傅：“明天休息一天。到仓库里带些最好的烟叶，带上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
入选的成员一共是四个人，都是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此行是干什么，到成都后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他们在成都大概待了四个月左右，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一百至两百支雪茄烟。
忙完了，四名师傅又从成都返回什邡卷烟厂。不久，厂里的党委书记通知他们：“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现在犯了咳嗽病，贺龙元帅建议毛主席抽雪茄。毛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现在，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
什邡卷烟厂接到任务之后，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
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毛 泽 东选定的是2号烟，属于味道比较淡、有食指那么粗的中号雪茄，而贺龙吸的是33号烟，味道非常浓。
1971年，什邡卷烟厂挑选范国荣、黄炳福、姜跃荣几个技术高超的师傅，从什邡迁居北京南长街80号的四合院门楼，对面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他们专门给中央首长造烟，被称为“132”小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供烟任务由“132”特别小组完成。
据老工人范国荣回忆，在“132”工作期间，他们的婚嫁对象也要经过小组负责人的严格考察;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南长街80号的大门;他们从不向外打一个电话，也从不直接接听外来的电话。
1976年9月，毛 泽 东去世，“132”小组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但特供烟的生产并没有停止。
为了外事的需要，北京卷烟厂一直承担着这一特殊任务。
只为领导人制衣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时，胡主席主席穿着的中山装，是“红都”制作的。而从毛 泽 东时代开始，红都服装集团，几乎独享了为领导人制衣的政治光环。
新中国成立后，国事交往、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重要政治、外交活动增多，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
1956年，中央办公厅决定，从上海把一些“红帮”裁缝调运到北京，专门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服装。
中央办公厅还特别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招收了12名服装技师，对他们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让他们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
据报道，当时成立“特别加工部”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毛 泽 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 泽 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 共“八大”的主席台上。
之后，12人进入半军事化封闭状态的工作中：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
在天an门城楼正中的毛 泽 东标准像上，毛 泽 东身穿的中山装将衣服上面两个衣袋的兜盖改为弯而尖，垫肩稍微上翘，两肩更加平整服帖。领口加宽，翻领变得大而尖，完全改变紧扣喉部的格式，裁缝们对原有的中山装进行大胆的改进，极好地展现了中国领袖的风采。
在这12名裁缝中，田阿桐因其出色的手艺最被看好，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毛 泽 东的制装任务，几乎由他一人包揽。
但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田阿桐并不能“量体裁衣”，只能靠“目测”解决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工作并不轻松，据田阿桐回忆：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
在1984年后，红都走向大众，而在这之前，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穿上红都服装的，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
厂商的“特供”情结
与低调的“特供”相反的是，生活中人们在众多的商品包装上在看到的“人民大会堂”、“国宴”、“特供”的字样，这些字眼也成为了企业宣传最华丽的外衣。
有了人民大会堂“特供”的光环，产品自然人见人爱，但要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商品却并不容易。据报道，企业首先须具备省级以上优质产品或驰名商标资质，在通过企业内部自审后，向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优质产品证书，申请进入“特供”序列。申请得到批复，厂家方可依照申报审批程序，提供经济、技术、管理文件送审待批。
有“特供”厂商对媒体透露，管理局对入选品牌的评审有不成文规则，即抛开厂家过往荣誉，所有品牌一视同仁。因此拥有中国驰名商标的产品“走不进人民大会堂”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对“特供”产品的选择，管理局自有自己严格的技术评审。这样严格的技术评审在检测前并不知会厂商，开库即检，关键环节实行一票否决。
即使目前仅有的十余种人民大会堂指定产品，也足够聚焦人们的目光。2006年11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的一段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画面中，一直作为国宴饮料的“椰树牌矿泉水”被另外一个品牌的矿泉水取代，在随后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不见“椰树牌矿泉水”的身影。
一些观众怀疑，莫非人民大会堂取消了“椰树牌矿泉水”国宴饮料的身份。似乎是为了正名，11月6日，海南椰树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南日报》刊登报眼广告，特别用红黑体突出“国宴饮料”四个大字，旁边配上了椰树矿泉水和椰汁的照片。
近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4部委联合开展清理整顿部分商品包装、标签上滥用“特供”、“专供”标识专项行动。这些鱼龙混杂的打着“特供”旗号的产品，其实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们面对代表政治的“特供”，习惯着用政治思维去考量的心理。
中央首长食品特供制度是怎样建立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一个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张宝昌，最近回忆了食品特供制度的开端。
先搞“土”的，以后再搞“洋”的
早在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中南海多了两位苏联客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警卫和卫生专家，主要搞医疗保健与食品营养研究。香山农场初建时，专家对产品、规模、保鲜、消毒、化验、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议。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等。
洋专家的设想蓝图，是地地道道的苏联规范化模式，非常现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不过对当时经济落后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太超前了。
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
在北京市和香山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个以荒地、土墩为主体，近600亩的农场就这样迅速上马了。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和房舍、道路、深井及粪场的方位。如：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等。
农场食品专供副总理以上领导
时间不长，香山农场基本建成，归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并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这种包括领导、生产、购销为一体的三级管理体制，是十分安全和顺畅的。但是，如何做到既要国家花钱少，又要东西质量好，成了农场一项非常突出的硬任务。
在供给制年代，首长没有工资，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由公务员打回去，菜肴变化不大。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就做什么。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 泽 东、刘shao奇、周en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金制年代，各家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公派厨师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农场领导想方设法加强田间管理，减少损失，并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多产多销。
在较长时期里，首长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等蔬菜，也是虫害少，长势好，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不久，香山农场东西好、价钱便宜的赞扬声逐渐传开，有的首长（如董必武等）开始前往视察参观。很快，朱德的秘书通知警卫局：总司令说，农场的同志工作时间长，文娱活动少，建议由局服务科，每月1-2次去农场放映专场电影，影片租费由首长开支。
中央机关干部每年须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赶上农忙时候，香山农场单凭40余名在编人员，很难完成任务。警卫局就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这种做法非常管用，没有影响机关正常工作，也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的紧急需要，还能拉近同单位不同部门，特别是机关干部与农场工人之间的距离。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大家的感情更好了。
一次，颐年堂会议上谈到干部问题时，刘shao奇、陈云指出：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多干部，特别是年纪轻的，几乎都是“三门出身”（即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走的是一条由父母、政府安排的人生道路，不用自己操心就变成了公职人员，而且是终身的。舒服倒是舒服，可经不起风吹雨打，容易摔跟斗。警卫局组织干部轮流到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倒是个好办法，要坚持下去，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毛主席表示同意并说：“在延安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成绩很大。全国胜利后，当官的多了，官气也来了，这就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克服官气，才能平息群众怨气！现在应当从中央机关做起，凡是‘三门干部’要有计划地分期分批下去，在劳动生产第一线补上这一课。”
时隔不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中南海居仁堂专门开了厅务会，研究布置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为了便于考核、检查，特以中 共中央直属机关劳动生产办公室名义，印制了《劳动记工本》，人手一册。内有姓名、日期、劳动项目、劳动时间、记时人签名等详细栏目。当时原则规定，每人每年必须要有20天时间，到农场参加劳动生产。
“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当临时需要的劳动力问题解决后，香山农场的规模便日渐扩大了。至1956年后，国内安全形势已大为好转，北京市在商品收购、供应、藏储、管理等方面，已积累了不少成熟经验。有一批精干的专业队伍“供应归口”，香山农场的转向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除稻田和人员外，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为了不影响生产和供应，警卫局事先还专门从部队挑选20余名战士，转业到农场熟悉情况，协助相关部门进行交接。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之后，在原有香山农场的基础上，以部队同志为主，组建了一个常年生产班子，大家习惯叫它“玉泉山农场”。新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其中一部分窖藏起来，这白薯是周en来总理最爱吃的杂粮之一。
玉泉山管理处的同志，利用绿化改造机会，开垦了不少山坡荒地，栽种果树，算是农场副业。到了收摘季节，果品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
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玉泉山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据《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