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立案”，只是有人报警
凤姐办理旅游签证到美国之后，在一家洗脚房（一说是美甲店）打工为生，8月17日，她发表了一条简单的微博，“我要一把火烧了美国移民局”，据传这是她拿绿卡不顺利而发出的激愤之言。
11月份，在凤姐口出狂言3个多月之后，一位似乎一贯讨厌她的网友莫润刚在微博上表示，“这一条希望网友一定立照留存，因为凤姐恐怖威胁烧毁美国移民局。只要现在打电话给911报案，凤姐马上会被抓进监狱。凤姐如果真的意识到严重性的话，就公开发微博，@我（抄送我），声明自己从今以后不再恶俗炒作。否则我一定会坚持送凤姐回家。但确实不想让她进美国监狱。我还没有那么不人道。”
不过，凤姐对他的“忠告”和要求视而不见，随后莫润刚行动了起来，向美国警方报告凤姐要火烧移民局。11月30日，他在微博上公布了进展：“刚报警给local警察police
Mike R,
国安局会立案跟进。望世人引以为戒！这条希望网友立照留存，因为凤姐恐怖威胁烧毁美国移民局。一报案，凤姐马上会被抓进监狱。”他还表示“这个时候最恨的就是美国的法律程序太长。盼个死刑犯都要等几年。希望凤姐的事情不要拖太久！”
在ID为“CNNIC国际政策研究员”的莫润刚报警之后，国内媒体开始报道这一事件，他们普遍采信了莫润刚的说法，在莫润刚的一封公开邮件中，他很有把握的声称“（凤姐的）这一条微博已经被美国公安局、移民局和国安局记录在案。凤姐的遣返和入监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在美国针对凤姐的法律程序已经启动。”
也就是说，整个事件的实质，是凤姐的微博被这位叫“CNNIC国际政策研究员”的在美华人向警察机关举报，他微博上那张被一些媒体作为证据的照片只相当于中国的接警证明，只要去警察局反映情况都可以向警方索要，并不代表可以立案，更不代表“入监只是时间问题”。此外，美国国安局应该是大名鼎鼎的NSA（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这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保密单位，并不对外公开工作计划，以常识判断，这位“CNNIC国际政策研究员”不可能知道NSA有没有将凤姐的微博“记录在案”。
当然，这位“CNNIC国际政策研究员”也不是专业人员，出现这种差错可以理解。很多网友将CNNIC理解为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其实CNNIC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的简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
凤姐触及言论自由的“边界”了吗
在美国的宪政传统中，言论自由确实出现了“边界”，这就是20世纪初的美国最高院大法官霍姆斯提出的“紧迫而现实的危险”理论。
霍姆斯认为，在言论可能造成“紧迫而现实的危险”的时候，政府有权力限制并追究这种言论：例如在拥挤的剧院里乱喊“失火了”会导致发生踩踏，这种情况下的言论就必须被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社会主义鼓动家申克到处散发传单，号召反对美国的兵役法，叫美国年轻人“不要为华尔街卖命”，霍姆斯认为，这种言论在平时无可厚非，但战争期间反对征兵的言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应判申克有罪。而几年之后的1925年，美国另一个左派政党“美国社会党”领袖古特罗宣传用暴力和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以后，霍姆斯却认为古特罗无罪，他认为“每一个意见都是一个煽动，它必然是为了让人相信而出现”，而尽管古特罗煽动的内容很可怕，但并不会造成迫切和直接的危险，所以不能禁止他进行“煽动”。霍姆斯的理论后来被另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概括为：“除非言论会产生，或预定产生出明显且即刻的实质性罪恶的危险，否则，合法限制（言论）的条件就不存在”。
而70年代出现的“自主主体论”构成了对霍姆斯理论的重要补充，这一理论由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坎琳提出，在美国法学界的泰斗人物德沃尔金的推广下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自主主体论”认为，言论的目标是通过表达而影响他人的行为，而表达方式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指出行为的适当理由或后果，推动他人的行为；第二种是威胁、强迫、蒙蔽、提供具体手段等方式，推动他人做出一定的行为，即使要推动的是邪恶的行为，也只有第二种表达方式是政府有权禁止的。也就是说，劝说一个成年人去火烧政府大楼并不犯法，只有威胁或强迫他去，或者劝说判断力不健全的未成年人或弱智去做这件事，以及给这件事提供具体帮助（如相关情报信息），才构成犯法。按照斯坎琳的这一补充，申克反征兵的言论也并不犯法，因为他没有迫使别人不去当兵，其“煽动”的对象也都是心智正常的成年人。
从这两个原则来看，凤姐在微博上喊两声“我要火烧移民局”既不构成强迫他人火烧移民局，也几乎不可能对美国移民局造成迫切而现实的危险，她没有触及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个官司如果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凤姐应该不会输官司。
美国比中国更重视“威胁罪”
言论自由是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不存在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任何言论都不会违法。说谎、诽谤、泄密、威胁，或者用高音喇叭扰民的“言论”仍然要付出代价。
凤姐的言论虽然按照宪法修正案不在受美国政府约束之列，但她的话在理论上存在涉及恐吓的可能性，如果她“扬言威胁”的对象不是移民局而是学校、医院、公司等机构，“CNNIC国际政策研究员”让她坐牢的期望就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对于纯粹言语威胁的行为，美国的治罪远比中国严苛。中国刑法当中并不设立恐吓威胁罪，直到今年5月，才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寻衅滋事罪里加了一条“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但至今没有判过一例。此前，恐吓在中国只是治安案件，只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规定，涉及恐吓行为的最高可以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但在美国，威胁伤害他人的人身安全是受到高度警惕的。去年一位中国留美博士生翟田田一度被诉“恐怖威胁”(Terroristic
Threats)罪，就曾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校方最后撤诉，但翟田田也因为这次风波而中断学业。
威胁美国政府，被不被抓是个运气活
按照美国法律，对联邦官员（无论工作人员还是总统）和具体工作场所的威胁并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来自马萨诸塞州亨廷顿的托马斯·斯蒂芬尼克被判监禁21个月，就是因为他在电话中威胁波士顿的司法人员，声称他要带一把猎枪到法院大楼去，“让你们看看谁是老大”。
据称奥巴马刚上任的时候每天平均收到30个威胁电话，但美国每年都只有几十起针对联邦雇员的威胁会被检方起诉。联邦调查局更多的将这些威胁视为一种情报截获，只有确实构成危险的情报才是有价值的，因此大多数威胁都因为不具备现实危险而免于起诉，最终被判罪的也一般都是有更实际的严重行为，比如非法持枪等等。
加州新月市的约翰·金贝尔经常发各种粗言秽语的电子邮件威胁奥巴马全家，奥巴马上台之前他还一直威胁小布什总统。他自己也因此被情报部门雷达监视多年，不过由于他一直没有什么把自己的言论付诸实现的倾向，情报部门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2009年奥巴马视察金贝尔所在的旧金山地区的前几天，特工人员决定抓捕他，在法庭上金贝尔辩解说，他只是在实践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已，他还说自己并不打算伤害总统，只是想引起大家注意，后来当局撤销了指控。
中国人很熟悉的例子是内森·瓦恩案，中国的报纸说“一名叫内森·瓦恩斯的美国男子向美国陆军征兵司令部发送恐吓奥巴马的邮件，威胁要刺杀奥巴马。不过很快，他便被警方逮捕，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刑罚。”——实际上他不是被逮捕而是自首的，他被诉罪名也不是威胁刺杀总统，而是盗窃枪支，他最后被判了3年刑——凤姐“火烧移民局”的言论有多大风险，也可以拿这些例子对照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