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光：关于民国政党政治——多党竞争不适合中国国情？
作者：杨光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更新时间：2010-10-8 12:20:30
一
中华民国曾经搞过一阵多党政治，浅尝辄止，以失败告终。这里所谓“失败”，有以下三重含义：
其一，当年的政党政治没有起到人们希望它起到的作用。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令其立即起到那些作用。
其二，经过了两年效果欠佳的实验之后，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从“窃国大盗”到“革命先行者”，从鼓吹者、参与者到怀疑者、反对者，大家都对政党与多党制或多或少有所不适，有所不满，有所失望。心生反感、大有怨言者，也所在多有。（注：那时候，我国政党政治最伟大的传道者、实践者宋教仁先生已经牺牲了。另一位同样伟大的传道者梁启超先生又变得有些灰心和消沉。所以，在最最需要为政党政治注入第二波动力的时刻，中华民国再也没有象宋先生那样满腔热忱为政党政治摇旗呐喊、全心全意将政党政治付诸实行的一流政治家了。）
其三，政党政治未能在中国度过它幼稚、弱小的生长发育期，还来不及稳定化、制度化，就遭到了来自独裁者和激进革命派两方面的猛烈夹击。它一击即溃，毫无抵抗之力。
二
值得注意的是，在议会政党政治走向穷途末路之际，我国思想界、政治界、舆论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迅速衰亡表现出了普遍的冷漠。人们对多党制的夭折缺少同情和惋惜，几乎毫无留恋，安然接受，不当一回事。那情形，似乎多党制本来就不该有。其时，关于政党政治的语境已经恶化，原先的反对者更加理直气壮表示反对，而原先的支持者、参与者却大都感到气馁，从而对多党制在中国的表现作出十分负面的评价。
在那个非常年代，有人“二次革命”，有人“护国”，有人“护法”，可曾有过哪股势力、哪支劲旅以同样的姿态“护”过代议制、多党制吗？没有，真没有。不仅没有人真刀真枪“护”过多党制，就连拿它来说事，或“作秀”的，也都很难找到。——这不是很奇怪吗？帝制曾遭痛诋，尚有人乐于复辟；“革命事业”既艰险又残酷，且有人乐此不疲；而议会政党政治，本是共和国体、立宪政体之必须，本应该成为民国官民誓死捍卫的政治生死线，不幸，却被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中央政府、大多数精英、大多数国民，弃之如弊屣。
三
但是，可别以为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就“不适合中国国情”，就注定诸事不顺、处处碰壁。不是那样的。倒是应该说，民国初年本来有着不错的国情条件，更有着堪称一流的政党领袖——宋教仁、梁启超便是。政党政治的前景本该是一片光明才对。
当民国新造，百废待举之时，几乎在一夜之间冒出来一大堆会、社、团、党。有这么多人勇于共担国事，乐于共负国责，这是好事。一些革命党人只许自己有党，不许他人抱团，攻击别人建党参政是“投机”，是“窃权”，就太过分了。毋庸讳言，一哄而上的新兴政党质次量多，多为鱼目混珠之数。但这并不奇怪，并非中国人素质特低、文化传统极劣、国情与他国相比云泥天壤所致〔注：上个世纪最为著名的中国文人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历史特别恐怖（除了“吃人”没干过别的），中国人的文化一无是处（中国学生最好一本中国书也不要读），中国人的人种有“劣根性”（要么安心做奴隶，要么做奴隶而不得）。这些话若当成“怒其不争”的气话来听，倒也罢了；若当成对中国人种、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理性认知和权威论断，可就有些离谱了〕。在任何一个刚刚放开党禁的国家，大概都会如此。
刚学会依法组党，刚踏进代议制的门槛，即使做出一些天真幼稚或荒唐可笑的事情，也情有可原，无伤大雅。理论家们无需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到合不合国情的高度看问题。只要这些新兴政党——无论大与小、左与右、“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都守法治、讲规矩、走正道、懂道德，尤其重要的是，绝不向异己放冷枪，永不向人民打大炮，犯一点“幼稚”的错误，又有什么大不了？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都有一个渐进演化、自然生成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先例。与其他处于相似进程中的国家、国民相比，中国人并非蠢到举世无匹，在宪政民主方面不见得就会特别不开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人搞多党制就一定不如他国，就一定会搞砸锅，就非得搞到大打出手、你死我活不可。
我以为，民国的政党政治在其最初阶段倒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优势。这优势就是：在一个刚刚摆脱了数千年皇权专制的国家，竟然早就存在着两支完全现存的、可做中流砥柱的政党力量，即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旧革命党之稳健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旧立宪党之务实派。这两股政治势力都不简单，都有十来（多）年的思想积累与组织准备，在政治上已相对成熟。他们都有基本契合于宪政目标的价值理念，有长期从事政治活动所获致的人脉、阅历、经验与组织才干。他们有相对充裕、相对高质的人才储备（在立宪派方面，人才质量更高些），也有关于建设未来中国的各种深思熟虑。简言之，在多党政治的全新舞台上，新兴的中华民国有两支招之即来、来之能上、精神饱满、跃跃欲试的老队伍，他们恰好构成了两大对峙政党的雏形，预示着中国将由极端化多党制整合为规范化两党制的美好前景。这样大好的国情，可不是每个革命刚结束的大国都能有的。岂能挑剔国情？中国的多党政治最终没有搞好，依我看，实在怪不得祖先，怪不得文化，也不能笼而统之怪什么国情。
四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的前人曾经可以期望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建成比较均衡、比较稳健的议会政党政治。民国之初的政坛上，虽有革命派与立宪派争风吃醋，有北洋旧臣与革命新贵争权夺利，还有革命队伍内部窝里斗、下黑手，但总的说来，政治气氛尚属祥和，持建设性态度者占主流，居多数。而且，袁世凯、孙中山两位大佬也已经推杯换盏，互相喊了“万岁”，相约十年之内你当你的总统，我修我的铁路，井水不犯河水。大人物们的表现还是满不错的。
国民党之父宋教仁被暗杀是政治气氛从祥和转为暴戾的起点，也是政党政治从兴旺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按理说，宋案只是一起偶然的意外事件，不应该改变中国大局。然而，宋先生一走，竟使民国三魂丢其二，七魄失其四，大势去矣。因为议会政治、政党政治正处于其建设周期的最关键时刻，而宋教仁是此最关键时刻之最关键人物，无可替代。说宋教仁一身系民国安危并不夸张，对立党派的领袖梁启超也以宋氏之死为民国“不可规复之损失”，林长民准确地预计到了国民党将会“人亡政熄”，汤化龙则在挽联中充满悲愤地写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如此发自肺腑地夸赞一位政坛对手，如此痛彻心脾地送别一位敌党领袖，此事可敬，此情可悯。可惜，这样感人的事情在以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后来的那些个所谓党、所谓党魁们，对“敌人”只知“斗争”、“打倒”、“消灭”、“粉碎”，眼里只有权力，心中缺少人性，就连一个以“没有敌人”为准则的刘晓波先生，也都不能放过。
谁是宋案主谋（凶犯之外是否另有主谋），至今是个谜。宋案之后，政局日坏，国事日非，终于党争失范，体制失衡。政治巨头们之间的善意一去不复返了，对立党派之间的沟通和妥协从此稀少了，拆台、对抗乃至动武、作乱，从此成为政争、党争的常态。党与党、总统与国会、政客与武夫，合作共事的心理基础随宋教仁之死几乎荡然无存。更何况，法律程序尚在进行，宋案真相正待展开，孙中山却绕过“民主与法制的轨道”（紫阳先生语），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毫无胜算的“二次革命”。他究竟要干什么，独孤求败么？除了为火药味正浓的政局火上浇油，把一个裂了一条缝的国家再捅出一个大窟窿，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吗？
是袁世凯消灭了多党制，也可以说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消灭了多党制。古有一桃杀三士，民国有杀一士而祸一国、毁三党。一士者，宋教仁；一国者，中华民国；三党者，国民党、立宪派、北洋派是也。（此处国民党指宋教仁在同盟会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全国联合进行会所创立的那个宪政型普通政党，而非指此后由孙中山按苏俄模式重组的那个国民党。）
政党政治失败，则国会失败。国会失败，则民国失败。民国失败了，中国便进入了一个既没有宪政民主、又失去了传统威权的战乱年代。最后血海里面捡到政治便宜的，却不是中华民国原有的那几拨人马，而是由苏俄输入的另一支政治恶势力。
五
袁世凯去世之后，国会复活，多党制一度又获得重整旗鼓之机。但此时各派政治精英和政客官僚均已失去了对政党政治的信任与期待，转而以“不党主义”相标榜。
民初政党政治的一个意外结果就是：原本大家都以为政党是个好东西，后来大家竟一致认为，中国的政党没有哪个是好东西。梁启超曾抱怨说：“今日我国政党唯以蹙灭他党为唯一之能事，狠鸷卑劣之手段无所不至。”又说，“国中无所谓政治，无所谓政党，但见无数之个人朋比以自营耳”。梁先生矛头所指，主要是宋教仁去世之后的孙派“暴民集团”、“乱党”。章太炎说，“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毫末。若者稳健，若者暴乱，徒有议论形式之殊”，又说，“同盟会固多不直，共和党亦务诈欺，……蛮触相争，不离蜗角”。在太炎先生眼里，立宪派与孙派革命党则是一丘之貉。没过多久，“全国人民渐已厌倦政党，厌倦舆论，厌倦政治”（黄远庸《远生遗著》），“政党之名，报章论坛，鲜绝有人称述”（谢彬《民国政党史》）。于是，在袁世凯身后的中华民国，人们发现，大小的军头们都很荣耀、很骄傲，很乐于趾高气扬地发表政见、干涉政府，而大大小小的党魁们却未免太谦虚、太“低调”，竟然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政党身份和党派立场。——这不是很奇怪吗？想想大清王朝的时候，仁人志士们为了自由结社、志愿组党而不惜流亡海外，甚至流血牺牲，谁能料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在号称“共和”的“民国”里，虽然早已没有了党禁，组建政党无可非议，立党参政天经地义，却落得个不明不白的“不党主义”，竟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算怎么回事呢？
在中国政党史上，那是一个能人不屑入党的尴尬时期。那时的党派，先是被人叫做“某某系”（如研究系、交通系、政学系、安福系），后来又有“褚寓”、“南庐”、“诚社”以及“中铁匠胡同十二号”、“石驸马大街三号”等等不伦不类的党派名目。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怪乎这些政治团体被人骂作“只知金钱与官位的狐群狗党”。既然在党者羞于承认有党，党领袖也不愿以政党面目示人，那么，正当合法的政党活动也就被自我降格为如作贼、如偷腥一般见不得人的勾当。无名政团，“无形之党”，已称不上政党了。这就意味着，下一个反政党、反宪政时代的来临，已经为时不远。
果不其然，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就闹出了囚总统、废法统、毁宪法、毁国会的大逆不道之举。“贿选”的国会议员竟被举国骂作“猪仔”。（侮辱国会有损国家尊严。贿选诚可恨，内战更糟糕。贿选终究比动刀动枪进步些，买选票绝对比买凶器杀人文明些。）宪法和国会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一次，“反直三角同盟”（奉张、浙卢、粤孙）是来真格的（那位“革命先行者”前不久还在“护法”呢，居然也加入了废法统毁国会的行列），不象袁世凯、张勋那样温良恭俭让，还给政党、国会、宪政留下一线生机，而是在解散国会之余干脆把代议制度也一并连根拔除。政党政治没有了国会作存身之所，历史必将翻开“新”的一页。宪政过时了，再往后，就该换成“以党治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了。
六
大概是物极必反吧，在一批不敢以政党面目示人的“害羞型政党”消亡之后，中国出现了两个把本党捧得比天高、把党名喊得震天响、将本党领袖当神仙的“神化型革命党”。不过，让我们为它们正正名吧：这两个神神道道的伟大党与宪政、民主无关，只是冒政党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威权——极权统治集团而已。
见惯了威权党、极权党的丰功伟绩与威仪作派，再回头去看那些拙稚朴素的民初政党，再返身追寻先贤宋教仁、梁启超们的足迹，我们恐怕得说，“他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才”（这是胡适对民初国会议员的评价）。我们恐怕还得说，当初人们对宪政、对政党政治的要求未免太高了些，后来人们对革命者、专政者的要求又未免太低了些。宪政动辄得咎，造反永远有理，守规矩的是反动，胡乱来的叫英雄，太不公平了吧。
的确，民国政党政治是有点儿幼稚（若与那些老奸巨滑、强横霸道的独裁者、专政者相比，又岂止是“天真幼稚”），很不完美，但人们得有耐心，政治上的事情，并不可能十分完美。那些号称要把中国往天堂般完美之国带着去的，多是些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多党制显得有点乱糟糟、闹哄哄，让人产生礼崩乐坏、大失体统的感觉，但那也不能怪多党制。要怪就得怪我国官民缺乏定力。
还好，政党政治的坏处，说到底，也不过如此而已。它还能坏到哪里去呢？认真盘点一下吧，近代以来的中国，那些祸国殃民搞暴政的，那些杀人放火打内战的，有哪一桩、哪一件可以记在多党制、代议制的帐上呢？没有。宪政民主，政党政治，谈不上最好，但最不坏。在干大坏事、大祸事方面，政党政治要比独夫政治、军人政治、一党政治懒得多、笨得多、慢得多、也“天真幼稚”得多。幼稚的政党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你来我往比政纲、你争我夺抢民意，想干大坏事，也基本上是干不成的。
七
在当今官修教科书中，议会政党政治被冠以“资”姓（编写教科书的人都是些有学问的人，他们本该知道，民国初年够资格的选民、当选的议员、以及各政党的党员，真属于“资产阶级”者不足5%。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对商民的选举权设限过苛，大有歧视资产阶级之嫌，还曾引发过抗议。议会政党姓“资”一说，到哪里评理去呢？），其“曾经失败”被明确判定为“注定失败”，“未曾行通”被武断解读为“必然行不通”。与之相对，“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等霸道主义则被野蛮地宣布为“客观真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至今，某些“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治恶势力的子孙们，仍以“不合中国国情”为借口，将“绝不搞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那一套”奉为金科玉律。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件很不讲道理的事情。（不久前《求是》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署名“秋石”的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说：“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搞西式民主，中国肯定会来一次大折腾，折腾出一个政党林立、纷争四起、国无宁日、动乱不已的乱世，折腾成一个四分五裂、虚弱不堪的西方附庸国。”这段话真是振振有词。人们可从中领略中国官方的理论水平和“特色”文风：“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大折腾”；“政党林立”=“乱世”=“西方附庸国”，真不知“秋石”先生是真的“脑残”了还是故意“恶搞”。）
东拉西扯了这么多，本文的中心意思是：曾经失败过的政党政治未必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未必“注定失败”。把眼光放远一点，注定失败的，应该是那些杀人放火打内战、祸国殃民搞暴政的。竞争性政党政治是民主宪政之所必需，除非中国人永远不再走民主宪政之道，否则，免不了我们还要重新拾起曾经失败的“多党竞争……那一套”——关于此事，袁世凯说了不算，蒋介石、毛泽东说了不算，邓小平、胡锦涛说了，当然也不算。
20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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