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祖 康：《来 生 不 做 中 国 人》自序
﹝原载於《来 生 不 做 中 国人》，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7年。﹞
1979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魏 京 生因行使中国没有的言论自由而被判重刑。何以批评一下邓 小 平独 裁就要坐牢15年？那时我14岁，对中国了解未深，对此判刑非常震撼，觉得一个政府只会是精神失常才会如此疯狂。但我肯定魏 京 生只是说出事实，因為这样的判刑正正就证明了邓 小 平确是非常独 裁的暴 君。
这不是教科书上面的歷史资料，而是活生生的事件，因而迫使我思考︰為甚麼中国这样恐怖？
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只管叫我们要以身為中国人為荣，因為中国是「礼义之邦」，和有「四大发明」，而且那个那个朝代又东征西讨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但从来不会有老师提起我惦念的魏 京 生。
而幸得英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赏赐的资讯自由之福，我得以从香港认识到绝大部份中国大陆民眾所不知道的中国大陆情况，我心裡的疑惑就越来越大：难道这就是巍巍「五千年文明大国」的风采？
然而，人人都说，这都是中国共 產 党干的，跟中国文化，甚至跟中国人也无关，他们说，中国共 產 党因為违背了中国文化才会这样做。中国依然是圣洁的。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敲定中国将会收回香港。鑑於中国乃以独裁残暴著称於世，而且整个会谈都禁止香港人参与，我认為这样的会谈和「中英联合声明」只应发生在奴隶身上，我还以為香港的意见领袖、传媒和知识界会群起声讨，但令我非常震惊的是，虽然这「声明」在英国本土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在香港却深受各界热烈讚美，就好像童话「皇帝的新衣」裡面眾人讚美皇帝的新衣真漂亮那样。
当时我感到非常迷惑，為甚麼全世界，甚至包括香港绝大部份的所谓民主派，都说这「中英联合声明」是伟大杰作，却好像只有我觉得这是一份為奴隶而写却没有奴隶参与起草的移交奴隶协议书。记得那年的香港信报有限公司还出版了一本《荣耀全归邓 小 平的香港前途谈判》，為那个刚判了魏 京 生15年重刑的邓 小 平涂脂抹粉。我就想，我们都是邓 小 平的未来奴隶而已，需不需要这样自作多情的妄自颂扬未来奴隶主呢？
当时我在疑惑，到底是我有问题呢，还是绝大部份的香港中国人有问题？但当我读到鲁迅说的：「中国向来的歷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都打扫乾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鲁迅书信集?致萧军、萧红》1935年），我就更坚信我是对的。
后来，当我在香港这中国人社会的体验日深，我越看到，中国人即使不是在共產党奴役下也是大都非常自私、丑陋、无聊和「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当中尤以奴隶性最為触目。而且，中国人之奴性有一种令古今中外奴隶制度相形见絀的特色，就是做奴隶的往往并不觉得自己是奴隶，而最為令人嘖嘖称奇的是，中国人奴隶通常会比其奴隶主更热衷的去捍卫这个奴隶制度。你若不相信，你可以去中国或香港访问一下那裡无数的中国人赤贫户，问他们是否想改革那万恶之源的政 治体 制？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已经被中国人的独 裁统 治折磨得生不如死，却不会因而反对这个独 裁政 权继续扩张领土，涂炭更多生灵，他们都拥护独裁的中国继续佔领西藏或统一民主的台湾。其实，从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的角度著眼，也不该再让以暴殄天物、蹧蹋自然闻名的中国人再把魔爪伸向任何净土吧。
当我观察和接触中国人越久，就越觉其不可爱，更不可敬，「礼义之邦」，口号而已。到后来，当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诬為不够文明的夷人时，一经对照，我更看清楚中国文明之假大空和好狡辩。
為了印证我的怀疑，我再多认识了一点中国歷史，多读一点学校老师没有叫我看的中国古书，和涉猎一下外国人对中国歷史的研究，我不得不相信：中国之胡天胡帝确实并非始於中国共 產 党。原来杀中国人最多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并非毛 泽 东才这样，而是向来如此，几千年来人人為逞一己私慾过皇帝癮而杀戮不绝；以人肉為粮史不绝书；花费大量精力炮製出旷古绝今的酷刑；强迫妇女缠足令其形同残废达一千年之久，為中国人当上东亚病夫铺路；以儒家垄断中国思想达两千多年；响应儒家的超世俗肤浅教义令中国的宗教发展半死不活两千年，怕死的奴才不敢反抗暴政，怕死的主子炼丹以希求长生不老；响应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為大」兼重男轻女思想令中国人口失控和有量无质，进而為求生存严重破坏中国生态；儒家思想也令中国社会走上极端形式主义的歪途。混帐繁衍，兹不尽录。当然，每一个民族在民智未开之时都会犯下纍纍大错，但像中国犯得那样深实属罕见，特别是，极少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弱於反思祖先的错误，和精於為自己的民族过失辩护，把精力都花去寻觅邻居的臭虫。像中国那样缺乏反思能力的文明早就湮灭了，就像人体衰老就该死去的那样合乎自然。但奄奄一息的中国文明却拒绝适时而死，因為它存在的理想不是体验生命之真善美，而是像一般中国人那样但求「活著」，甚至是能够蹧蹋他人生命就感满足。一个文明该死而不死，不肯适时而死，强行以极昂贵的仪器和活人的鲜血去延长其性命，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老大难的一大根源。
我所认识的中国恰恰就如鲁迅说的：
「自有歷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餘》1934年）
也如歷史学家李弘祺教授说：
「像这样的（中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中国运行已经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则，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运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维护统治机关……中国这样的体制—让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继续累积，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后朝代循环，一切从新开始……」（杉本信行《大地的咆哮》序言 2007年）
於是，我对中国这个所谓「五千年璀灿文明大国」的开化程度疑心越来越大。甚至连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好古」看来也是假的。中国史学大师顾頡刚（1893—1980）就曾写道：
「曹植做了鄄城侯，那边有一座旧殿，是汉武帝的行宫，他拆毁了。因為有人假借了神话来反对，他就下令道：『昔汤之隆也，则夏馆无餘跡。武之兴也，则殷臺无遗基。周之亡也，则伊、洛无只椽。秦之灭也，则阿房无尺梠。汉道衰则建章撤；灵帝崩则两宫燔……。』……看了这文，谁还敢说中国人好古！」（《战国秦汉间人的造偽与辨偽》 1935年）
也许，这个永远长不大的中国老头子真的只有遇上优质的全面殖民统治才能得救，盲目的爱他只会令他更加狂妄、堕落。
本文集主要收录了我在过去几年在香港《开放》杂誌刊登的文章。这些文章初次刊登时限於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於另外一本文集《中国比小说更离奇》，两者可一併阅读。
《开放》杂誌负责人金鐘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以被北京爷们相中、饲养和阉割為荣的地方却是非常罕见的。
最后，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钟 祖 康
2007年10月 挪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