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上贼船我入了党（荆楚自传性作品八篇）

一、“感谢毛主席”——童年蒙太奇 

荆楚

之一 

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春节前夕，也不记得准确的年份了。大约是我上了小学的七八岁之间。上面的干部突然想起了乡下的农民，让下面的干部送平价白糖下乡来了。不论大人小孩，每人二两（成分不好的当然没有份）。 

小的时候，爱看热闹，立马就跟着大人到了村中的公堂（祠堂）里。看到大人们被叫到一起，接着就是一个干部训话。那个干部清了清嗓子大声说：“乡亲们，我们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让我们给贫下中农送糖来了。让乡亲们过个甜蜜的年！我们要记住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 

他讲完这番后，乡亲们就围着大桌子一个接着一个地轮流称糖。村干部在一边报某家人口多少和应领份量，另一边是供销社的售货员掌秤和收钱。每轮到一家称糖，大人们都要重复说：“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大人们重复得多了，连咿呀学语的小孩子，都会说这两个“感谢”了。有一个与我年岁小一点的小女孩学舌，竟将“感谢毛主席”学成了“干舌没水吃”。大人们听到后，都捧腹大笑起来。大家笑得前仰后翻之际，一个上面来的干部，突然一声怒吼——“笑什么！”大家被这声怒吼镇住，都惊恐呆呆地盯着他看。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将嘴向小女孩努了努，大家才感到问题严重了起来。于是敛住笑声，一个个变得庄严肃穆起来…… 

小女孩的母亲，则赶紧抱起她回家去了。

 

                                 之二

 

中共几十年如一日，对咱老百姓灌输感恩的思想。什么“比母亲”啦，什么“大救星”啦，什么“比山高、比海深”啦，等等等等。影视、文学、歌曲、民谣、戏曲等，无一不是强制灌输这一套。是要咱小老百姓千万遍感谢他们的“恩”呢！ 

听我已故的二伯父说，原来公共食堂建起来的时候，要让咱老百姓感恩。干部们说：“还是毛主席好啊，让咱们不用煮饭就有了饭吃……”后来县乡村干部被迫竞相虚报产量，大“放卫星”，乱吹牛皮，接着就按“放卫星”吹牛皮的产量强行征购。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抓人、关人和打人。当时，农民连自己的口粮和种子粮全都上交后，仍然完不成征购任务…… 

过了不久，公共食堂就断粮维持不下去了。有很多人被饿得浮肿了起来。但那时又不许说这个“饿”字。否则就是污蔑“三面红旗”的砍旗行为。弄不好就可能转化成“现行反革命”，可以立即枪毙的。但这样用纸包火的结果，毕竟是不能长久的……于是上面只好下令解散食堂。这时，又是上面的干部们对咱小老百姓说：“还是毛主席好啊，体谅我们的困难，让大家回家有口饭吃，不至于被饿死……” 

可惜至今还有数不清的人，顶礼膜拜毛的干尸，而像我已故二伯父这样有头脑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之三

 

从我个人来说，要说党对我的“恩情”，我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有什么“恩情”来。回顾我的成长历程，我只记得：当我长身体的时候，党让我营养不良。如果没有我大姐想方设法地用蕨粑粉将我喂活，我早就没命了。当我长知识的时候，党却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如果想自学的话，书店里只有毛的“红宝书”之类卖。当我上有老下有少，如老牛负重而供养全家的时候，党却让我下了岗。 

如果实在要算“恩情”的话，倒是有一件：公共食堂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妈妈生下我之后，就饿得断了奶水。我被饿得哇哇大哭。大姐背着我到食堂去打饭，每人每餐二两米饭（十六两秤的）。大姐把我背在背上，边走边举着饭钵，还没到家，我就用小手将蒸饭一扫而光。吃完后又哭。大姐只好又将属于她的那一钵递给我，直到吃饱才不哭……我姐经常跟我念叨这件事。每每说到这里，总是忍不住抹泪，说我“可怜”。 

由于童年时期严重的营养不良，直到今天，我的身体总是精瘦精瘦的。在这个不少人为肥胖而苦恼的时代，我却始终没有这种困惑。从这一点上来看，我是应该好好的“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 

这些事，总像电影蒙太奇一样在我头脑中回旋，是故，以为记。

[ 本帖最后由 荆楚 于 2012-8-16 19:08 编辑 ]

二、我所经历的大饥荒

荆楚

我曾经在一篇《童年蒙太奇》的短文里说过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妈妈生下我之后，就饿得断了奶水……如果没有我大姐想方设法地用蕨粑粉将我喂活，我早就没命了……”这确实语焉不详，过于简略。今索性接着再叙。

大姐还告诉我说，后来解散了食堂，而家里也没有一粒粮食。那时候，我被饿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锥子一样的身子上，却扛着一颗大大的脑壳；而大大的脑壳上，却忽闪着一双亮晶晶且会说话大眼睛。

大姐还说，每当她看到我这双眼睛，她就想哭。于是暗暗下定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喂活。开始时，她用野菜喂我，却看到我越来越瘦。

大姐只好抱着我，来到躺在病床上的奶奶面前呜呜地哭。

奶奶就告诉她，到山上去挖蕨根吧，或许能行。

于是大姐就杠着锄头，拖着她被饿得浑身乏力的小身躯，到山上去挖厥根。挖几锄头，就要歇下来喘一阵子……她将蕨根挖回来后，按奶奶告诉她的方法，先用石舂捣粹，再过滤成淀粉晒干……就这样，才用这个蕨粑粉把我喂活。

这样过了几个月，新谷才结出了籽实。没等新谷成熟，大姐就去捋了些回来。用“真粮”喂我，才使我渐渐有了血色……

而新谷收获后，附近不远村子里的一个母亲，却没有我妈妈这样的幸运——因为有一次，她女婿去看望她，她见女婿饿得可怜，因为心疼女婿，就煮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招待女婿。不料却酿成了惨剧：因久经饥饿，肠胃萎缩。女婿饥肠辘辘，胃口大开。一餐饱食下去，胃破暴死。这位母亲过了好多年，遇见我妈妈，还絮絮叨叨地不断自责说：“我真蠢啊！害死了女婿……”

大姐还告诉我说，生产队的谷子，去捋了几次才成熟。捋回的稻米，她一粒都没有舍得吃，全都用来喂了我。有一次被大家抓住了。那个时候，大家都饿得发昏。她这样做，被抓住痛打一顿，还算是最轻的处罚。大姐那时也不过十五岁，她也被吓得只知道哭，也不晓得向大家解释。大家就在稻田边大闹了起来。并扬言说：要把她送到公社去“坐班房”。

这时，村里一位年迈的老奶奶，听到了田边的大声闹嚷后，就迈着小脚，急急忙忙地赶到了稻田边，护着我姐说：“天地良心，你们千万别吓着这女崽呢！这能算偷吗！是捋一点回去救她毛毛的命呢。”

这位远房老奶奶的几句话，竟把众人都镇住了。我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这位老奶奶领回了家。

大饥荒过去后，我也长大了两岁，能跑能走了。大姐带着我来到山上，用锄头刨开野蕨下面的泥土，取出那小指头粗细的一根根黑色的蕨根，告诉我说：“毛毛哎，这是你的救命恩人哩”。并说从此以后，村里人都学着姐姐挖蕨根，用石舂捣烂后蒸熟了吃。我们村里确实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倒是因为饿得发慌，于是炒糠粉磨面吃。吃了糠粉粑粑之后，引起排便不畅，撑死了好几个人。

到我懂事后，我才想明白：除了这蕨根确实是我的救命恩人外，姐姐的慈爱呵护才是最为关键的。直到我长大成人，并做了孩子的爸爸，有一次我去大姐家，大姐还情不自禁地抚摸着我的面颊，并看着我这双眼睛。外甥看着他们的舅舅在笑，而姐姐却看着她的弟弟在哭。

有人要我“忘掉过去，一切向前看”。我说不，坚决不！忘记我姐，我还算人吗？我不能忘记大姐的绵绵亲情！我不能忘记大姐的慈爱呵护！再说，我也有这个不忘记的权利。

有人还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对此，我仍然要说不！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确实，我也不能老是想着这些。这太心酸，也太痛苦。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下这段文字的。就让这段文字成为我对姐姐的祝福吧。祝愿她健康长寿！就用这段文字，作为我这个山沟沟里蹦出来的野小子的内心世界的披露，成为自己的一段小自述。

三、我的眼睛也是我失业的原因

荆楚

我曾经在《我所经历的大饥荒》里说：大姐老说我的眼睛“有神和好看”。我对此总是将信将疑。直到我与妻子结婚后，妻子告诉我说：第一次与我见面，她就被我的眼睛攫住了灵魂。用她的话说，看到我这双眼睛，有一种穿透心扉的力量，好像有一股电流通过脊梁……

我们在介绍人蒋金科老师家中见面之后，她要辞别她的老师回去上班。蒋老师让她等等，让我送送她。黑夜里，她在前面猛跑，我在后面紧跟。就这样，送她的过程，两人都“走”得气喘嘘嘘，连句话都没有搭巴上。当时我想不明白，结婚后我问她为何这样？她仍然说是怕我这双眼睛……到这时，我才有一点相信我这双眼睛，有一点特别之处。

这不禁令我想起一件往事来。有一次，嫂子给我介绍对象，是与嫂子相厚的廖姨的女儿。见面是在哥嫂家里。那姑娘大大方方的与我见面，却老是盯着我的眼睛呆看。弄得我很不自在。于是在见面之后，我怀疑这姑娘是否有点“呆”？我婉言谢绝了嫂子的好意。弄得嫂子跟我发脾气……我也不好说出我心中的疑惑。现在看来，是我错怪那姑娘了。

后来与一任单位领导相厚，他也对我说：阿弟啊！你的眼睛太毒，看人看进骨头里去……我也有这个毛病啊！所以才是一个“绝代公”的命（他连生三个女儿，却没有得到一个儿子）。你要记住啊，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有些事情，要睁眼闭眼，不要看得别人不自在。你虽然不说话，但你的这双眼睛，就令人脊背发凉和不舒服……阿弟呀！我喜欢你时，恨不得把你捧在手上、含在嘴里；但恨起你来时，恨不得把你掐死……你最大的优点是敢于坚持原则，你最大的缺点也是敢于坚持原则……

他还对我说：阿弟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清正廉洁，寸步难行；难得糊涂蠢有福，清醒明白是非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最好连一半清醒也不要留着……

我说，咳！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有什么药物把我弄傻？有什么办法将我的这双眼睛弄瞎？才可以使我过上安逸的生活！他见我这样说，也只好摇头叹息。连说：时耶！命矣！

我当然明白他对我的敲打和提醒，但我始终放不开自己的脸皮去跟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同流合污。更没有那种低首下心的贱骨头去巴结讨好。也不愿点头哈腰不顾羞耻地去上下疏通。他虽然在工作中需要倚重我的多谋善断，但他却始终把我当枪使。我虽然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也只好自我装糊涂。后来他竟然对我耍起了小聪明，想借着把我整治得服服贴贴，来震慑其他的同事。并籍此建立自己的威信。我在心里说：“君待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你这样对待我，也太不仗义了吧！

我是一个把尊严看成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人，没有唾面自干的本事，岂能受此羞辱而无动于衷？我于是也存心捉弄了他几次……久而久之，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他对我失去了信心，凡事像防贼一样防着我……

就这样，我被他和他以后的好几任领导连连排挤，最后竟被赶到了最底层。到了这时，我自己也打算着，与同事的兄弟姊妹们打成一片，过一种与世无争的边缘生活。可是，几年时间里，我虽然少说话多做事，老老实实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人。头头脑脑们也换了好几茬。但这些头头脑脑们却总是认为：我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潜在的威胁，更是对他们的“蔑视”。于是他们竟然像拧成一股绳似的，总是与我过不去。时不时找茬来整治我。

面对这种整治，我当然要奋起抗争。有时我据理驳斥他们的无理和无道，弄得他们下不了台……就这样，我成了单位的老大难“问题”。

几年时间里，我思前想后，过的是“临渊履薄”的生活，整天紧张兮兮的。生怕有什么小辫子抓在他们手里，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后来单位颁布下来了“买断工龄”的精简政策，我三次递送申请。前两次都被相好的朋友连劝阻加请退地给我弄了回来。直到第三次递送申请，我死活都不听他们的劝阻，才达到了“买断”的目的。

现在，我虽然失了业，却获得了心灵的安适。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如果不选择这种自我放逐，说不定要被这种体制整得你油尽灯枯才算了结。

嗨！我从一个“大有前途”的人，走到今天这个不尴不尬的地步，除了这体制的原因外，我还明白，我的这双眼睛，也是我失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误上贼船我入了党

荆楚写于2004-11-11

我在《我的眼睛也是我失业的原因》一文中，提到了一位与我相厚的领导，正是在这位与我相厚的领导，软硬兼施，将我胁迫，使我被迫入了这个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84年，这位领导慧眼识人，把我从众多的青年人中，破格提拔到显要的工作职位上（此后他一直以此为自豪，在同僚中炫耀他的“伯乐慧眼”）。当年他就要求我加入这个党。并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阿弟啊！在这个共产党专政的时代里，你不入党，就没有提拔的机会……”

我仗着当年的年轻气盛，也不知天高地厚、口无遮拦地回敬他说：“我宁愿不当官，也不愿入这个党。”

就这样，我一直没有入这个党。到了1995年，鬼使神差，他又从外地调了回来。看到我还是一个“党外人士”，他感到很惊讶。就连连对我摇着头说：“你去我写个申请吧，尽快把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

我说：“如果要我入这个党，你必须先在道理上说服我！只要你能举出共产党做了哪一件利国利民的德政善政来，我立即照你的意思办。”

在此之后，我们多次在私下场合相聚，他都试图劝说我入这个党。我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要求他：“如果要我入这个党，你必须先在道理上说服我。”就这样，他与我多次辩论，每次都败在我的手上。他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只是不能公开的这样讲……

还因为在此之前，一些领导的不少事情要靠我去做时，我看着有些事情比较棘手，也容易得罪人或被人所利用。我就以“不在组织”为理由，把它推得一干二净。

后来，这位与我相厚的领导回来工作了。总体上，我看在他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份上，我顷自己的全力和智慧，帮助他理顺各种工作关系。使他做起事情来，得心应手。这样一来，他对我信任有加，把许多本该由其他部门分担的工作，也压在了我的肩上。把我累得够怆。

这样久了，鉴于自己工作劳累、身心疲惫，我就跟他明说。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反过来向我诉苦。然后他又把这个皮球反推了回来——让我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要是我处在他的这个位置上，我该怎么办？并对我好好抚慰一番。

有几次，我实在难以胜任这种劳累，就以“不在组织”来推脱。专制政治的特点，确实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信任与劳累的矛盾的。

就这样，有一天，他规规矩矩地把我“请”到他办公室里。两两相对，他要求我马上写一个入党的申请交给他。我又以“你必须先在道理上先说服我”来搪塞。他自知在道理上没法说服我，就耍起了横蛮：“阿弟呀！这件事情就算是我求你好了！算你帮我写这个申请好了！如果这么点事情你都不肯听我的！从今以后，咱们的兄弟情谊一刀两断……！”

我实在没有预料到他来了这么“狠”的一手，只好硬着头皮违心地答应了下来。答应明天写一个申请送到他的手上。

当时我也退一步回来想想——我没有党票，虽然工作干得多，成绩也不少，却总是一个副职。遇上一个能力学识一般般，而又喜好显摆出风头的正职，仅仅因为他（或她）有一张党票，就可以骑在自己的头上颐指气使。让自己费尽心血、受尽委屈地来化解这种工作上的阻力，才能将工作引入正轨……入他妈的这个党也罢！或许今后可以少受一点窝囊气！

第二天，我如约写了一个申请交到他的手上。他看了以后，满脸喜色地对我说：“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

接着他就吩咐党委会分管组织工作的蒋干事去“内查外调”。当需要去我老家了解我祖上三代的历史时，这位蒋干事由于不认识人也不认识路，就说“没法入手”。于是这位领导又叫上我带路去。

我带着这位蒋“干事”找到我老家所在地的乡政府。找到熟人后，我说“为了扯他妈的一张党票，请帮忙开个证明材料”。对方一听，马上接着说：“哈哈！扯上了奖票，领回奖金，咱们喝酒去……”我只好说：“是扯党票，不是扯奖票”。他才严肃起来，为我开好了证明，并与之挥手告别。

后来到了支部会议上，进入了审查我的入党程序阶段，要我列席会议。这一方面是听取大家对我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也要我自己谈谈对这个入党问题的认识。

轮到我作自我介绍和谈“认识”的时候，我却后悔起来了。于是我就认真地说：“自己根本不符合这个党的条件”。并说：“自己存在比较严重的自由化倾向”（我在一次与上级领导的争执中，上级领导给我扣了一顶自由化的帽子。这件事说起来，还挺有趣，打算专文另述）。这时，这位与我相厚的领导，马上明白了我的用意。他赶紧站出来说：“如果王XX这样的同志都不符合入党的条件的话，可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了……至于自由化的问题嘛！在座的各位都是清楚的，是上级领导一时的气话嘛！你也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了。通过这件事，你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嘛！上级领导虽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你也不该把他弄得下不了台嘛……”

在这次会议上，我俩斗智斗嘴，今天想起这件事，仍然觉得有趣和好玩。其一是，我俩说的话，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我的话，是那种只有在私下场合，才能清楚表达出真实意图的实话。而他的话，却是纯粹的官话。在这种场合里，他把这种虚伪的官话说得冠冕堂皇，使人认为这是我的“谦虚”而无从反驳。其二是，他知道我对这套官话系统嗤之以鼻，却让我惮于朋友之间的义气，而不能用私下里才能说清楚的实话来回击他，从而使他当众难堪。其三是，我俩能够一眼看穿对方的意图，而其他的人就像在梦里一样。事后有人虽然知道了我俩的意图，却只能将鼻子当蒜头看。

说实话，人生一世，草长一秋，能够遇上这样的一位知己，夫复何求？有时我俩虽然因为政见和工作方法不同而拍桌骂娘，但我们都珍惜这份友谊和情感。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我不可多得的倾心交谈的朋友。有一次，他那比我少不了几岁的大女儿（如果娶来作妻子，年龄上也完全够格），也跟着众人叫我“小王哥”。被他听到后，得到了一餐臭骂：“连个王叔叔都不会喊嘛！没大没小！”

但这种相知太深，也感到有点难堪。这就是在双方相处时，通过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能看清对方肚子里的肠子是怎样摆放的。这就像没穿衣服站在对方面前一样。双方为了排遣这种尴尬，有时只能装聋作哑来舒缓。所以平时玩笑时，他说我“眼睛毒”，我也责他“眼光狠”。

就这样，我在会上的这点“小九九”，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掉了。党委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成了“预备党员”，一年后，转成了正式党员。

老实说，我是一个听到共产党三字，就像吞下一只苍蝇一样感到恶心的人。命运却鬼使神差地捉弄我，使我入了这个党。令我在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懊悔，也使我感到自己成为这样一个邪恶组织的一员，而羞辱异常。

在写申请的时候，我手下的弟兄们就讥笑我——“别看你平时显得那么正直高尚，看来你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嘛！你还不是也像其他党员一样，看见‘有了党票好升官’吗？却虚伪地宣称什么狗屁共产主义信仰！”

对于这种讥笑，我只能以“天地良心，从你们的良心上来看，我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吗！我是出于无奈呢！”

他们于是就追问我：“有什么样的无奈，使你这么硬骨头的人，竟然折弯了腰？”

我不能将这位领导的“良苦用心”抖弄出来。这样做，对这位领导是一种政治上的巨大伤害。将影响他的前途和工作。我只能默默以对。

后来，我参加支部会，几次都提出退党。开始大家以为我是开玩笑，当我说出内心的痛苦——内心信仰与共党的现实格格不入时，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劝导我：“咳！这个年代，谁还这么认真！说你聪明嘛，你挺傻；说你傻嘛，你又很聪明。”并说：“现在退党，给组织抹黑不说，谁能保证今后不发生反右、文革那样的运动？如果这种运动一来，首先就要拿你祭旗和开刀的……”

经过几次努力，我完全放弃了这种想法，就以不交纳党费和不参加这个党的一切组织活动来达到“自动退党”的目的。可是这样仍然不行。尽管你这样的不履行党员的义务，他们谁也不愿在自己的任上，有一件退党的案件发生……

就这样，直到今天，我仍然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共产党员”。

五、我与同事的赌博（眼睛毒的解释）

荆楚

朱鎔基主政国务院，其就职演讲，富于激情，慷慨激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就职演说词的最后那几句话——“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万丈深渊，我将一如既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人纷纷为之叫好。我的同事们亦兴高采烈、振奋异常。同事们纷纷议论和赞美他，并预测中国的吏治，会有根本的改善；腐败的痼疾，也会得到根本的治疗。而我却在一旁冷冷地说：“绝对不会的”。

于是我们展开了争论。我列出三点理由来反驳他们：其一是中国历朝历代专制皇帝靠“加大力度”来反贪，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朱鎔基的思路和办法，走的仍然是这条老路，会使贪官杀不胜杀，越杀越多！其二，朱鎔基在当前这个官场生态环境下，尽管他富于激情，尽管他慷慨激昂，尽管他壮志雄心，其结果必然是——上焉者，他会被这个罪恶的制度完全吞没，使中国历史上，多一个悲剧人物而已；中焉者，他被这种制度弄得精疲力尽、到处碰壁，他只好自动放弃，以“激流勇退”来保住自己的性命；下焉者，他会被这种制度完全同化，成为当前这种贪污腐败制度的守护神。其三，因为朱的上面，还有一个死死掐着他的脖颈的人。更为要命的是，这个掐着他脖颈的人，是一个死要面子而不惜把中国引向灾难的家伙。朱鎔基如果想强硬地反贪，必然触痛他上面的那个人，触痛他上面的人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根本不可能容忍他“瞎胡闹”下去的！这样一来，就必然使朱鎔基一事无成、无法动弹。最有可能，他可能走中间道路——激流勇退、保全小命。这是他的最好结局了……

一场争论下来，许多同事被我说服，并赞同了我的分析。但有一个老同事，仗着他“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长”，他就与我继续争论了起来。我说：“现在还没有看到结果，等结果出来后，咱们再谈如何？”他却大声地宣言：“咱俩压上五千块钱，把这件事情来赌一场。”我说：“不要赌这么大嘛，谁赌输了，就由谁出钱请弟兄们一餐好了！”我于是转头问在场的同事：“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同事们都乐得凑热闹，纷纷起哄赞成我了的主张……

几年后，朱鎔基卸任，其卸任演说竟然是：“只要国人不认为我是一个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其悲凉无奈的心态，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于是我就跟当年与我杀赌的老同事说：“我三岁的孩子，谁也不能说他是贪官嘛！我孩子的表现，也比朱朱鎔基要强！朱说的是‘只要’，而我的孩子则可以完全肯定，他确确实实不是一个贪官。你说该不该实现当年的诺言？”这时，同事们跟着起哄，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应该”。这位老同事只好认输请客。并说：“老姜没有新姜的辣了，是该请这餐客，决不食言……”

当天酒席上，由我点菜。我就故意“虚张声势”，声言着要点最贵的酒菜，让这位老同事“放大血”。弄得这位老同事的额头上直冒虚汗。我看着他如此狼狈，就逗他说：“当年你要与我赌五千块钱，今天我只需花消你当年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嘛！看你这样紧张，实在输不起，我建议弟兄们回去吃算了！”

我的这一激将法，使他立即豪迈了起来，并狠狠地将我“批驳”了一番。说我：“也忒看不起人了嘛……”

在这次酒席上，我们又就温家宝接任朱鎔基的事情争论了起来。他们认为温家宝的才气、魄力、激情远远赶不上朱鎔基。而我却认为温家宝比较内敛，并不能说明其才气、魄力、激情赶不上朱鎔基。这种性格特点，在当前这种官场生态环境下，其工作成绩，也许在朱鎔基之上……

他们就要我说出理由来。我只好一一说出自己的看法：

其一是，从个人的性格特点上来看，朱鎔基比较血性和情绪化。这种性格特点虽然激情彭湃、富于正义感，容易用凶猛的南拳北腿一齐上，来进行大刀阔斧的动作。但这种性格特点，却有它的致命弱点：这就有点像蚂拐（青蛙）一样，鼓足了劲，憋足了气，像一个庞然大物；而一旦消了气，就变得干瘪瘪的。而温家宝的性格特点，则与之相反。这种性格特点，比较容易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成绩来。

其二是，当前官场的生态环境使然。朱鎔基的正气浩然，会使得他不能与同僚们同流合污。这样一来，他就会被当前的官场看成是另类，把他像防贼一样防。让他时时处于孤立之中。使他凶猛的南拳北腿，只好跟空气干。就像重拳砸在了棉花上。而温家宝的性格特点，却没有这种浩然正气，使他容易与同僚们同流合污，也就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你们搞腐败，我也来一点点。让他的同僚不把他当成另类，工作起来就少了不少阻力。这正好可以用他的太极功法，来润物细无声，来水滴石穿。

其三是，从当前的社会环境上来看，朱鎔基的种种行状，容易获得国人的喝彩，吸引了国人的目光。这样一来，反而变成了坏事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的特点是“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朱鎔基这样出尽风头，必然遭到他的同僚和上司的猜忌防范，使他寸步难行。而温家宝的内敛和藏而不露，却比较容易避免这种难堪。

其四是，朱鎔基行事比较血性气质化。这种血性气质化的人格，容易情绪激昂而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搞糟。从而使他的政敌抓住把柄，而将他轰下台。就算不被轰下台，也因此受到左右掣肘，而使之一事无成。而温家宝则比较冷静沉稳，比较容易不急不徐地按部就班。即按照他的既定目标，走一步是一步。虽然走得很慢，但一般不会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朱鎔基的步子虽然迈得很大，但很可能出现“进一步之后，又后退两步”的现象……

经过我的一番分析，同事纷纷赞同和附和了我的判断。我就问上次赌输了的那位老同事：“还敢不敢跟我赌一场？”并说：“这一次，接受你用五千元现金来赌的方法……”

他沉默了许久说：“我这次输在朱鎔基的去职演说上，没有他说出‘只要全国人民不认为我是一个贪官，我就心满意足了’的这句话，你能说我输给你了吗？我今天这次请客，是坏事在朱鎔基的鸟嘴上！”

我说：“呵呵！原来，你当年跟我赌，一开始，你就打算赖帐？”

同事们酒足饭饱后，听我们这么斗嘴，一阵哈哈大笑后，各自回家。

我在《我的眼睛也是我失业的原因》一文中，说到了：“与我相厚的一位领导说我的眼睛‘毒’”。我将该文写出后，就贴在了《Free China BBS》上，然后又顺便贴在《凯迪•猫眼看人》上。猫眼的网管没有让我的这篇文字像其他文字那样的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而是好不容易显示了出来。猫眼的网友看过那篇文字后，要求我将自己的照片贴出来，给他们看看。看看我的眼睛，究竟是怎样个“毒”法？我回答他们说：“我的眼睛很普通的，不了解我的人，看不出一点异样。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睛是广义的眼睛，而不是狭义的眼睛。”

六、我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

荆楚写于2005年7月10日

我在《误上贼船我入了党》一文中曾经提到过，我被上一级领导扣上了一顶“自由化”的帽子，并把那位上一级领导弄得下不了台。并说这件事情说起来很“有趣”，承诺就此事件“专文另叙”。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诸事忙乱，再加上自己的懒惰，一直没有静心于写作。自己的承诺久久没有兑现，总觉得欠读者的一份情没有还上。于心有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是九四年的秋季，上一级领导亲自出马，带队来到我所在的单位，对我所在的单位的领导组织“民意测评”，以体现他对我所在的单位的“高度重视”。我在这种单位里跌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经历过多次这样的“民意测评”。每次测评，事前一般不说明“测评”的真实意图，事后也不公布“测评”的结果。反正是将群众当猴耍，还美其名曰是“发扬民主”。久而久之，大伙心生厌烦，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受周围这种不满氛围的影响，我也对这种“民意测评”痛恨起来。于是，我在这次“民意测评”的不记名“选票”上，没有对选票上的任何名单画圈，也不作任何文字的评价。而是在留言栏的地方，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全行一百多号人马，都有能力当行长，只要上级领导看上谁，谁就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当晚交上“选票”后，散会走人。

当天晚上，兴冲冲亲自下来组织“民意测评”的这位上一级领导，看到我这份“选票”后，使他觉得十分难堪。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龙颜大怒”……

第二天早上，这位上一级领导仍然气愤难平。他急匆匆地来到我所在的单位，找到正在办公的行长。拿出那张“选票”来，要求我所在单位的行长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并声言说：“如此藐视领导，表现好的，限期调离本系统；表现不好的，立即开除。”还威胁我所在单位的行长说：“如果这里鉴定不出字迹，就请公安局的字迹专家来侦查。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让我对你如何放心！”云云。

我所在单位的行长，一看选票上的字迹和语气，就有八九分明白是我所为。他也清楚这种文字，不过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而已。但迫于顶头上司的淫威，却不敢稍有异议。只好顺水推舟地声言说：“是是是，要认真查处、严肃处理”云云。并当场指令行政科的张某某，迅速去核对落实。

张某某逐个去询问，当问到我时。我说：你也不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去追查鉴定了。我王某人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冤枉了别人嘛！你如此劳心费力地询问，也太没有效率了。你就说是我所为的，赶快去复命吧。

过了一会，我所在单位的行长，立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上一级领导和工作组众人的面，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并装腔作势地责成我：就此事件写一个详细的检查，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

老实说，我所在的单位的行长颇有爱才之心。他一边狠狠地骂，一边给我丢眼色。其意思是要我明白，这是与他合演一曲双簧，给上一级行长一个台阶下，并非出于他的本意。

我在这种劈头盖脑的狠骂之下，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但当我看到上一级行长在一旁翘着二郎腿、哼着小曲的时候，其洋洋得意、小人得志之态，竟然是纤毫毕现。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热血直冲脑门，就转身对上一级的行长说：“你不是下来搞民意测评的吗？！我作为民众的一员，在选票上写了什么，这难道就不是民意的体现吗？！”

上一级行长见我咄咄逼人的语气，乃反驳我说：“啊～！啊～！这虽然是一种民意的体现，但你文字上的语气，是严重的藐视领导，藐视党的领导。此风不灭，亡党亡国……”

我打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胡言乱语：“按照你的逻辑，是不是应该复辟到专制帝王的时代，并由你制定一部法律——凡是犯有这种‘大不敬’罪名的人，杀无赦，灭九族？！”

上一级行长理屈词穷，只好对我乱扣帽子：“你这是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要坚决煞住！否则无法无天、亡党亡国……”

看到上一级行长这样气急败坏、乱扣帽子的做派，我更加来气。于是揶揄他道：“自由化这顶帽子，是随便可以乱扣的吗？当年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有了那么大的官职，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一顶‘自由化’的帽子，任何人都说不清、道不明。我一个小小老百姓，命贱如草。你这是太抬举我了！再说，你也没有扣这种帽子的资格！”

上一级行长被我呛得无地自容，脸变成了猪肝色。他呼噔一声站起来，摔门而出。还甩下一句颇具威胁力的话来——“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上一级行长走后，我的行长连连哀叹：“唉～！坏了！坏了！这事让你给弄糟了！连我都要受连累的了！阿弟呀！这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狠不得把你掐死算了，免得你给我惹麻烦！你是一个聪明的人啦！怎么这么糊涂？难道看不懂我的眼色？难道不明白我的苦衷？你看你看！你让我怎样给你打马虎眼去？起先你如果矢口否认，我就有了缓和的时间。等他的气消了，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我实在没有料到你是这样的逞‘英雄’！这么快就承认了……我想来想去啊！你还是去给我写个检讨算了。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你这样的犟脾气，吃亏的，最终还是你自己！过几天，我拿上你的检讨，专门上去活动活动……意下如何呀？”

我当时正在气头上，就说：“我没有什么错，也没有必要写检查……”

过了几天，那位上一级领导打电话给我，虚伪地对我关切一番后，马上切入正题，问我检讨写好了没有？我就反问他说：“你说我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写检讨？”他说：“你的文字、你的自由化思想，就应该写检讨嘛。”我说：“你讲不讲道理嘛？你如果不讲道理，咱们换个地方说理去。”他勃然大怒地说：“你想怎样？咹！到省分行、到北京总行去，我一路奉陪！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在这次电话上，我们仍然是不欢而散。

又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又派他的秘书来找到我，还是要求我写个检讨交差，以便给上一级领导一个台阶下。他的秘书还对我说：上一级领导是如何如何的看重我，本来是要重用我的，没成想出了这么一挡子事。其实，上级行长也挺为难的。他的秘书又说：他（上一级领导）实在没有想到，写这种选票的会是你呀！如果早知道了，他就不会那样说了。要我多多理解云云。他还说：在这次的民意测验上，我的得票数是很高的，实在是可惜呀可惜！我说：“如果知道是我，就没事了？不知道是我，就把人往死里整？这是什么逻辑？谢谢上级领导看得起我！我得票多少，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权利知道！否则我会注意的。你现在告诉我这些，已经晚了！没有意义了！他这样看重我，可我有自由化的思想，担当不起……”

老实说，在这次冲突之前，我与这位上一级领导的私交不错。在他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不少交往，也有过不少推心置腹的沟通。在他“发迹”以后，他对我也很热情亲切、关爱有加。但这一次，由于我的不甘受辱，却把他给彻底得罪了。

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天，我的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使我感到疑惑不解。于是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他们竟然说我是“傻卵一个”。并说：放着这么好的机会，却用犟脾气给顶掉了。这多么可惜！放在别人，是叩头下跪都求不来的机会呀！而我却视之为敝屣！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我这样傻的人来了！……

听到同事们的批评，我当然能够理解他们对我的殷殷期待，盼望着我得势后，能对他们有所提携。而今眼看这种期望落空，从而流露出不满情绪。但我想到自己处于一个这样的社会——谁都不把道义、原则、尊严和良心等当成一回事。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是功名利禄。我处身于这样一个没有是非的机会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就像一叶孤舟漂浮在浩瀚的洋面上，我是如此的孤立无助！在他们眼里，我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傻卵”吗？看到不少人的轻蔑的眼光，听到一些人嘲讽，特别是几个要好的弟兄的“不尴不尬”的言语。再想到自己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不但得不到一丝的理解，反而受到不应有嘲笑讥讽。我的自信心一下子崩溃了。过了两天，我忍辱写了一个简短的“检讨”交了上去。

这次事件虽然这样“平息”了，但我心里实在感到憋屈。在以后的日子里，上一级领导几次想跟我套近乎，想籍此弥缝这种感情上的隔阂。但我的犟脾气上来，就是不愿搭理他。使他很没面子。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的这种不善于利用有利的人缘关系，让以后几届的不少权势人物对我落井下石。最后一步步逼迫，使我失了业。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是我人生曲线的一个关键性的“拐点”。

唉！我就是这样一个不不合时宜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虽然知道人生之路机遇难得，但我却不把放弃原则、道义、自尊去迎合机会的人，看成是灵魂的高贵。

七、一场在火车上的有趣论战

荆楚

我失业之后，因为广西工商银行的补偿标准只有其他省份的一半。难兄难弟们获知真像后，感到上当受骗上当而愤愤不平。就连连劝说加硬拽把我抬了出来。要我带着他们去上访和维权。我在官场上历练了20多年，深知中国司法没有独立性和公正可言，一切全凭党官的好恶来决定，所以对这种上访不抱什么希望。但难兄难弟们的盛情难却，只好答应出山试试。

有一次我带着一帮弟兄从北京上访。原来的单位领导只好去截访。回来的旅途上，同车而行的，有我们工作系统的各县支行行长。还有一个这些各县支行行长的总头目。

为了消除旅途的寂寞，那位总头目就邀我与之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们先是海阔天空的漫聊，说着说着就争论起政治、哲学方面的话题来了。我说：“中共数十年来，祸国殃民之苛政暴政不胜枚举，而利国利民之德政善政一件也没有。只要你举出一件出来，我就认输。而你作为反驳我的一方，也不会因此而犯错误。”

他想了许久，才说：“那么第一件——土地改革，第二件——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第三件——改革开放，这三件事，应该算是德政善政了嘛？”

我说：“先来驳你所说土地改革吧！第一，中共早就否定了自己的土改。土改后，没过几年，土地就经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全部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了；第二，土改本身的血腥和暴戾，就否定了它是德政善政的说法。难道当年的地主富农，真的有罪吗？分了人家的房屋田产之后，还有必要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杀戮么？他们就不是国民么？日本、台湾的土地改革是怎样进行的，你该知道吧。不知道的话，我再说给你听听……

“你所说的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和隋炀帝开掘大运河，哪个工程浩大？以你的标准，秦始皇和隋炀帝，远远要比中共伟大了？可是这万里长城和数千里的大运河，在老百姓的眼里，是万里血泪和万里白骨。这是德政善政吗？再说，现在一条高速公路，就比当年的工程量大几倍；第三，当年的盲目建设，有大量的祸国殃民工程。我所在的城市上游的磨盘水库的险情，想必你已知道了吧。因为当地政府召集我们开过几次排险资金落实会议，我们也有报告往上递送了……每到雨季，下游数十万生灵提心吊胆、如履薄冰。而现在整修这个水库，虽然花上了数倍的钱，仍然达不到安全的目的。

又如我家乡的一座小型水库，盲目求大，收集的地表水的水量，只够大坝高程的四分之一。而巨大的土石大坝之下，却压着两百多亩膏腴良田。假如让我这个不是水利专家的人来设计，按照常年降雨量和集雨面积来计算，用钢筋混泥土滚水坝的设计，至少可以节约出一百五十亩良田来。还如1975年之时，河南数十座水库连环跨塌，淹死了数十万人民……

三门峡水库，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就因泥沙淤积完全报废。每到雨季，洪水侵害关中平原，被当地人民深恶痛绝……所有这些，都是贻害万代、愧对祖宗的犯罪行为。何谈德政善政？

你所说的改革开放。先从字面上来解释，所谓改革，是改正错误、革除弊政的意思罢了；所谓开放，是放开束缚人们手脚的绳索的另一种说法。当年在祸国殃民的暴政和弊政下，无缘无故地把老百姓的手脚捆起来。今天因为看到老百姓长期被捆住，不利于他们的统治，于是就将绳索放松了一点点。也就是部分的改正错误和革除弊政。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实质。没有清算他们的暴政弊政，没有追究他们剥夺人民自由、无缘无故将老百姓捆绑起来的罪恶，没有追究他们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已经是老百姓天大的宽宏大量了，反而因此要求老百姓对这些感恩戴德？天底下哪有这样混账的逻辑！

此时，他连忙摆手说：“我说不过你呀，谁不知道你是个有名的大才子呀！这样吧，我找一个学识口才与你相当的人来与你辩论。我做裁判。”说着就召来了陆某某。

这陆某某正想在他的上司面前一展腹中韬略，于是就与我开战了起来。他让我先命题。我想了想就说：“当今之世，较为完善的民主国家，无一不是文明、发达、富裕、和谐的国家；而凡是富裕、文明、和谐、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民主国家。反之，凡落后贫穷的国家，无一不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而独裁专制的国家，无一不是落后贫穷的国家。独裁专制越浓烈，这种贫穷落后越明显。当然中东部分富油国排除在外，因为其财富并不是其国民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

这时我的论敌和裁判都说：“这是历史事实呀，没有争论的必要了。那你就另外出题辩论吧。”我说：“好吧，我的另一个论题是：当今中国，是选择先发展经济呢？还是选择先以消灭一党专制为目的的宪政改造？”他说：“当然应该先把经济搞上去，然后在比较富裕的情况下，再进行宪政改造。否则国无宁日，亡党亡国，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动乱的代价。所谓‘仓廪实然后知礼节、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嘛。”

我驳之曰：“第一我要纠正你的亡党亡国的说法，亡党不等于亡国，有时候两者甚至是相互悖反的。也就是说：只有亡党才不至于亡国，而不亡党反而要导致亡国。这在逻辑上还需要辩论不？”（在这里，我故作惊人之语，武断地将执政党与国家置于对立状态，以期引起他的反驳。然后我打算用阿克敦勋爵关于权力与腐败的关系式来展开辩论，以论证当前这种没有监督的权力，经过五十多年的异化，已完全走向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这一命题。也许是他没有这个看出这种逻辑上的武断，或许是他已默认了执政党与国家和人民的对立）他说：“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不需辩论了。”

于是我就接着说：“第二，你刚才既然承认第一个论题是历史的事实了，那么你就自我就否定了你对第二个论题所持的观点。如果你坚持你刚才的观点，那么你就否定了第一个论题。请问，这如何解释？”

这时，裁判幡然大悟、朗然大笑：“原来是这样，你陷入了他的论题陷阱中去了。小陆你的辩论失败了，认输吧。”于是，我的论敌败下阵来，只好爬到上铺睡觉去了。

这件事，过了一年多，仍然清晰如初，是故，以为记。

八、我家所经历的“放卫星”与“反瞒产”

荆楚

我在《“感谢毛主席”——童年蒙太奇》的一篇短文里，曾提到过“放卫星”与“反瞒产”的历史典故。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和在海外生活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一定的中共党史方面的基本功底，会对此一头雾水。今天索性再把我们家所经历的“放卫星”和“反瞒产”的事情说一说。如果各位将此看成是对这个历史名词的注释，也是可以的。

我还在《我所经历的大饥荒》的短文里提到过：大姐开始用野菜喂我，却看到我越来越瘦，眼看着我的小命将要不保。于是大姐抱着我“来到躺在病床上的奶奶面前呜呜地哭……”却没有交代让奶奶得病的缘由。今索性在此一并说清楚。

“放卫星”和“反瞒产”的时候，我才刚刚出生，当然不知道什么。但到我晓事以后，我善良的母亲却常常跟我念叨这些事。并再三叮咛我，要我记住（远房的）得喜大哥对我们家和我们村的好处。

可是得喜大哥的一生，真是人好命苦哇！他晚年的时候，继老伴过世后，接着就是大儿子的媳妇被别人拐跑了。他的大儿子从此变得心灰意冷，万事不管。最后竟不知所亡。他的小儿子则经常披头散发、疯疯癫癫的。老大不少了，还是光棍一条。后来找到一个女人，作了上门女婿。可是过了几年后，帮她养大一群小孩后，却被那个狠心的女人活活弄死了。

得喜大哥家里灾祸连连的那些年，我在城里上大学。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得喜大哥在此巨大灾难的打击下，竟硬着心肠，用一条棕索，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头则套在自己的脚掌上，狠狠蹬紧，将自己活活的勒死了。一条正直诚实热心肠的硬汉子，竟用这样奇特的法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母亲还告诉我说：得喜大哥死后，全村人自愿出资筹办了鼓乐、幔帐、殡殓事宜。并把丧事办得很是热烈体面。山村里的人，感情纯厚朴素。以为把得喜大哥的丧事办得轰轰烈烈的，就是对得起他老人家了。

让我母亲再三叮嘱的，并要我记住得喜大哥的好处的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放卫星”的时候，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没幸福，他是人民的大灾星。他要他手下的虾兵蟹将，顺着他的竿子往上爬。“放卫星”、吹牛皮起劲的，则受到表彰和提拔。“放卫星”吹牛皮不力的，则受到严斥和放逐。于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下面的虾兵蟹将们，都希望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唯恐受到斥责或丢掉那可爱的乌纱帽，于是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将牛皮越吹越大，也越吹越玄。最后将牛皮吹破了天，也没有人胆敢于出面指正。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严重罪行。轻则罢官削职，重则脑袋搬家。

当时，我大伯和顺发表叔是“泥腿子”村干部。“放卫星”吹牛皮的时候，尽管县乡干部用软话来淳淳善诱，用政治帽子来层层施压，可我大伯和顺发表叔却总是“不开窍”，始终难以改变他们老实农民的本性，而不愿违背常识虚报产量。后来还将大伯抓去办学习班（其实是关押），仍然还是“实话实说”。最后还是县乡干部们脑子活泛，灵机一动，替大伯和表叔填上了“放卫星”和吹牛皮的产量，才把他俩从“学习班”里放了出来。

到了征公粮的时候，县乡干部们的“好心”穿帮露馅了。看着那天文数字的征购任务，我大伯和表叔矢口否认他们曾填报过那么高的产量，也拒绝交纳那天文数字的“余粮”。县乡干部们恼羞成怒，当场宣布，将我大伯和表叔押去公社毒打和批斗——这就叫“反瞒产”。

我大伯和表叔被押走后，县乡干部们马上布置村民——在谷仓下部塞满稻草，上部则盖上一层薄薄的稻谷，以欺骗比他们级别更高的官僚和干部。

大伯和表叔被押走后，得喜大哥也被指派去担任炊事员，去为组织会议的干部和民兵们“开伙”。

表叔比大伯年轻，体格也没有大伯厚实健壮。特别重要的是，表叔是个温和忍让的人，性格远没有我大伯的火爆刚烈。我大伯当年还是抗日战场上李品仙部的一员“虎崽”（桂林方言：作战勇猛的意思）。俗话说，柿子拣软的捏，批斗就先拿我表叔开刀。大伯和表叔被押到台上，表叔被民兵按倒跪在寒风刺骨的雪地里，大伯则被责令低头站在雪地里陪斗。

批斗会开到接近到中午的时候，表叔就被斗得昏死了过去。被立即抬了下来，接着宣布对我大伯继续进行批斗。

民兵们正在按压我大伯跪下的时候，得喜大哥立即提起大铜锣，哐～哐～哐～三声闷响之后，高喊“开饭了……”民兵和干部丢下我大伯，争先恐后地抢饭吃去了。

我奶奶看着我大伯和表叔被捆去批斗，她急火攻心，当场就晕过去了。接着，奶奶又听说我表叔被斗死后，她则心入刀绞。她从此一病不起。后来虽然听到我表叔没有死，又活过来了。大伯也在得喜大哥的巧妙保护下，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也没有让我奶奶病情好转。只过了几个月，她就去世了。

奶奶从得病一直到去世，都一直念叨着说：“这是什么世道哦！只能讲假话不能讲真话哦！我弟弟（即笔者的舅公）就这么一个崽哦！弄坏了就绝了后了哦！……”可以说，我奶奶就是被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活活的折磨致死的。

后来听得喜大哥很自责地跟大人们讲：那阵势，他也被吓懵了。看着我顺发表叔的脸色由红转青，再由青变白，他就是不知道想点办法，送点热水或食物给他温温肠肺啊。后来听到干部们高喊着继续批斗我大伯的时候，他才灵机一动。猛然想到借开饭这么一招，冲散这个批斗会。

果然，经他这么铜锣一敲，批斗会议就势结束了。虽然离开饭还有一个多小时。

写于民国95年（公元2006-4-16）

谢谢版主大虾加精鼓励啦！

荆楚兄大作，先顶一下。然后再搬个沙发慢慢看。

九评确实写得好，我很认真地看了两遍。

只看了前三节，就吸引我了！于是，先复制下来，准备细看。

楼主的文笔，平实、坦诚，俺喜欢！

谢谢分享！

荆楚老师的这篇文章我没看过，长短适中，呵呵，今晚睡前有事干了，平实的讲述，往往最打动人心。

我最喜欢看荆楚兄弟的文章，堅決的頂！

就是来支持的，要说评论我等没有文化，说话会让荆楚见笑！

前面两贴很好，是对自己亲身经历历史的真实写实，有血有肉，当时当地的人民应该是感同身受的，可以录入教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历史就应该是人民自己写的，统治阶级写的历史往往就是给自己歌功颂德，教材就应该是人民自己编写的，统治阶级编写的教材往往就是用来愚民的，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统治阶级制造的文化往往就是愚民文化、糟粕文化、垃圾文化。

俺是确信人之初性本善的，像荆楚大姐这样善良的人，在俺身边也有很多，俺的母亲也是早年就失去了父母，由大姐和大哥一手带大的，到了俺的父亲母亲这一代，继承了前辈的善良，相信这样的人在中国何止千千万万，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流，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本质，代表了人性的本质，谁敢说他们是刁民呢。

谁又木有父母兄弟姐妹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会说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刁民呢，既然你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是刁民，何以你污蔑他人的父母都是刁民呢。一个人要多么的卑鄙无耻、心灵多么的肮脏才会出此恶言秽语呢。

专制统治阶级的卑鄙无耻灵魂肮脏怎么能够代表整个民族的卑鄙无耻呢。

每逢遇到这种肆无忌惮的给自己民族泼脏水的人，俺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民族遭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难，还有人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甘愿充当统治阶级的打手和走狗，丧尽天良啊。

写实和十一世是茶馆里面最喜欢咒骂中华民族好中华文化的两个代表，写实被灭了，十一世依然厚颜无耻的垂死挣扎着。

这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