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独自挡坦克的王维林 (作者 吴仁华）
独自挡坦克的王维林身在何处
吴仁华
前不久，记者舒国符约我做一个摄影和录音相结合的采访，原因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教授提供了一份最新研究结果，希望我对他的研究结果作一评论。这位教授断定王维林在挡坦克的现场先是落入便衣警察手中，然后又落入戒严部队军人手中，凶多吉少。
这位人类学教授是研究人类肢体语言(肢体动作)的专家。多年来，他一直关注王维林的命运，反复研究有关王维林挡坦克，以及最终被人推走的那一段录像。有关的录像不止一份，但大同小异，是不同的外国记者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拍摄的，时间，地点，拍摄角度都是一样的。
王维林挡坦克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地点在东长安街，靠近天安门广场。从录像上看，王维林挡住十多辆沿着东长安街由东往西驶向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数次左右来回挡住试图绕过去的坦克车队，并一度爬上第一辆坦克，向坦克里的军人喊话。先有一名骑自行车的青年上来靠近王维林，与王维林简短交谈，紧接着又上来两名青年，拉走王维林，随即一左一右挟持王维林离开现场，快速到了路边。
多年来，不少人认为将王维林拉走的三个青年是好心的民众，而到了路旁的王维林趁机躲入路旁的人群中，安全地消失了。
这位人类学教授在仔细研究了三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后认为，这三位青年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便衣人员。王维林没有安全脱走，而是当场被捕了，并且凶多吉少，因此至今下落不明。
出于多年来对王维林的关心，也为了发表评论，我再次反复观看了相关的录像，使用的是大屏幕，而且可以随意控制播放速度，看的非常仔细，并十分注意三位青年和王维林的肢体语言。如果不是这位人类学教授的提示，一般人不会太注意肢体语言，当时也没有类似于冲突的，过激的肢体冲突。两位后来出现的青年非常专业地一左一右地挟持住王维林，仔细观察会发现扭胳膊和顶住后背关节处的动作(我考入北大时是武警的职业军官，多少了解这些使人瘫软的手段)，原先以死抗争的王维林似乎想抵抗也使不出劲，只能被动地朝路旁走去。先出现的青年在王维林开始被挟持着离开道路中央的时候，立即对着坦克打手势，人类学教授认为，这不是普通人毫无章法的肢体动作，而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确定含义的手势。
我细心观看多遍，越来越确信人类学教授的专业判断。对我而言，尤其重要的是，这位教授所选择的录像，比过去所常见的录像带多了十几秒时间，一直延续到王维林被推上人行道，我注意到那里只有零星一两个身份不明的便衣人员，根本就没有围观的人群，王维林无处可躲。更重要的是，那里已经停着一排排的坦克，说明那里不是戒严部队的警戒区，也是接近警戒区的地点，距离天安门广场非常近，就在南池子附近，根本不会允许民众靠近。六月四日凌晨至上午，就是在这个区域，大批民众试图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一次次被戒严部队军人开枪击倒，这里的惨烈境况仅次于西长安街。我在<天安门血腥清场>一书中引用多位目击者的证词，对南池子的屠杀有具体的记录。
过去，我一直以为王维林挡坦克的地点接近北京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较远，相信那里的路旁会有许多民众，王维林到了路旁，可以迅速没入人群，安全离开。
我努力使用控制器，不断地倒带停带，终于看清了坦克侧面的编号，知道这些坦克属于天津警备区坦克1师。
如果上述人类学教授的研究结果和我的评论和判断无误，基本可以断定，王维林凶多吉少，可能已经在戒严部队军人的暴力下遇难。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后在广场内外被捕的学生和民众都遭到军人的暴打，用木棒，用枪托，打死不少人，受伤致残的更多。山西的大学生高旭在广场被捕，被打伤致残，他叙述了具体的经历。被捕者都关押在天安门城楼左右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里，那里成了军人泄愤的大刑场。被捕者三天没有吃喝。
我自始至终认为“王维林”这个名字不是独身挡坦克的青年的真实姓名，人们都这样传说而已。从他的穿着打扮，应该是一个学生，但不是北京的学生，他在挡坦克的过程中，随身带着一个小包，只有外地的学生才会带着小包，放一些牙膏牙刷之类的日用品和学生证等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