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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的“伪民主”

蒋经国的“伪民主”

1977年11月19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难道只有选举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会中,或许选举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为先的社会中,选举反而成了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又不能不办。”这可说是蒋经国对民主选举最露骨的质疑,只因“不能不办”,否则他对劳民伤财的选举是宁可不办的。本文从许信良被打压的故事显示了蒋经国民主的虚伪性

1941年5月27日,许信良出生在台湾桃园县一个客籍地主家庭。高中毕业时,他考上国民党“党校”政治大学政治系。1959年7月加入了国民党,当选为“三民主义研究会”会长。1964年从政大毕业,随即进入政大研究所学习,受到后来担任“行政院长”的李焕的青睐,1967年获国民党的中山奖学金得以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学习哲学。1969年完成学业返回台湾,加入国民党改革派刊物《大学》,发表多篇深具影响力的时评文章;其中《台湾社会力分析》一文影响最深远,由于李焕的推荐,甚至获蒋经国钦点,推荐国民党干部阅读。

满腔热血的他,开始大力鼓吹民主。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堡垒禁地,怎能容许这样的言论?许信良立即受到歧视打压,最后只好跳出来选省议员。1972年9月他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名参选省议员,并于12月高票当选。向往西方民主自由的他党性不强,在不具政治争议性的民生议题上,诸如降低田赋、提高谷价、学生平安保险等案,与党部翻脸,使当局的提案无法过关。在第一次质询时就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谢东闵下不了台,许问谢:“大事情请教主席,主席说,我这小小的省主席,哪有这么大的权力决定?小事情请教主席,主席说,堂堂省主席,怎么去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请问主席,哪些才是刚好适合主席做的事?”在4年省议员时间里,他的质询常常比党外的议员还厉害,总是向他的同党官员出难题,不仅国民党的官员们头痛,成为省党部的“头痛党员”;就连党外人士也视他为异类。

1976年,他出版了《风雨之声》一书,根据自己4年的议员经历,揭露了蒋介石父子种种胡作非为,尤其对蒋经国的假民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发,他公开预言,这些怪风毒雨势必演变成烈风暴雨。国民党为此对他进行了多次围剿,面对着一场场狂风暴雨,许信良没有退让,而是写出了《当仁不让》予以反驳。虽然他的社会上声望不断上升,但党内同志对他的评价是劣等;因此,他年终的党纪考核是不及格。

1977年台湾5项地方公职选举,国民党提名调查局出身的欧宪瑜参选桃园县长。当局为了让欧宪瑜顺利当选,透过司法手段撤掉中坜市长林焕夫,改派欧宪瑜代理,好取得资格选县长,自然引起地方乡亲愤怒。省议员许信良也有意参选桃园县长,但因“党纪考核记录不佳”,未获国民党提名而自行宣布参选,1977年10月国民党便开除许信良党籍。许信良随即发表了《此心常为中国国民党员》的公开信,其中有“吾心愿长为中国国民党员”的告白,则是其后虽两度担任民进党主席,却一直难以得到党内同志充分信赖的重要原因之一。

许信良投入选战后,许多具有理想色彩的大学生及研究生例如林正杰、范巽绿、杨奇芬、陈国祥、张富忠等人,都为许信良助选。1977年11月19日投票日当天,桃园县中坜国小投票所的监选主任范姜新林,将投给许信良的票都做成废票(用拇指沾印泥乱盖),被证人邱奕彬等人指称涉嫌舞弊做票,其他地方国民党舞弊的消息也不断传来,而警察未积极处理,反将监票主任带走保护起来。消息传出,引起市民愤怒;许信良的选务中心听到消息后,请选民都到警局“关切”相关消息,而警局方面始终未有一个明确的主张,一万多名市民愤而包围中坜市警察分局。混乱中,中央大学学生江文国受枪击殒命,以及张治平死亡;桃源县出动镇暴车,愤怒的群众捣毁并放火烧了警察局及警车。选民谴责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与漠视民主。晚8点,火光熊熊,浓烟冲天,14部警车和60多辆民用车被烧毁,6栋警察宿舍被烧。

第2天凌晨3点台湾官方宣布涂污选票的姜新林被移送法院审判,并宣布反国民党的许信良以61.5%的高票(23万票对14万票)当选桃源县长,事件渐告平息。但两年后,因为他参加高雄桥头的集会游行,被暂停两年的职权,等于是被逼迫辞职的意思。当初检举的证人邱奕彬被控“伪证罪”,判刑一年半,作票的人员则没有遭到起诉。

1977年11月,台湾举行五项地方公职选举,在20个县市中,国民党丢掉桃园县、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县四个席位。蒋在日记反复检讨国民党为何遭此挫败,甚至引为从政以来的最大打击,好几个晚上不能成眠。11月19日投票当天,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难道只有选举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会中,或许选举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为先的社会中,选举反而成了劳民伤财之举,但是又不能不办。”这可说是蒋经国本人对民主选举最露骨的质疑,只因“不能不办”,否则他对劳民伤财的选举是宁可不办的。

11月23日他主持中常会,“以最沈痛心情检讨选举之挫败”。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做了彻底检讨,承认对此次选举:“我过估自己的本身力量,而轻视反动力量之发展,对于提名之候选人未加深入之考核,轻信‘干部’言,木已成舟,后悔莫及。余对选举之失败应负全责,惶愧交感。一月来坐立不安、夜不成眠,但是我决不示弱而退却,否则正中敌人之计矣。余所痛苦者并不在败于敌人,而是党内同志(失意)竟以幸灾乐祸之冷笑以论此一痛苦之失败。”一直到12月开始一连几天,日记都反映他的挫折与沮丧,到了夜不能眠的地步。由于无法忍受败选的“奇耻大辱”,还萌生不如死去的念头,12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自反之后,心之深处忽生‘生而受辱不如死而求心安’,惟今日之事无法一死了之,死要比活来得容易,此在一念之差耳。为了党国、为了同志、亲友、为了家庭、为了家人,岂可走此尽头路?此亦为敌人求之而不可得者,我岂可如此为之?敌人紧追而来,身为蒋氏之子岂可一逃了之?余自信有经得起挑战的勇气。”
 
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台湾断交,12月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煦宣布“中华民国”进入非常时期,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停止选举。但是,此举遭到“党外人士”一致反对。许信良、余登发等人在12月25日发表了《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党外人士国是声明》,要求恢复竞选,并主张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1979年1月6日的蒋经国日记有以下记载:“中美断交后,我对于如何与美方谈判、中美间关系有关事宜,本已妥作安排,后来因为有暴徒混入学生游行队伍,殴打美国谈判团后,使形势从有利而反变不利,乃是一大不幸。而这些暴徒乃是反动派(许信良等)所雇用,而这些反动分子都是由美国特务所培养,我处境苦矣。”

蒋经国日记讲的是当时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率团来台,就台美断交后的关系进行谈判时,发生群众抗议事件,场面几乎失控。从日记记载显示,蒋认为群众的抗议打坏了他的一盘棋,“使形势从有利而反变不利”,但为什么会怪罪到许信良头上呢?原来抗议群众都是从桃园过去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提到:“克里斯多福正式来谈判,被一群愤怒的群众包围,后来知道都是从桃园来的,这些人断交前一天晚上都还在听我的演讲,没想到断交果然发生,他们都非常地愤怒。”想来蒋经国是因为得知群众都是从桃园去的,因此认定是许信良县长暗地里发动的,这也可以看出他痛恨许信良由爱将变成了叛徒。

许信良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蒋经国这样写不是恶意栽赃他,这反而凸显,一个独裁者如果完全由特务提供情报,可能发生多么严重的错误,领导者不应偏听特务系统所言,因为特务是会扭曲事实、瞒上欺下、刻意制造谎言的。许信良也说,当时党外人士对台美断交感到非常难过,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大事情,怎么可能会去闹事?他回忆,当时预判学生中的叛乱分子都是国民党的人,且闹事者应该是由蒋经国头号大将王升所策动,因为断交对于蒋经国是很大的侮辱和打击,为了讨好才策动群众闹事。许信良表示,蒋经国日记中,谈及反动分子都是美国培养的,可这与事实也有矛盾:既然是美国培养的“反动分子”,怎么还会去去闹来自美国的特使、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这不是很矛盾?”至于吕秀莲说,愤怒群众“后来知道都是从桃园来的”,吕此语是“替自己脸上贴金”。

1979年1月20日,台湾当局以所谓的“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罪名,逮捕“助选团”总联络人之一、前高雄县长余登发和他的儿子。桃园县长许信良第二天带领20多人,到余氏家乡高雄桥头乡游行抗议,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余登发父子。蒋经国于1月23日在日记里写道:“反动头目余登发父子因为通匪由警备拘捕法办,明知此案必将引起政治后果,果不出所料,一群反动分子企图集众抗议,妥做处理后暂告平息,问题则仍在。”日记中虽没再提许信良的名字,但证诸事后许信良因参与高雄桥头事件,声援余登发父子,而于4月20日遭监察院弹劾,接着被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以休职两年处分,应与蒋经国的态度有关。台湾当局罔顾民意,于当年4月16日由“军事法庭”判处余登发有期徒刑8年,剥夺公权5年;余瑞言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1980年余登发获准保外就医。

余登发被逮捕后,在施明德等人的努力下,党外人士组成了一个60人的“人权保护委员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合作为释放余登发而努力。1979年5月26日“人权保护委员会”在中坜凤仙饭店举行了2万多群众参加的许信良生日晚会,抗议当局对余登发父子和许信良的政治迫害,并发售了党外政论书刊和地下报纸。6月2日,党外人士成立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并在各地举办群众性演讲。1979年7月,许信良参加了由黄信介、施明德等人主办的《美丽岛》杂志并担任社长,公开、正式地开始参与党外活动。随着政治管制的强化,许信良被迫在1979年秋前往美国。同年12月发生美丽岛事件时,许信良刚好与家人在美国度假,事件发生后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入境。

许信良1984年组建“台湾革命党”并任副总书记;1986年5月筹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任临时主席,发起“迁党回台”运动,此举加速了岛内党外人士的组党步伐;9月28日民进党正式成立,许信良立即将其组织改为民进党海外组织并任负责人,并开始了闯关回台行动,12月首次闯关返台造成“桃园机场事件”;1987年再度闯关仍然功败垂成;1989年9月28日,许信良从海上搭乘大陆渔船偷渡返台,被台湾当局逮捕,后被判刑10年。1990年2月许信良在台北监狱加入民进党,5月获特赦出狱。

许信良出狱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行动。当时李登辉决定召开“国是会议”,民进党内大多数人都坚持拒绝,唯有许极力主张民进党不但要参与,还要取得主导地位,最后许的意见被党接受。许信良在“国是会议”上合纵连横,民进党最后达到了“总统直选”的目标,许的表现让党内同志刮目相看。“国是会议”后,许信良立即成立了“许信良办公室”,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培训干部,建立自己的班底。1991年10月,经过激烈的选举竞争,许信良在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的支持下以微弱优势战胜施明德当选民进党第五届党主席,积极经营1992年的“立委”选举。在这次选举中,民进党的得票率高达31%,当选了51位“立委”。1993年,台湾举行县、市长选举,作为党主席的许信良承诺,如果民进党未获得11个席位,他就辞去主席之职。结果,民进党虽然获得了41%的选票,仅获得6席县市长,许毅然于11月辞去党主席一职。

1995年,他又提出了“大胆西进”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大学学习。1996年6月他又再度当选党主席。1999年,许信良表达了参加“大选”的决心,这与参加竞选的陈水扁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许信良于同年5月发表了《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的告别演说,退出民进党。2000年,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落败。2004年3月24日,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在总统府前广场绝食抗议,抗议陈水扁“选举不公”,引起岛内高度关注。2004年9月许信良毅然决定参选第六届立法委员,大胆地以“西进大陆,一统中国”的口号作为选举诉求,提倡仿效欧洲联盟模式建立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实现两岸三通,最终以一万三千多票落选。2008年他重新加入民进党。2012年许信良父亲许文怀高龄99岁(大陆的地主今安在),身为长子的许信良,每年都回老家照顾父亲两星期,他这份孝心在桃园地方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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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20-8-12 12: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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