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以及中国民族抗争的胜利，相应地带动起了国内日益热烈的民主运动。就在抗战胜利前后，各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包括国统区在内，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也日益频繁，一时形成了此前非常少见的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潮。
在抗战中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决定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在1944年初，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向记者发表了重要谈话，提议召开党派会议、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4年9月，中共中央给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及中共中央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发出指示，要求提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建立各党派联合的新政府“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这个建议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赞同之后，林伯渠又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明确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我坦白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为国统区民主运动提出了新的目标，它使民主运动从过去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主，进而发展为要求彻底废除国民党一党统治，大大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深入，在国内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召集会议，响应中共的主张，由此大后方掀起了一场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广泛的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前后的民主运动，首当其冲的，是西南陪都重庆、成都以及昆明等地的社会各界。1945年9月，随着董必武、张澜、章伯钧、沈钧儒等在宪政座谈会上发言呼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之后，迁至西南的各高校，如西南联大以及四川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陆续举行国事座谈会等形式的集会，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也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进步社团、“民盟”云南支部以及李公朴、闻一多等也联合发起了“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会上发表了响应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在重庆，复旦大学等也以“国庆纪念晚会”等形式，提出上述要求。显然，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
二、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的发表和签名运动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重庆文化界人士的《对时局的进言》可谓引人注目。
据《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进入抗战中后期以后，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为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声日益激烈，到了1944年5月3日，重庆文化界名流张申府、孙伏园、曹禺、潘孑农、马彦祥等50余人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审查制度。9月4日，重庆工商和文化教育界名流黄炎培、褚辅成、王云五、章乃器、胡西园、卢作孚等30人又发表了《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与民更始”“一新政象”。随后，这场民主运动又以重庆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的发表而达到高潮。
1945年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312人签名的《对时局的进言》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相继发表，舆论为之震动，并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文件，最早是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建议动员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的，具体则是“文工会”的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杜国庠等主要领导经过讨论，拟出了六条纲领，原由翦伯赞、邓初民起草，后由郭沫若执笔修改。《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并提出废除一切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自由活动之法令，取消党化教育之设施，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对英、美、苏采取平行外交等六项具体意见。
《进言》旗帜鲜明，其提出的纲领既明确又要求强烈，因此，被誉为是战后文化界的“民主宣言”。它一改过去要求国民党施予民主的被动做法，而是明确提出要立即召集有各党派参加的“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并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以此作为实现民主、结束党治的必要步骤。这实际上是对此前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重申和响应，也是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由“抗日民主”转向“人民民主”的重要转折点。
《对时局的进言》文辞恺切、激越，其称：“‘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我们处在万目睽睽的局势当中，无论如何是应当改弦易辙的时候了。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须及早实行民主。在野人士正日夕为此奔走呼号，政府最近也公开言明，准备提前结束党治，还政于民，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无分朝野，共具悃忱，中国的危机依然是可以挽救的。然而……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亦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不应有瞬息的踌躇，更不应有丝毫的顾虑。其有益于民主实现者，在我们认为，应该是：一、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党派所推选之公正人士组织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应付目前时局的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有改进的依据，以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二、紧急会议推选干练人士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以推行战时政治纲领，使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均能与目前战事配合。以上二大纲实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步骤，政府既决心还政于民，且不愿人民空言民主，自宜采取此项步骤，使人民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共挽目前的危机。更就有碍民主实现者而言，则有荦荦六大端，应请加以考虑。一、制度除有关军事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皆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对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富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并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我们恳切地希望，希望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这份由312人联署的《进言》，最先发表于1945年2月22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在签名者中，有沈钧儒、邓初民、张申府、茅盾、胡风、柳亚子、沙千里、夏衍、陶行知、曹禺、邵荃麟、老舍、巴金、胡风、白杨、宋云彬、孙伏园、马思聪、陶行知、叶浅予、谢冰心、顾颉刚、费巩等，其中，有教授、学者、律师、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也有教育家、科学家、出版家、编辑、记者、导演、演员、画家、音乐家等，大多是文化教育领域卓有成就的文化精英，也不乏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左翼文化人，当然，更多的则是无党无派，甚至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因此具有十分广泛的代表性。事实上，《进言》是在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采取了广泛的签名运动而形成的，如“文工会”就从主任委员郭沫若起，几乎所有成员都投入了分头征集签名的活动。郭沫若曾亲自登门请徐悲鸿签名，副主任委员阳翰笙则动员冰心、老舍等签名，老舍还建议请复旦大学的马宗融、陈望道、周谷城等签名，最后，甚至是“四面八方都签了名”。
《进言》发表后，4月7日，延安文化界致函重庆文化界，表示给予支持，并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法西斯主义的压迫，誓作重庆文化界的后盾。同时，由《进言》引发的民主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进而形成了大后方抗战胜利前夜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运动。对此国民党当局十分尴尬，又异常震怒，试图予以反扑。据说蒋介石在震怒之余曾大骂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无能，质问他“为什么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都被共产党拉了过去”。张道藩亟口谎称是共产党指示《新华日报》盗用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名字搞的宣传，并且保证要让“受骗者”重新“声明”签名作废。于是，国民党“CC”系的文化头子张道藩亲自出面，以威胁和诱迫的方式，试图“说服”曾在《进言》上签名的人“撤签”，他随后派出一大批文化特务四处造访签名者，进行威逼、恐吓、利诱，要他们撤回签名，另发“声明”，不过却遭到了大多数签名者的拒绝，如冰心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如果不同意，干吗要签？中国没民主就国无宁日。”徐悲鸿表示：“我对我的签名负责。我决不收回我的签名！”后来勉强由华林、汤灏、卢于道、朱鹤年等少数人登报，声明自己系“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并未参加”云云。
华林是作家，曾参加“中国文艺社”，编辑《文艺月刊》等。汤灏，不知其人。而卢于道、朱鹤年皆为知名的科学家。卢于道当时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在抗战期间他对国民党十分不满，曾于1943年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是当时受中共南方局影响的一个外围组织，1944年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6年又参与发起和组织“九三学社”，并当选为监事。朱鹤年曾是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从当时他们的政治倾向性来看，似差别不大，而何至于在宣言上签名后又“声明”“由人冒名，实出于强迫”，诚不可解，这还要与后来的另一“声明”相联系来看。这一“声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当局针对《进言》，策划并“组织”750位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签名的另一份《争取胜利告国人书》。包括竺可桢、梅贻琦等许多大学校长在内的人，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和诱迫下，无奈签了名。这一声明发表于1945年4月15日的重庆《中央日报》上。
原来，国民党当局为了针对《进言》进行反攻，授意张道藩炮制另外一个所谓“民意”的声明，最后便捏造和虚拟出了一个强奸民意的《为争胜利敬告国人――教育文化界联合声明》，并且发表在1945年4月15日的《中央日报》上。这个“声明”的签名者，居然达750余人，包括正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大学校长和教授会的众多代表，以及蒋碧薇、王平陵、华林、梁实秋、朱光潜等，其中的许多人是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被列入签名者名单，因而当时香港的报纸发表评论，称：今年2月22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声明”是民主宣言，1945年4月15日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声明”是反民主宣言。不过，所谓《争取胜利告国人书》的出笼，此后很少被人注意和研究。据笔者的调查，只有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之有过追踪的查访。据竺可桢“文革”时期的日记：
1. （1968年5月24日）：是日北京农学院来人调查韩德章，即1945年4月15日，“该校农经系教授韩德章参加750多人签名的《为争取胜利敬告人民书》”一事，竺可桢回忆，“我也是签名人之一”，但“日记查不出有人来要我签名的事。这时正值费巩失踪，我在上海逗留二个月。名单中所认识的多半是校长，如梅贻琦（清华）、朱恒璧（上海医学院）、林风眠（浙艺）、张孝骞、王抚五（星拱，武大）、胡庶华（湖南大学）等，其余只知道王家楫、任美锷等数人而已。韩，我并不认识，此外则有顾毓？。从名单我认为顾是主持人之一，不然不会有许多校长”。
以上据竺可桢的回忆和分析，《为争取胜利敬告人民书》的具体组织者，应该是当时教育部的要员顾毓？，而这个文件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费巩签名的那个《对时局进言》。
2. （1968年5月25日）：“调查《中央日报》1945年4月15日的声明，其中最反动的是下面几句：‘国民政府――是全国人民意志的结晶’和‘一切以民族国家为前提，务使政令军权真正统一于国民政府，任何政党不拥有自己的军队，任何地方不违背中央政令。’我查1945年日记，知道我于2月23日从遵义到重庆，23日重庆《新华日报》登载了文化界郭沫若等200多人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主张设立联合政府。24日在张治中家中膳，张治中说和共产党办交涉不好办。最初共产党要9个师，以后说12个师，但现在要组织联合政府了。下午3点教育部召开在渝校长会议，到梅贻琦、王星拱、邹树文、李蒸、张孝骞、余上沅、欧元怀、刘季洪、齐心清等。――3月1日在教育部开了校长会议，到校长27人，除上述人外，尚有朱恒璧、胡定安、欧元怀、王衍廉（边疆学校校长）、张之江、张洪沅、田伯苍，此外尚有顾毓？。谈到1945年经费，但没有谈这声明。我看了名单以后，相信这声明大概是那时签的名。3月2日最后一句话谈到宣言。”
3. （1968年5月26日）：“晚间重新再看1945年3月初日记。2日，继续开专科以上校长会议。日记尾后说：今日开会时有一宣言，题为《争取胜利告国人书》，当场签名云云。这时离登报尚有一个半月时间。”
由上可知，《争取胜利告国人书》是在国共开始谈判以及《进言》发表后，在国民党当局授意下，于教育部重庆校长会议期间炮制出来的，并且由校长们签了名的。
4. （1968年5月28日）：“至图书馆看旧《新华日报》。［补示：《新华日报》宣言］”“幸有汉口的1945年《新华日报》，在二月22日第二版上有《文化界发表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一致政府》。全文第一句说道，‘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我想这是驳蒋介石‘以一不变应万变’的)，说在全世界战略接近胜利的阶段，而我们竟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当时已定四月25日在旧金山开苏、美、中、英、法会议)，说‘办法是有的，而且非常简单，只要实行民主’。下面提出六点：1．临时紧急会议作为国民会议的前驱。2．组织统一政府，推行战时政治纲领。3．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民身体自由。4．停止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政策。5．严惩贪污狡猾官吏。6．取缔友邦歧视之言论。这文大触蒋介石之怒。到四月初停止了郭沫若所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活动，而于三月初即着手组织四月十五（日）的《中央日报》登了《为争取胜利敬告国人书》宣言。这是有七百多人签名的，而进言则是二百多人（？）签名。在后者签名的有沈钧儒、郭沫若、沈雁冰、沙千里、邵荃麟、胡绳、侯外庐、马寅初、夏衍、高崇民、徐冰、曹禺、老舍、曹靖华、章汉夫、冯雪峰、廖沫沙、刘清扬、翦伯赞、刘白羽、潘梓年、潘菽、戴爱莲、董时进、张孟闻、卢于道、方令孺、周志城（以上四人复旦），农业方面金善宝、梁希，艺术界傅抱石、马思聪、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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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自幼 于 2012-7-1 08:1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