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捕杀季振同

周恩来捕杀季振同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号异之，又名季汉卿。1901年3月出生于河北沧州狼儿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入冯玉祥西北军第16混成旅当兵，以后逐级升至冯玉祥部卫队团团长。1926年9月，参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第十四师师长，参加北伐战争。 1930年4月，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冯玉祥战败，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季振同任该路军第25师第74旅旅长。1931年1月，第26路军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季振同明确反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蒋介石则严令26路军继续“围剿”红军，“侈谈抗日者杀无赦”。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26路军官兵的不满。1931年10月，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中共后，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积极做季振同、董振堂的工作，投奔红军已成为他们之间的公开话题。经过缜密准备，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于

1931年12月14日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率领第26路军17000余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被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第5军团，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军团政治季员。起义后，季振同即率领红五军团投入到反“围剿”作战中，成为中央红军的一支劲旅。

1932年1月，经朱德，周恩来介绍，季振同加入中共。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而装备实力又远远优于原汤原汁红军的红5军团，很快引起了红军高层领导人的警惕。于是，事情很快就开始了变化。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决定混合组编红1方面军的3个军团。红5军团被一分为三：黄中岳的15军到1军团，赵博生的14军到3军团，只有董振堂的13军和原第１军团的第3军组成新的第5军团。季振同仍是第5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为政委，周子昆为参谋长。这使得季振同、黄中岳等人有了“共产党终究信不过咱”的想法，加之在混编过程中，季振同对一些人事提出自己的要求，非但没有一项得到同意，反而遭到某些领导人的揶揄，季振同深感怨怒。而原26路军的官兵得知混编的消息后，极度震惊和不满，有些人情绪激烈，不分场合大呼小叫。黄中岳（红15军军长）表现尤甚。他不愿离开季振同去红１军团。当然，最后他不能不服从军令。毛泽东只想要团以下军官，中上层都不想要，除董振堂、赵博生外，最大的就是副团级的苏进了，苏进能活命还是跟毛泽东亲自谈话得到毛认可才留用的。而且中下级军官大多差遣到红军学校教书，没有带兵权。

就在此时，1932年4月初，冯玉祥派胡景陶到瑞金见季振同。季振同得到消息后不敢随意，立刻告诉了政委肖劲光。肖劲光代季振同向中央请示该怎么办？苏区中央局同意季振同在于都县城与胡景陶会见。不出季振同所料，胡景陶是来“劝降”的。胡景陶带来了冯玉祥、刘骥等许多人写给季振同的信件。季振同拒绝了老上司、老朋友们的好意。季振同礼送胡景陶回来后，立即把所有的信件都交给了肖劲光。几天后季振同向肖劲光提出离开苏区，到苏联学习军事的请求。季振同要求辞职出国的事很快就被老部下们知道了。黄中岳、肖世俊等纷纷从各自驻地赶来劝阻。这些伤了心的军人聚在一起，大发牢骚是不难想象的……

4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局接到季、黄密谋反叛的密报，告密者是原26路军潜伏党员王超。4月19日，漳州战役前一天，1军团侦察排在漳州荷花庄抓获一疑犯，从他身上搜出张贞签发的秘密通报，经审讯，此人名叫刘佐华，据称是冯玉祥派来和季振同再次接洽的代表。下午，经1军团保卫局严讯，刘供认季、黄的“叛乱计划”“同谋名单”。中央接报后决定秘密逮捕季、黄等人，先批准季振同离开苏区去厦门，在半路上实施逮捕。

4月下旬，肖劲光主持召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季振同临走时把自己的战马和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并且主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出来，包括他的手枪。5月5日，季振同来到了福建汀州，准备从这里化装潜往香港……季振同当然不可能知道，就在他到达汀州之时，他的老部下、红15军军长黄中岳正被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所逮捕。那天上午，黄中岳正在南靖镇天后宫主持连以上干部会议。一个排的马队突然冲进院中。中华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带着荷枪实弹的战士走进了会场，宣布逮捕15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全场200多名干部，包括军政委左权，无不目瞪口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捆走了。3天之后，还是这支武装马队，在汀州城逮捕了红5军团前总指挥季振同。红15军副军长张少宜等9人随后也被逮捕。

季振同、黄中岳、张少宜、萧世俊、高达夫、朱冠甫、李锦亭、曹振毓等人被捕后在1932年8月3日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审判。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5人组成；原告李克农代表政治保卫局提出公诉。李克农拿着《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缓慢而有力地念着：“……季振同、黄中岳……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听到这里，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怔，忍不住喊了起来……但他们立刻就被制止了。李克农继续缓慢而有力地列举出季振同、黄中岳等人的罪状：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在汀州设立反革命的联络机关；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审判结果：8月4日下午，临时最高法庭宣判：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等８人执行枪决，并没收一切财产。法庭甚至宣称：“判决是最后的，无权上诉。”

按照当时的程序，最高法庭的判决须经中央政府批准，经过项英的努力，8月10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议：因宁都兵暴的功绩，季、黄等人减刑免死，季、黄减刑为监禁10年，张、萧等人为监禁8年。1934年10月上旬某一天，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执委颂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应当采取坚决迅速的办法去反革命！……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土匪团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季、黄等人从拘押地——瑞金麻田收容所被解往于都梅子山处决。

在梅子山谷深林密的腹地，国家政治保卫局挖了几个大坑，作为处决各类“反革命”的刑场。当同为31岁的季振同、黄中岳在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押送下磕磕绊绊走进深山之中时，他们已经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了。他们默默无言地向前走着，直至在一个深深的大坑前被喝令站住时，他们才突然双泪长流着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曾经两次说过，处决季、黄是完全错误的。1972年6月，在中央一个“批林整风”的会议上，周恩来沉痛地说：“宁都起义，当然是我党做了工作，但季振同、黄中岳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说他二人不安心，想把队伍拖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也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搞死了！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的。”1979年6月，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静、孙继先、王秉璋、孟庆山、孙毅等宁都兵暴参与者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中央书记处批准为季、黄平反，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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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借刀杀人并直接行凶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在莫斯科郊区的银光别墅举行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4名)，代表全国4万多共党。7月11日，中共六大举行闭幕式，向忠发主持会议，周恩来致闭幕词。7月12-16日，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选举关向应、李求实、华少峰（华岗）、李子芬等为中央委员，关向应为书记。1928年7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报告了出席、缺席情况后，宣布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有表决权。全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周恩来兼中央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后，回到国内。11月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工作计划，周恩来同向忠发、李立三逐渐形成中共“三驾马车”。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顾顺章为负责人。特务委员会对于保卫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党员，严惩叛徒，起了重要作用。
1929年6月25-3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后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李立三、杨殷、彭湃。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任。
1930年9月24-28日，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10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中央常委会，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也就是说周恩来是中共的1号掌权者。
193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米夫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提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为王明等平反。瞿秋白一再检讨，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检讨自己的“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政治局委员职务。12月23日，中共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全盘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责，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是错误的。12月下旬，王克全等人认为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称中央现在不能信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职权。周恩来又提议他和瞿秋白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为此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委名单时，又提名何孟雄，但均为米夫拒绝。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
12月2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全体代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周恩来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1931年1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人通过《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声言“对于在党的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同志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指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
1931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周恩来、任弼时等发言。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草案。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主持下，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共进行了17个小时。会议最后改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选举时，先进行候选人名单的表决，当周恩来念到王明、博古等人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顿时秩序紊乱。在国际代表的控制下，以一票之差的微弱多数通过了米夫所拟的、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政治局委员和补选委员名单。史文彬首先起立，代表出席的中委等26人声明选举不合手续，会议应立即停开。于是代表群起集体退席，走出会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博古都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王明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中共一分为二，周恩来、王明是一派，称为“四中派”，何孟雄、罗章龙为一派，称为“非委派”。四中全会后，罗章龙、史文彬等26人联名写信给米夫，再次表示会议为非法，应宣布会议一切决议及选举结果无效。米夫感到事情有点不好办，就邀请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来开个会，以消除分歧。这会是在上海静安寺路地区一所花园洋房内开的，后来就被称为“花园会议”。1月10日黄昏时，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分批来到这里住下。第二天开会了，但没有结果，米夫等三个外国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1月13日，罗章龙组织并领导了不满和反对四中全会的13人，召开了“反动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并推举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王凤飞等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1月31日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他们还成立了江苏“第二省委”、上海闸北和沪中“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还派人到顺直、香港、满洲等地成立“第二党的组织”，并拒绝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和批评。革命文艺界也发生了分裂。“非委”的文艺组织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是李求实组织起来的，其成员有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1931年1月17日，“非委”在上海远东旅馆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会场已被巡捕和便衣警探50余人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时，就全被捕了，当场抓了29人。当晚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12人。当年国民党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匪情档案”中仍然存有这份资料，告密人是当时中共党的交通人王拙夫。这个王拙夫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认为是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作叛徒处理掉了。何孟雄被捕后，1月下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约见了罗章龙，一不留神把话说漏了：“从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1月27日，匪党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当时还把其他“非委”成员都开除了。当时匪党“反分裂”成风（1989年依然），这就决定了富田事变的性质。
由于当局惧怕事情闹大，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将在东方饭店被捕的23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文联的作家柔石、殷夫(白莽)、胡也频，还有“非委”的妇女部主任冯铿。这里的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求实（即李伟森）等5位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们被称为“左联五烈士”。有必要指出：左联5“烈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处决，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和作家——而是因为他们在国难当头时为中共武装叛乱、叛国而效命的颠覆者而已。否则，人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天天都在写诗作文骂着国民党和蒋介石，天天都在作文写诗歌颂着新沙皇斯大林的“无产阶级”的诗人和作家们，为何均未被处决？5“烈士”非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亡，是为参加武装叛国叛族、更“为中共出卖而死”。
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周恩来行“借刀杀人”之计，既消除了中共党内反对派的政治实力，还宣传了国民党残害英勇的共产党员事迹，同时还恫吓了党内其他对手，一箭三雕啊！先看当时的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给共产国际的《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写道：“罗章龙把一切托陈、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分同志几十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25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上海东方旅馆25人被抓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按王明的话来判断，25位共产党员被捕是共产党自己告密并且告密者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但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建民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99页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材料，明确地揭露说：“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绍禹就是王明。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吴冰书（Wu Bingshu）1949年被中共逮捕，于1967年披露了出卖何孟雄等中共地下党员及上海左联五君子者正是康生。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王云程1933年2月24日在其自首声明中的材料说明：“共产党内在其派别斗争中，经常使用暗杀或告密手段，借刀杀人，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容(即康生)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而康生正是周恩来的直属部下。
在“非委”成员1931年1月17日被捕的前后，周恩来依然是中共的实际领袖。1931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正式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对于政治局的决定，共产国际远东局表示赞同。这时，张国焘在苏联未回国，可见，周恩来是中共的龙头老大。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军委由周恩来为书记，聂荣臻为参谋长。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王明才得以成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借国民党之刀杀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何孟雄等人。
借刀杀人乃马列主义者打击竞争对手的惯技。马克思用很大部分时间来收集自己政治对手和私敌的材料上，如果有机会得话，他还会向警察局举报。1960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报道：奥地利总理Raabe，曾将一封卡尔.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喜欢这封信，因为它证实，马克思曾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这封信是在俄罗斯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它指证，马克思在他流亡伦敦期间告发他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人不服从他的领导。每提供一条消息，马克思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涉及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其中一个被告密的人叫Ruge，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密友，两人之间充满热忱的通信至今尚存。1992年日共创始人野阪参三100岁了，却从解体后的苏联披露出一则半个世纪前的内幕，说他在莫斯科曾诬告山本悬藏等日共同志，导致多人在肃反中被冤杀，他借苏共之手剪除了竞争对手！
当然，周恩来还直接指挥滥杀无辜。杀顾顺章的十族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1931年4月，顾顺章乘中共秘密设置的祥泰木行货轮，护送当时中央负责人张国焘、陈昌浩由上海到武汉。顾在武汉停留期间被捕，捕后称须见蒋介石后才能供出情报。去去见蒋介石前，先去极密电报。可当时中共的钱壮飞已潜入国民党的组织部调查科，为机要人员，当时该科负责人徐恩曽不在，钱阅电文后，立即派人告李克农，并以最快速度通知周恩来，周安排中共连夜撤离。第二天4月28日国民党既展开大规模逮捕，结果是扑了个空。身为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对此极为愤恨，经精心策划后在同年5月，与康生(赵容)率红队洪扬生、李龙章、王竹友等五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残忍地杀掉了顾顺章一家老少；包括顾妻、岳父母、小舅、小姑和保母。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顾的家人完全无辜，被杀前还在乐呵呵地替共党工作呢！周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斯烈是国民党26军第2师的师长，1927年“四一二”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他逃出了虎口。可是，在那天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周活埋了自己的救命恩人斯励。当场被杀的有30-40人。在行刑过程中，康生的表现比周更坚决、冷酷。对这次屠杀案的揭露，是因当时参与红队王竹友被捕后招了，他带人到顾家后院挖出许多具尸体。这事在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哄动了整个上海。顾说这是“残酷兽行，灭绝人性”，与封建王朝都很少用的满门抄斩没什么区别。
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24日叛变后即被枪杀；但6月26日中共中央才知其被杀；至1932年或1933年中共中央才知道其叛变。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1931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由周恩来、陈绍禹、卢福坦、张闻天等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指定为陈绍禹代理书记，王明这时才成为中共领袖。9月22日，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秦邦宪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中共临时中央受到了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团指导。10月中旬，王明、孟庆树（王妻）、吴克坚、卢镜如4人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也前往瑞金并于12月抵达，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这群王八蛋、人民迟早会公审他们！

長文終於看完，好個外表溫文爾雅、內心歹毒無比的公公！借轉謝謝！

周恩来行“借刀杀人”之计